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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青庆:由“耻”到“鬼”的视角突变

更新时间:2022-05-25 00:02:46
作者: 陈青庆  

   二0二一年九月,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了东京大学教授丸尾常喜的鲁迅评传《明暗之间:鲁迅传》(『鲁迅:花のために腐草となる』)。丸尾常喜的鲁迅论因独特而深湛的阐释体系,在中外学界获得“丸尾鲁迅”的美名。此前,国内已出版过他的《“人”与“鬼”的纠缠:鲁迅小说论析》(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和《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0九年版)两部研究著作。加上今年的《明暗之间:鲁迅传》,可以说“丸尾鲁迅”在中国的译介工作已基本成形。在此,笔者想探讨一下“丸尾鲁迅”在形成过程中的一次“事件”,即“丸尾鲁迅”的重点由“耻”到“鬼”的突变。

  

   学界一般将日本战后的鲁迅研究者分为三代。第一代以竹内好为代表,他在一九五0年前后确立了日本战后鲁迅研究的基本阐释框架。第二代以活跃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丸山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为代表,他们在竹内好的基础上将战后鲁迅研究推上高峰。第三代则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藤井省三、代田智明等为代表,他们与前两代学者的研究方式与思考路径明显不同—前两代学者构建了以鲁迅为媒介,在探求中国乃至亚洲现代性的基础上反思日本现代化的鲁迅研究传统;第三代则“另起炉灶”,以实证分析、社会学、比较文学和文本分析等方式对鲁迅展开学术性研究。换言之,日本战后鲁迅研究发展到第三代学人时已发生明显转型。丸尾常喜通常被认为是第二代学者的代表之一,不过他的研究与第三代鲁迅研究者也存在共通之处。

  

   提起“丸尾鲁迅”,可用“鬼”与“耻”二字简单概括其独特性。“鬼”是指丸尾常喜另辟蹊径提出“阿Quei 即阿鬼”的假说,开辟以中国民俗中的“鬼”文化观念阐释鲁迅文学及其思想的崭新路径,这是“丸尾鲁迅”最具影响力的部分。“耻”则代表了丸尾常喜的早期鲁迅研究,探讨的主要是鲁迅文学如何生成的问题。自竹内好提出“回心说”后,鲁迅文学生成的根源问题一直是日本鲁迅研究界的焦点。丸尾常喜结合日本的耻感文化,强调鲁迅文学的本质是“作为民族自我批评的文学”,认为鲁迅文学生成的重要契机是个人以及民族的“耻”之意识。由此观之,“丸尾鲁迅”中的“耻”之部分显然继承了竹内好等学者的研究课题,而“鬼”之部分则与第三代学者的研究方式呼应。也就是说,当日本战后鲁迅研究发生转型之际,“丸尾鲁迅”内部也发生了转折。

  

   一九八三年,对“丸尾鲁迅”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丸尾鲁迅”的重点在这一年实现了由“耻”向“鬼”的转变,而且其进程之快甚至有些突然。自一九七七年起,丸尾常喜便计划以“作为民族自我批判的鲁迅文学”为题,撰写五篇系列论文以分析鲁迅文学中的“耻”之意识。一九八三年一月,在该系列论文的第三篇《从〈呐喊〉到〈彷徨〉》发表后,他还在文章追记中表示将继续同系列研究,并公布了将发表的第四篇和第五篇论文的拟定标题,即《关于〈彷徨〉里面“耻辱”的推移》和《关于“耻辱”的恢复》。然而,这个研究课题此后由于某种原因戛然而止,预告的这两篇论文最终也未能面世。不到一个月之后,丸尾常喜实际发表的是《阿Q 人名考:“鬼”之影像》一文,也由此开启了自己以“鬼”为核心的崭新研究视角。

  

   一个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发生重大转变,其背后通常蕴含着复杂原因。那么,“丸尾鲁迅”的重点在短时间内发生了从“耻”到“鬼”的转变,其背后又潜藏着怎样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丸尾常喜几乎未在文章中提及,但我们或许可以从《明暗之间:鲁迅传》中获得一些启发,并由此管窥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转型经纬。

