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5年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的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祖籍是绍兴。1950年初，父亲带着不满五岁的我回绍兴，往返都途经杭州，并住过两三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座城市，至今印象中还有当年的拱宸桥、城站（火车站）、钱塘江大桥、六和塔、西湖、灵隐寺、岳坟等。上学后有了些地理知识，知道杭州是浙江省的省会城市，省长周建人是鲁迅的弟弟，他们又都是我们绍兴人。还有浙江大学，听说中学老师中有读过浙大的，小学生是没有机会认识的。大人们提得最多的还是上海，去得最多的也是上海，连我的父母也先后去上海谋生，在稍能安居后就将我迁至上海上学。不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却是镇上人普遍认同并不时提及的，所以这也是我自幼形成的印象。

　　 重访杭州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成了大学教师，当了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的助手。先师祖籍嘉兴，但谭氏的祖坟在杭州灵隐寺后的山上，先师少年时每年都会随族人去杭州扫墓兼游玩。1946年他随浙江大学复员杭州，家住长寿路1号，到1951年秋转复旦大学任教。1940年3月他应聘到播迁贵州的浙江大学，与浙大的不少教授共事十年，患难与共，感情深厚。几次陪他去杭州开会、作报告或主持答辩，只要稍有余暇，他都会访友怀旧，谈及往事，有不胜今昔之感。二十多年来，我虽未在梅家坞品新茶、在虎跑汲泉水，但每年都少不了有友人馈赠的上品龙井，或在湖畔居楼上饮茶，连在东航航班的万米高空也能享受我预订的龙井茶水。我也曾在西湖畔小住，孤山间探梅，阮公墩夜游，河坊街观光，文澜阁访书，西泠社读碑。近年有机会泛舟西溪，更觉别有一番滋味。还有频繁的各种会议、论坛、讲座、报告、课程，拜动车、高铁、高速公路所赐，往往当天往返而有余，怪不得已有人大胆预测，杭州会与上海连成一片。

　　 尽管我一直在体验“天堂”的生活，但明白“天堂”的来历，还是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之后，特别是读了先师的相关论著后。

　　 杭州被称为“天堂”至少有千余年时间了。但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杭州一带不过是南方一个普通的县，在中原人眼里还相当落后。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出游时“过丹阳（今安徽当涂），至钱唐，临浙江”（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个“钱唐”就是杭州的前身，在今杭州城区西湖以西北灵隐一带，而“浙江”就是今天的钱塘江。一个聚落从形成到成为县城是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由此可推断，钱唐这个聚落的出现还会更早。

　　 但是从秦汉到南朝这八百多年间，钱唐一直默默无闻，甚至还不如周边的其他县。这是由于钱唐虽位于钱塘江边，却已经临海。那时钱唐以东的土地还没有成陆，今天的杭州湾也尚未成形。连接钱塘江两岸的渡口在钱唐的上游今富阳一带，因此钱唐并不处于主要的交通线上。今天的杭州城区，很多地方也没有成陆，钱唐是一个山中小县，到自己辖境内的交通也不方便，怎么可能得到发展？

　　 钱唐之停滞落后，还与江南的人文地理格局有关。春秋时吴越相争，双方的都城和中心分别在吴（今江苏苏州）和会稽（今浙江绍兴）。到战国时越国灭吴国，越又迁都于吴。楚国奄有江东后，吴离楚国的都城寿春相对较近，晚期又是执掌楚国大权的春申君黄歇的封地，继续维持着地区中心的地位。因此秦朝设会稽郡，辖境虽包括钱塘江流域和山阴县（原越都会稽），重心还是在北部，郡治也设在吴县。西汉的会稽郡治所一直在吴县，尽管武帝灭东越、闽越后，会稽郡名义上的辖境已扩大至今福建省。东汉期间会稽郡一分为二，北部的吴郡沿用吴县为郡治，南部的会稽郡以山阴县为治所。处于二者之间的钱唐还是没有发展的机会。

　　 除人口分布、开发过程和历史渊源等因素外，主要还是钱唐在交通和区位上的劣势阻碍了其发展。无论是首都长安、洛阳，还是原来的郡治吴县和以后的扬州刺史部驻地历阳（今安徽和县）都在北方，与钱塘江南的陆路交通都不方便，反是由沿海到山阴的海路更加便捷。直到东汉末年，中原士人南迁避乱，相当一部分人还是由海路直驶交州（今越南北部），或者由会稽入海南下的。

　　 东晋、南朝以建康（今南京）为首都，钱唐离政治中心的距离大为缩短。“今之吴、会，昔之三辅”，钱唐所在的会稽郡已如汉代的“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个中央直属行政区）之于首都长安一样，成为建康的近畿之地。但会稽郡的治所还是在山阴，而离建康更近的乌程（今浙江湖州）已成为吴兴郡的治所。由建康而南的移民沿太湖西的丘陵地带扩展，在东晋和南朝期间新建了好几个县，并越过钱唐向南、向东发展，僻处山中的钱唐并未受益。

　　 开皇九年（589）隋灭陈，改钱唐郡为杭州，从此有了“杭州”这个名称。当年将郡治迁至余杭，第二年又迁回。到开皇十一年，杭州和钱唐县都迁治至柳浦以西，即今凤凰山麓的平原，有了充足的发展余地。隋灭陈后，将六朝都城建康城“平荡耕垦”，彻底毁灭后变为农田，将原来在建康的扬州治所迁至广陵（今江苏扬州）。以后才在石头城置蒋州，恢复了丹阳郡，但只辖三个县。而在杭州建的余杭郡却辖有六县，在江南地区的地位相对提高。

