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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绪:秩序与繁荣:政治学原初问题的制度主义解释

更新时间:2022-05-24 08:44:51
作者: 王正绪  

  

   摘要:政治实践的基本目标是获得某种政治秩序。实现免于战争、暴力、饥荒、匪盗等,就获得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在此基础上,政治共同体追求一种繁荣的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实现需要在价值、认知、组织、技术四个层次上构建出合理和有效的制度,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道统、政道、制度体系、制度性技术。比较政治学和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等研究应当进一步摒弃西方冷战政治学塑造的“民主—专制”的政体比较的范式,将政治学研究的本体提到更高的抽象层次,即政治秩序的层次。

   关键词:政治秩序;制度主义;道统;政道;国家治理体系

  

   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本文认为,政治的核心问题应是谋求实现基本的政治秩序、进而谋求获得繁荣的政治秩序。基本的政治秩序即免于动乱、战火、匪盗等,使人民的人身与财产得到保障的状态。良好的政治秩序则是在此基础上实现繁荣,从而使人民能够获得富足与幸福。相应地,政治学的核心任务应该回答政治秩序是什么、政治秩序如何实现、良好的政治秩序应该是什么样的、良好的政治秩序如何实现等几个原初问题。

   本文将政治秩序定义为政治系统的一种状态−政治系统具备了一定的可预测性,即获得了政治秩序。本文认为,政治共同体实践中形成的制度,起到规范、指引、约束政治行为者的作用,给政治实践带来了规律性和可预测性,该政治系统因此就获得了政治秩序。政治秩序赖以形成的制度体系,包括理念性与组织性的两种类型的制度。这两类制度一共构成一个四个层次的制度体系,即价值、理论、组织、技术层次,对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提供规范、指引、约束。这四个层次的制度,本文分别称呼为道统、政道、治理体系、制度技术。这是政治秩序的一个广义的制度主义解释框架。

   一个政治共同体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秩序,例如是强调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或放任,还是强调共同体成员的责任、约束以及共同的福祉与团结;是强调成员的自主性还是强调共同体的集体权力,等等,主要是由共同体的理念性的制度即其价值(道统)和理论(政道)层次的制度规定的。因此,理念性的制度规定了秩序的类型和特征。另一方面,共同体能否实现其理念性制度规定的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则要看它在组织和技术层次的制度是否有效,即是否形成了制度性的能力来贯彻、执行理念类的规定。换言之,理念类的制度决定了一个政治体想要什么样的政治秩序,而组织技术类的制度决定了政治秩序“能否”实现。

   通过比较政治共同体的基础性政治价值−即价值层次的制度,可以区分不同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秩序。人类有政治实践史以来,无论是在具体实践还是思辨性的论述中涌现的各种以“主义”命名的政治价值或理想,代表了不同的政治秩序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可以用来标识在当今世界不同政治共同体里存在和运行中的政治秩序。本文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秩序的主要制度性构成,阐释这一政治秩序的理念性制度构成和组织性的制度架构。本文以自由民主政治秩序为例,说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基础性价值或道统如何规定其追求的理想型的政治秩序的特征,并分析自由民主政治秩序在价值性和理论性制度层次的缺陷。最后总结全文。

  

   一  政治秩序:回归政治学的原初问题

  

   对政治秩序的关注并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政治实践,一直以“治”为政治实践的理想。“天下大治”即是一种和平、稳定、繁荣的政治秩序。“ 治世”则是获得了良好政治秩序的时代。归根到底,政治学的研究一直也只是在追问两个原初问题:(1)什么是好的政治秩序(治世)−政治共同体实现了和平、安定、富足、繁荣、自由、幸福等目标或获得了这样的状态;(2)如何实现好的政治秩序−按照什么样的原则、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规则、手段、政策来解决政治混乱与失序,实现和平、安定、富足、繁荣等状态。政治学或政治实践中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无非是在争论理想的政治秩序应该是什么样的以及应该如何实现这样的政治秩序的问题。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以西方政治学为代表的现代政治学研究中对“民主化”和“民主转型”的集中关注,无非是已经假设了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即以北美和西欧为模板的自由民主政治秩序。由此,这一认识论操作将政治学的研究限定在如何实现这样自由民主的政治秩序、自由民主为什么是一种好的政治秩序、自由民主的政治秩序如何能够维持等以“民主”为核心的研究问题上。到了21世纪初,全球诸多在所谓“第三波”民主化中实现所谓“民主转型”的国家,都纷纷呈现出治理绩效低下、政治失序的现象,才有一些人重新提出“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和政治秩序的问题。更有甚者,近五至十年来,以美国、英国等传统意义上的“先进民主国家”(advanced democracies)也出现了所谓的“政治崩坏”的现象,政治秩序才重新成为一个直接吸引大家的问题。

