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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纲:德日进与“反思全球化”

更新时间:2022-05-24 23:51:30
作者: 李天纲  

   在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1881-1955)丰富的思想中,最打动我的是他对于二十世纪全球化时代降临的预言。虽然德日进并没有系统地论述过“全球化”,但他从古生物学出发对人类“融合”本性的揭示,确实是“二战”以后全球化运动的精神支柱。我佩服德日进的洞见,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相互残杀之际,看到了战后大团结的前景。受他思想的激发,我写过一篇论文《从德日进的“共同精神”到“宗教共同体”》(收入卓新平、王晓朝、安伦主编:《从宗教和谐到世界和谐》,上海学林出版社二0一二年版),当时所持的是一种乐观的论述。如今,经过二0一六年、二0二0年两次美国选战,以及在西、东亚洲各地的多种冲突,现在的世界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逆全球化”时代。应该承认,“二战”以来七八十年的全球化确实生出了很多弊端,人类社会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加以调整和限制。但是,再次阅读德日进的著作,发现他的全球化预言并未过时,他并不需要为当今的全球化挫折承担过多的责任。深入理解他的思想还会发现,他有很多相关的“预言”仍然在实现中,他的一些告诫和警示我们并未好好讨论,在上一波的“全球化”运动中被忽视了。

  

   德日进对人类一体化的估计是基于二十世纪将有“超人类”“超生命”的出现,人类的智力将进一步聚合,连为一体。地球“智慧圈”里的“人的现象”,今天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正在加剧。互联网、大数据、AI把各个角落的人类连接起来的趋势愈演愈烈。按目前技术的发展,行政权力其实无从控制数据流通;而某一平台或网红形成一个群体,倒是会拥有声张其自我中心的权力。二十一世纪科学发展,如此既“聚合”又“分歧”的趋势和方向,都没有出乎德日进《人的现象》(一九三八年完稿,一九五五年出版,中文版为新星出版社二00六年出版,李弘祺译)之所料。德日进在他的著作中一直使用“反思”(reflexion)一词来描述人类面临困境而超越自身的努力。他的“反思”,和黑格尔的“精神反观自身”哲学观念有关系,但却有着他在生物学上的独创想法。他说:“让我们离得远一点,站得高一点。为此,让我们从一个正在自卷的宇宙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对‘去人性化的全球化的恐惧是被夸大了,因为我们惧怕的全球化,从其效果来判断,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只是作为真实的和直接的进化过程之继续。”(德日进:《人在自然界的位置》,汪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0六年版,124页)正是从这个“反思”的意义来说,我们与其说这是“反全球化”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反思全球化”时期。采用“反思全球化”,而不是简单的“反全球化”,是因为我认为“二战”以后的全球化实践确实需要反思,而人类大团结的进程不会停止。

  

   在这个时候,重温当年德日进在人类最为悲观的时刻,乐观地提出“全球化”的理想主义,对我们当今“反思全球化”有着启发意义。一九四五年,英、法、美、中同盟国士兵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与德、日、意轴心国联盟激烈交战。三月十日,应法国驻北平领事馆的邀请,德日进发表演讲。在这次不著名的演讲中,他提出了一个“全球化”的概念:“人类目前的位置:全球化阶段。”他解释说:“人类意识的全球总合,这个想法(以及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即凡是宇宙中有生命的行星,都会像地球一样,笼罩在某种具体形式的全球化精神中),初听起来可能会显得疯狂,可是,它难道不是恰恰概括了一切事实,而且严格推论出分子化的宇宙发展线吗?它显得疯狂,但在明显的事实面前,现代大生物学家,比如朱利安·赫胥黎和J.哈尔丹,不都开始科学地研究人类,像分析所有的大脑那样(一切事物本来平等),来分析人类的未来吗?”(德日进:《生命与行星》,载《德日进集》,王海燕编选,黄晓敏译,上海远东出版社二00四年版,188页)德日进在战乱中看到了和平,在分裂中看到了团结性的“总合”,一如既往地对人类前途抱有信心。