  

   《明暗之间:鲁迅传》的日文原著是集英社于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间推出的“中国的人与思想”系列丛书中的一本,也是彼时四十八岁的丸尾常喜出版的第一部著作。该书后记的落款时间为“一九八五年四月”,据此可推测写作时间大约在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五年之间,恰巧与“丸尾鲁迅”的转变期重合。而且,书中的内容编排也显示出其研究重心正在经历从“耻”到“鬼”的过渡。

  

   作为一本面向大众的鲁迅评传,《明暗之间:鲁迅传》的重点在于通过对鲁迅人生经历与文学世界的追索,展现鲁迅“历史中间物”意识的确立过程及其心灵轨迹。书中关于“耻辱感”乃鲁迅文学生成之契机的论述,显然来自丸尾常喜此前关于“耻”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关于鲁迅文学及中国传统文化中“鬼”形象的论述,在书中亦占据相当篇幅。后来,这些论述在丸尾常喜一九九二年提交的博士论文《关于鲁迅与传统的基础性考察》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并构成了“丸尾鲁迅”的“鬼”部分。换言之,《明暗之间:鲁迅传》可看作他个人研究转型期的过渡性产物。

  

   丸尾常喜在该书后记中提到,自己一直对鲁迅抱有一种“同时代感”。他说:“说来也是我马虎,此次写作之前,我一直觉得鲁迅生活的时代与我生活的时代多少有些重合。然而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那一年我才出生,所以其实毫无重合之处。”对于一名鲁迅研究者而言,鲁迅的生卒年月本是常識,没有误记的理由,而此处却说自己此前一直怀有与鲁迅同时代的“错觉”,并且这种“错觉”仅出现于此书写作之前。这一情况,确实值得探讨。实际上,在之后的论著中,丸尾常喜对鲁迅的叙述确实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距离感”。例如,他在《“人”与“鬼”的纠缠:鲁迅小说论析》中说:“鲁迅或鲁迅的文学同我个人之间存在着两重障壁。一重是超过五十年的时间之壁。……另一重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民族之壁。”

  

   关于这种“同时代感”的由来,或许可用丸尾常喜在解读鲁迅时反复强调的一句话解释,即“回忆是由回想之际回忆者的意识来加以选择与过滤的”(《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所以,这种“同时代感”很可能是其“有意识选择与过滤”的结果—当中既包括他独特的个人意识,也反映出日本战后的一种时代意识。

  

   在丸尾常喜的个人意识层面,对鲁迅的“同时代感”或许与其恩师增田涉有关。一九六二年,丸尾常喜从东京大学毕业后,到大阪市立大学跟随增田涉学习,从此开始鲁迅研究。众所周知,增田涉于一九三一年游学上海时拜鲁迅为师,其后频繁到鲁迅家中听鲁迅亲自讲授《呐喊》《彷徨》《野草》等诸多作品,后来他将自己向鲁迅求教的往来书信编成《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不仅如此,增田涉还时常向自己的学生谈起自己与鲁迅交往的点滴以及鲁迅一字一句授课的情景,甚至包括鲁迅说话时的语态神情。《明暗之间:鲁迅传》中许多谈及鲁迅其人的引用均来自增田涉的叙述。或许,正是这种师承的因缘在无形中令丸尾常喜心中形成鲜活而生动的鲁迅形象,也令其对鲁迅抱有一种仿佛触手可及的“同时代感”。

  