   自西欧在美国马歇尔计划支持下完成从战后的复苏、进入持久的快速经济增长,直到冷战结束后至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美国和西欧享受了半个世纪的繁荣与和平。从长期的视角来看,这大约半个世纪(约1960−2010年)的北美西欧的繁荣只是人类漫长历史上的一个转瞬即逝的小片段。但是,这一繁荣在知识社会学上的后果之一,是造成了北美、西欧“自由民主”政治秩序在认识论上的优越性。这些地区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因此也被称为先进或“发达民主地区”(advanced democracies)。在政治学中,在冷战期间的所谓“发展政治学”和“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即成为探索亚非拉国家如何以欧美国家为模板进行政治建设的学问。这半个世纪的繁荣的重要政治或实践后果则是诸多南欧、拉美、非洲、东欧、中亚国家在20世纪末的“民主转型”。这一被称为“第三波民主化”的政治事件,既是一个国家内部政治发展的事件,也是“全球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巨大事件。就全球的政治学研究而言,冷战开始以后,西方的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形成了一套以“民主”为核心的论述、理论、研究议程。“民主”在政治学领域成了唯一正确的、唯一正当的政治体制的代名词,而“民主转型”也成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几乎是最重要的议题。西方学界让人们完全忘记了,在20世纪世界的政治史上,由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被认为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对西方国家的政体正当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知识分子逐渐发展起一套对民主的程序性定义,即熊彼特的“民主=定期的通过竞争性选举更替政府”的叙述,从此西方知识界和意识形态界将不举行多党竞选的国家全部归为非民主政体。

   对政治秩序的关注早于对“民主转型”的关注。虽然萨缪尔·亨廷顿最为人熟知的工作是他的“文明冲突论”和对他称为第三波的“民主化”的界定与叙述,但事实上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作却敏锐地发现了政治秩序对国家和社会的极端重要性,并开创了比较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他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至今仍然是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生课程必读书目,而且也是博士资格考试的必读书目。全书第一句话说:国家与国家政治上的最大区别,不是政府的类型,而是政府的程度。这句话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政府(国家)能够提供治理。然而,在冷战的地缘政治、东西方竞争的全球格局下,这一视角被完全忽略。相反,西方政治学界在其后半个多世纪中,将政治学研究引入一个巨大的误区。以西欧模式的“民主”为目标的“现代化理论”“发展政治学”以及后来的“民主化”“民主转型学”等完全占领了政治学的思想与想象。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因此也被带进了一个巨大的陷阱,即将政治学等同于研究所谓“民主”的社会科学。

   在亨廷顿看来,当时的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虽然有政治制度的差别,但是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更重要。二者之间的共同点或相似性,同时也是它们和当时的非洲、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国家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有足够程度的治理。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表现出能形成共识、社会团结、政府有合法性、政府有组织能力、政府有效、政治稳定等等。相反,世界上其他很多的政治中缺少这些东西,不论它们采用的何种政治制度或政府形式。亨廷顿这样描写这些在他看来无法提供治理−即无法获得政治秩序−的国家的政治状况。

   军事政变频发,独裁领导人掌权,时常推行灾难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内阁成员和公务员中大面积明目张胆腐败,国家对公民的权利与自由随意侵犯,政府机关效率和绩效持续下降,城市群体对政府充满怨言,立法、司法机关权威流失,政党的碎片化或完全解体,等等。

   为了表明政治秩序在政治生活与政治实践中的基础性地位,亨廷顿直接引用道:“对于人来说,没有比生活在有治理的地方更必要了−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是自主的治理,如果幸运的话,希望是好的治理。但是,无论怎样,是要有治理的。”可见,亨廷顿认为:(1)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制度的差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国是否能实现政治秩序;(2)政治秩序即免于冲突、动乱、暴乱,实现政治共同体成员间的共识与团结,并形成有效的政府治理,获得政治稳定。换句话说,以美国或欧洲为模式的制度既不应该成为唯一正确或正当的制度,也未见得比共产主义政党执政的制度体系更能提供有效和良好的治理。因此,政治最大的问题不是是否、能否建立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而是是否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治理。在他看来,现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亦即以洛克、卢梭等人的思想主导的政治哲学−是反政府的,对如何实现有效的治理完全没有答案。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实践一直强调的是治理的结果、绩效,而不是纠缠于什么是理想的政体的争论中。中国政治实践的理想一向是“治”和“天下大治”,其含义即是某种良好的政治秩序。政治实践的高级目标是实现太平盛世,而所谓的太平盛世,一是“太平”,即平安、免于战乱、匪盗;二是“盛”,即繁荣、富足。王绍光认为,中西古今的政治实践,乃是在追求理想的政治秩序。他将中国政治的这种特征,称为“政道思维”,即政治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治理效果,如何惠及百姓,而不是探讨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制度。

  

   二  政治秩序的定义

  

事实上,所有政治学的研究也都是与政治秩序有关的研究。政治学研究的问题大体可以总结为几类。(1)好的政治秩序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是一种规范性的研究,也即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研究领域: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洛克到罗尔斯;从孔子、老子到孟子、韩非子,都是在试图阐述理想的政治秩序应该是什么样的以及这种秩序应该如何实现;(2)如何实现基本的政治秩序,或如何避免和终止政治失序:对于战乱、战争、饥荒、匪盗、政变、政体崩溃等的研究,即可以归入这一类;(3)如何实现良好的政治秩序,即如何实现繁荣、富足、自由、幸福的社会:对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治理质量等的研究,即可以归入这一类。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研究的本体既可能是个人或其他“行动者”(agents/actors)−包括行动者的思想、理念、行动−又可能是制度、结构等外在于行动者的本体。因此,所有的政治学研究基本上关注的又可以总结为两个问题:个人和其他行动者如组织、国家如何影响政治秩序?以及制度、结构等如何塑造政治秩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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