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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兆荣:“我”在“他”中

更新时间:2022-05-25 00:05:49
作者: 彭兆荣  
就有“观察”,田野作业的本职工作就是参与观察。只是人们看事观物,看法多种多样。拉比诺田野反思的价值并不限于那个曾经吸引他前往调查的小村子西迪·拉赫森·利乌西,而是这个小村子为他提供了田野中全景式的观察。重要的是:“我”也在其中。我在田野作业中所观察的“事实”,视野不同,景观不同,风景、场景、人景、心景、布景各有差异,呈现“主观的客观”“主体的客体”“意识与存在”“真实与虚构”“内视与外视”“此处的他处”“过去的现在”“主体的分裂”“他者的我者”“自我的他性”“景观与人观”“权力与话语”等多种景象。人类学家无形中都成了田野中的“凝视者”,一如庄子《秋水》中的“子”与“鱼”:我非鱼,子非我,子非鱼;我与子,我与鱼,子与鱼,各自观景,各自阐释。

  

   我的凝视与被凝视,在法国哲学家那里获得了重要的理论陈说,无意中成了拉比诺进入田野的向导。拉康的“凝视—镜像”合成理论揭示了人的自我分裂性。在《镜像阶段:精神分析经验中揭示“我”的功能构型》中,他借生物学原理说明镜像中自我的不完整性和虚假性。拉康以婴儿“照镜子”为例,婴儿以游戏的方式在镜像中自我玩耍,与被反照的环境之间形成特殊的关系,借以体验虚设的复合体与这一复合体所复制的现实世界。婴儿的身体、动作与环绕着他的人和物形成了特殊的镜像。拉康的结论是:在“前镜像阶段”,婴儿处于最初的不适应和动作不协调的“原初混乱”之中,对自己形象的认同是破碎的、不完整的。“碎片化”造成自我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断裂。自我为自我的镜像所分化、分裂、分解。“自我的分裂”决定了人类学家通过田野作业去寻找“自我的他性”。解释类似“凝视”,田野作业让拉比诺重新发现了自我存放在“他性”(otherness)中的奥秘,一个饱满的“自我的他性”(伯克利人类学系华裔学者刘新的著作名称,中文译名为“流心”),又辗转回到了那一点题之句:“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

  

   福柯一直是拉比诺重要的学业“导师”。拉比诺也成为北美阐释福柯思想的重要权威之一。如果田野作业中的不同场景都羼入“解释的镜像”的话,那么,观察便成为一种主体实践的过程。在此,福柯的“凝视”理论也在拉比诺的“解释”中留下了影子。福柯运用“凝视理论”于知识考古和话语表述,特别是作为医院和监狱的田野对象,“把脉式”地抓住了这一特征,将“凝视”视为现代临床医学的基本特征。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他发现医生“看病”类似于“凝视”,临床医学毋宁说是一种特殊的凝视方式。循着这一思路,“医学凝视”便成为一种临床医学的话语理论。临床医学的“凝视方式”呈现几种分析视野:“凝视”首先是一种专业性的观察方式,即在临床医学场景中医生对病患施予的特别的、专业化的行为;其次,“凝视”衍化为一种具体的、有形的、充斥于社会的、象征化的权力关系和软暴力;再次,由社会组织化、系统化的社会作用力,即一种看不见却处处存在的力量,福柯以其独特的“知识考古学”的眼光,成为某种具体的、有形的、生理的行为所潜伏着的、具有明确指向性的价值主导方式。为此,拉比诺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于医学人类学的研究。

  

   拉比諾的“解释”更倾向于“法国式”,特别是福柯的“词与物”谱系学式的考释方式。虽然,词与物的谱系学可能存在着历史演变的“裂痕”,甚至完全分道扬镳;意义在延伸中可能被带入他途。但毕竟势如河流,折道亦有其自身道理。更重要的是,在解释学理论中,“词与物”的谱系学可以些微地管理人类学家的解释,使之不至于过分放纵“主观性”。总之,福柯成了横亘于师徒之间的阻隔。一个事件可以为证:格尔兹作为解释人类学的领军人物,却拒绝参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学界因输入福柯代表的欧洲后现代社会思潮而掀起的辩论和反思热潮。在贝拉因为提倡“道德的社会科学”而与主张“用社会学解构符号霸权”的布迪厄打得不可开交时,格尔兹作壁上观。而《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出版时,贝拉和布迪厄为之写了序、跋,作为老师的格尔兹却只是“留白”。“留白”是因为老师担心弟子作品出版后“自毁前程”,还是从自己当学生的经验中感悟到人心不古而步入“隐士”生涯,或者是对弟子将解释人类学的“格氏设计”引入他途的不满?不得而知。

  

   这部著述以“反思田野作业”为名,颇为平淡;或因“平淡”才引人注目。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在拉比诺眼里,田野在“某处”并不是最重要的,“田野道理”才是决定性的。费孝通早年在魁阁时曾经说过:“普天之下处处是田野。”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人类学家的生命和生活在场(being-there)也可视为一种“田野经验”。当人类学家到一个地方,他的生命价值、身体实践、社会关系等全都在“此处的他处”。“在场”成了观察、想象和解释的一种方式,“那里”正是“这里”建构语义的镜面。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田野作业使我们在批判性思考的实践中获得重大价值,而这却是过往的人类学家们很少关注的。拉比诺把“田野”扩大到了“人际关系”的“在场”,其实,学者的学术场域与学术生涯也无妨视为一个“在场”。在伯克利这所大学,由博厄斯的大弟子克鲁博在美国西部创办了第一个人类学系,后来成为美国人类学的重镇。正是在伯克利,拉比诺遇见了罗伯特·贝拉,贝拉力排阻力,不仅做到了让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力作,还使得拉比诺因此受聘于伯克利人类学系,从此成为该校人类学精英学者。伯克利也成了拉比诺“田野”的归宿。

  

   或许,拉比诺正是以田野为借镜,使得当代解释人类学在发展中出现“转向”,使得这部看上去具有叛逆倾向的民族志成为经典。作品为人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在“他”中完全现身。这也是民族志的真正价值所在。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美]保罗·拉比诺著,高丙中、康敏译,王晓燕校,商务印书馆二00八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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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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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22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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