   在日本战后时代意识的层面,对鲁迅怀有“同时代感”,是战败后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日本知识界存在的一种普遍感觉。鲁迅在战后日本迅速受到广泛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知识界将鲁迅视为中国革命经验与精神的象征符号,试图借助对鲁迅文学的阐释寻求促进战后日本社会复兴、反思近代化、重建民族主体性的思想资源。正如伊藤虎丸所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和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成为我们战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出发点。当时,对于侵略战争的自我反省和中国革命成功给予我们的深刻冲击结合在一起,我们很想学习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尤其是很想跟鲁迅学习。”(《鲁迅与日本人》)因此,日本战后的鲁迅研究从建立之初便将鲁迅置于日本社会的内部语境之中,这与当时日本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产生强烈共振。比如,竹内好与丸山昇分别以“文学者鲁迅”与“革命者鲁迅”的构建回应了战后日本的“文学与政治”论争,以此寻求反思日本近代化的思想资源;大江健三郎等知识分子在一九六0年安保斗争之际默念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并纷纷走上街头,以实际行动守护战后民主主义;伊藤虎丸通过对鲁迅“个”之思想的考察,把握西欧近代化精神的本质,进而反思一九六八年“大学纷争”事件和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失败教训……换言之,从战败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鲁迅在诸多日本知识分子眼中是一位与他们怀有共同革命思想的同志和战友。这种极具现实性与批判性的鲁迅接受方式,尽管难免伴随着主观与片面,但也因此促生了日本知识分子对鲁迅的强烈“同时代感”。所以,对亲历战后日本社会重建与思想斗争过程的丸尾常喜来说,他对鲁迅怀有的“同时代感”更可能来源于此。

  

   因此,初期的“丸尾鲁迅”从耻感文化出发,将鲁迅文学视为“作为民族自我批判的文学”,是对第一代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继承与发展。相应的,“丸尾鲁迅”从“耻”向“鬼”的转变,或许与日本战后鲁迅研究的转型和日本社会思潮的变化有深刻联系。

  

   随着日本社会向大众消费社会的逐步转化,左翼力量衰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陷入低谷,“政治的季节”迎来终结。日本战后知识分子与鲁迅的“同时代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顶峰后便逐渐减弱。与此同时,日本思想界也经历了从“存在到结构”的转变,日本鲁迅研究亦随之转型,逐渐退离思想论争的第一现场并重回学院。鲁迅文学与思想中的“政治性”品格开始日渐淡出日本学界的研究视野,历史化、相对化、理论化的研究范式逐渐成为主流。一九八三年一月,刚上任不久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施政演说中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要求修改和平宪法,摒弃“自虐性史观”,重新培植日本的“民族自尊心”。这一口号的问世可说是日本战后社会的一大分水岭。以此为界,全面反思战争责任、反省日本现代化失败教训的思潮不再是日本社会的时代强音,民族自我批判的精神逐渐遭到“稀释”,否认战争侵略性、试图摆脱战败国阴影的新保守主义由此走到台前。或许丸尾常喜也正是在此时发现,迄今为止自己对鲁迅文学及其精神的“同时代感”正在沦为一种“错觉”,鲁迅的时代与自己生活的时代“其实毫无重合之处”。

  

   于是,自一九八三年起,丸尾常喜开始了以“鬼”为鲁迅研究重心的崭新视角,其目的是通過将鲁迅文学相对化以把握其背后近代中国乃至中国文化的真实面相。他认识到,此前日本鲁迅研究的根本问题是过度强调中日两国历史经验的共通性。由于中日两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致使研究者容易忽视两国民族文化的相异性,这反倒成为日本鲁迅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以,丸尾常喜决心将鲁迅研究的重心转移至中国文化。加之他受到周作人的启发,赞同其“中国民众的感情与思想集中于鬼……故欲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俗”的主张,因此选择“鬼”作为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切入点。

  

   综观“ 丸尾鲁迅”的重心在一九八三年由“耻”到“鬼”突变的事件,从结果上看似乎是突发的,但是其内部存在复杂的诱因。这在《明暗之间:鲁迅传》中已有所显现。当丸尾常喜意识到自己对鲁迅抱有的“同时代感”沦为一种“错觉”时,他也认识到日本战后鲁迅研究需要正视中日民族文化的相异性。这便是“丸尾鲁迅”日后逐步走向成熟的转折点。

  

   (《明暗之间:鲁迅传》,[ 日] 丸尾常喜著,陈青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0二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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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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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22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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