  

   战前,德日进是“全球化”的预言者;战后,德日进影响了“全球化”的实践者。他以深刻的思想,推动着联合国体系的建设。同代人中,赫胥黎、汤因比、史怀哲、李约瑟等人都是他的思想拥趸。一九八三年,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JavierPerezdeCuellar,1920-2020)在联合国大学举办的德日进纪念大会上,回顾德日进对联合国的思想影响,他说:“我之前的两位杰出的前任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Hammarskjod,1905-1961)和吴丹(UThant,1909-1974)曾经表示说:德日进是当代能够对人们施加巨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我同意他们对这位哲学家的普世、人道,以及灵性思想,还有他对和平之远见的基本评价。……今天,我们缺乏一种对于和平、友爱和普世合作的新的、全球的、人道精神的视野。所以,德日进视野中的分析和配置,对我来说就有极大的重要性。在一个刚刚开始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新的全球化时代,这个视野有益于丰富我们的讨论。”遗憾的是,德日进曾经寄予厚望的联合国,在八十年代以后就陷入了困境,如今更是濒临“一战”后国联面临的绝境。

  

   “二战”后的七十年里,德日进是对人类思想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们曾经把他和经济学家马克思、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并列为二十世纪三大思想人物,我认为是恰当的。马克思按经济身份分别人群的理论,弗洛伊德讲人性受欲望控制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关于社会不和谐的理论,反映了“二战”前哲学家对于严重社会问题的焦虑,是一定意义上的悲观主义。德日进不同,他在混乱中看到了希望,从私利中看到公理。他对人类携起手来,走到同一个终点充满信心。他在《人的现象》中指出,人类的结局是融合,不是分裂,因为他们必定会在奥米茄点与上帝会合。在全书的最后一章“终局的大地”,德日进指出了人类心智演化的三个特征:“思想微粒的密切结合;个人、国家或种族的综合;另外,为了要把基本人格加以联系,而且不破坏它们,便需要在真诚同情的气氛下有一个自立而最高的人格焦点。”(《人的现象》,206页)这三个特征,贯以一个“合”字—人类精神的合一。

  

   德日进的“融合”思想,初看起来确有乐观主义色彩,容易被今天“反思全球化”的人看作思维简单,认为他回避了“在一个演化的世界里‘恶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其实,作为一个耶稣会士,德日进对“Sins”有着更深的理解,而他也意识到会被质疑,说:“确实,‘恶一直没有被我提到,至少没有公开提到过。其实,它是在我所站立的整个系统的每一关节、每一支点、每一角落、每一空隙都渗透着。”(《人的现象》,227页)以演化论看人类从“阿尔法点”到“奥米茄点”的全过程,生命世界从虚无(创世)到寂灭(审判),不可能是一种简单的乐观主义。德日进说的“融合”,是生命演化中的“上升”力量,而演化过程必然伴随着“无秩序与失败之恶”“分解之恶”“孤独与焦虑之恶”和“成长之恶”。这些“恶”,德日进作为个人、国民、会士和科学家都有遭遇和见证。他的家庭与伏尔泰、孟德斯鸠都有血缘关系,算是贵胄之后;也和维特根斯坦一样,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以及权力的虚妄。“作为一个纯粹的生物学家,我仍能发现人类的史诗和十字架之路非常相似。”(《人的现象》,228页)德日进的那种忧郁气质,看上去确实也不像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经历过两次大戰,在华北目睹过割据、混乱、背叛,个人还遭遇了思想遗弃,德日进相信“融合”也只是生命的过程,而“天主是人类进化的终点”。当我们“反思全球化”,再回头读德日进,就会有这样“理智上的悲观,意志上的乐观”。

  

   二十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很多思想深刻、言辞尖锐的批判学者,在法国有萨特、福柯、德里达,在美国有乔姆斯基、理查·罗蒂、萨义德,他们和德日进有一样的理想主义,这没有问题。他们的思想顺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理论,去分别、分离和分析人群,也各有自己的道理。不一样的是,他们主张的“多元主义”(Pluralism)经常分人群为“多”,而不是融人类为“一”。和战前思想家德日进相比,战后成长的一代在“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之“多”上胜过前辈,他们对东方文化更同情,对弱势群体更关心。但是,老派的德日进对维护普世文明的核心价值,即一种基于信仰的人性尊严,有着更加坚定的持守。德日进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他在演化论上坚持科学观点,与权威教义并不配合。《人的现象》在他生前不得出版,他的人类起源学说至今还没有得到教会的公开承认。他对天主的信仰,是他自己的信仰;他对欧洲文明传统价值观的维护,也是一种向着未来的预测;他基于古人类学的“创世论”(Genesis)让他关注人类精神本体的同一性。他的“合一”思想,用来维持人类的基本尊严。在“反思全球化”的时候,我们对德日进的这种积极的保守主义思想应更加重视。

  

   当我们回到现实,发现“二战”以后的全球化运动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人性之善在推动人群融合,生命中的恶也在分离人群,制造冲突。例如,二0二一年东京奥运会比赛,让我们看到这个曾经最为成功的全球化组织,在新冠疫情期间遭遇了巨大挫折。国际旅行限制,赛场上没有观众喝彩;民族主义泛起,比赛成绩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国族内不同群体分歧,不再联名组团;性别、年龄和药品辨识标准逐渐模糊,令比赛分组和成绩记录更加困难……奥运会如此,世博会如此,WorldBank、IMF、WTO、WHO、UNESCO莫不如此,连联合国本身也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总之,“二战”后建立起来,曾经很有希望的全球化体系,经过五十年的运行,在二十一世纪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挑战。全球化仍在延续,而全球化实践中的弊端也必须加以限制。德日进所说的“智力结合”仍然是人类历史的趋势,既然人类具有智慧,能够掌控自身命运,那就应该行动起来,对恶性全球化加以限制。目前阶段,我们应该用一个Limitedglobalization(有限全球化)来纠正过度、放任和滥用的全球化。提出这个“限制”,并非消极,更不是否认德日进的预言。按照德日进对全球化进程的描述,二十世纪的人类受自身理性的支配,人有自由意志;同时人类的演化也有目的,最终是与天主的会合。有目的,就有方向;为遵循方向,就有自我限制,限制来自我们对于终极发展方向的瞄准和校准。

  

   “二战”以后的“多元文化”实践,强调的是民族独立,社群分立,欲望释放,对其负面效应不加限制,造成各种各样的身份政治,令“文艺复兴”和“大航海”以来具有共识的“现代性”(Modernity)普世价值相对主义化。这一波的全球化,常常是把价值观上的相对主义合法化,以致出现了西方人为了完成“政治正确”,把东方社会一些落后、反人性的传统当作“文化”来欣赏;而亚洲、非洲和中东一些政权,又以自己的“多样性”为凭借,抵制普世价值在当地社会的实现。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德日进在北平。我一直疑惑一个问题,不解于德日进的“多元文化”观:德日进同样是一位耶稣会士,一九二三年来华,一九四六年离开,在北平生活了二十三年,曾和一群杰出的中国科学家翁文灏、丁文江、杨钟健一起工作,却从来不说汉语,也不像耶稣会的前辈利玛窦那样热衷和赞美中国文化,太不“中国化”了。现在我是这样理解:在北平腐朽、落后和混乱的状况下,德日进是在坚持文明准则,不赞赏愚昧,不屈从权威,他坚持科学家“实事求是”的事实标准和价值判断。虽然我觉得德日进可以区分文化和政治,对中华文明稍微温存一些,但他对普世价值的持守,对科学和信仰的追求,确实令我更加佩服。

  

我认为德日进说的“奥米茄点”上的终极力量,仍然是一个隐喻,是“一个自立而最高的人格焦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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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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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22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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