　　 更大的机遇出现在二十年后，隋炀帝开江南运河，由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即杭州改称），长八百余里。江南运河是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的一部分，由京口过长江，通过邗沟连接淮河，由通济渠可至洛阳，向西经广通渠可达长安，向东北由永济渠可达涿郡（今北京）。在一个以水运为主的时代，杭州成为大运河系统的起讫点，可以连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水系，到达首都及其他重要城市，杭州在全国的地位显著提高。

　　 据《乾道临安志》记载，唐初的贞观年间（627—649），杭州的户口已有十一万人。到唐朝中期，杭州已被称为“东南名郡”，白居易更将杭州列为江南第一，“江南列郡，余杭为大”。杭州的繁荣得益于唐朝发达的海上和内河贸易，成为与广州、扬州齐名的通商口岸。而促使杭州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居民的饮水困难得到有效的解决。由于杭州城所处的平原处于江海之交，有些地方成陆未久，地下水咸苦不能饮用，只有在山麓地带凿井方可获得甘泉，因而水源不足。唐大历年间（766—779），刺史李泌在今涌金门、钱塘门之间分别开了六个水口，引西湖水入城，形成六个井。白居易任刺史时又加开浚，使城市有了充足的饮用水源。本来杭州在夏秋之际易发生干旱，影响农业生产，白居易在西湖筑堤，利用湖水灌溉农田千余顷。白居易还写了不少题咏西湖风景的诗篇，如《湖上春行》《春题湖上》《余杭形胜》诸诗。离任后，还不时追忆怀念，写下了《留题天竺灵隐》《西湖留别》《九日思杭州旧游，寄周判官及诸客》《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答客问杭州》等篇。随着这些名作的流传，西湖的美景名闻天下，逐渐吸引四方文人雅士和游客。到北宋时，苏轼两次任职杭州，写下更多佳句名篇。“杭州巨美，自白（居易）、苏（轼）而益彰”，这两位地方官兼诗人对杭州的贡献实在不小。

　　 唐末五代时期中国陷入战乱分裂，杭州却获得意外的机遇，发展更上一层楼。907年，钱镠称吴越王，以杭州为都城。吴越国传了七十一年，其版图最大时不仅包括今浙江全省，还拥有今上海市和江苏苏州市境，南至今福建福州。此前钱塘江是浙西、浙东的分界线，江两岸分属不同政区，浙西的中心在今苏州，浙东的中心则在今绍兴，杭州的地位还不能与它们比肩。自钱氏将浙西、浙东合为一体，国都杭州自然成了共同的中心。持续的战乱还使国内其他重要城市，如长安、洛阳、扬州等受到毁灭性破坏。南唐的都城金陵（今南京），由于后主李煜没有向宋朝主动归降，亡国后残破不堪，到北宋时只留下“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而吴越由于主动效忠，纳土归降，杭州秋毫无损，笙歌依旧。

　　 至唐朝后期，江淮财赋已成为朝廷的经济命脉。包括杭州在内的江南地区的经济实力虽已超过北方，但地方的赋税收入全部上缴朝廷，几乎没有给当地留下发展的余地。吴越国既得免于战祸，又摆脱了对中原朝廷的赋税负担，能够大规模兴修水利，疏浚河道，设置闸堰，建筑江堤海塘，为农业稳产高产创造了条件。杭州作为都城，获益最多。如杭州东南滨海地区以往常被潮水淹没，而防海大塘是土筑，年久失修。钱镠时用巨石大木重筑，自六和塔至艮山门，称为捍海塘，使杭州城脱离海潮之患。又在杭州北郭建有清湖等堰，江干有浙江、龙山二闸，城东有大小二堰，这些闸堰调节江湖运河间的水流，控制水量，兼顾水运水利。北宋端拱年间（988—989）在杭州设置管理海运的衙门市舶司。此前全国只有广州设有市舶司，而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今福建泉州）和密州（今山东诸城）置司都还在其后，杭州显然得益于水利建设形成的通海优势。

　　 北宋期间，杭州的地位已上升至“东南第一州”。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发展，天圣（1023—1031）、熙宁（1068—1077）间，杭州所收商税、酒曲税居全国第一，比首都开封还多。苏轼说：“天下酒课之盛，未有如杭者。”显然并非夸张。

　　 北宋亡后，高宗赵构于建炎三年（1129）从扬州渡江，到达杭州后即升杭州为临安府。至绍兴八年（1138）以杭州为行在所（皇帝在首都以外的驻地），正式确定为临时首都，直到德祐二年（1276）元军灭宋入城。这一百三十八年间，杭州从“东南第一州”跃居南宋的“天下第一州”，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最繁华的都市。杭州市区已扩大到城外，就在定都三年后的绍兴十一年，都城以外人烟繁盛，南北已距三十里，为此设置了右厢公事所。乾道三年（1167），因城东西户口繁伙，警逻稀疏，分别设置东西厢都巡检使各一员。到了宋元之际，“杭州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城外的居民比城内的还多，所占范围比城内还大。大街上的买卖昼夜不绝，半夜三四更时游人才逐渐稀少，到五更钟鸣，卖早市的已经打开店门。到近代还是西湖风景区和乡村湿地的天竺、灵隐、西溪，远至安溪、临平，当时都是城区，民居、商铺与寺观错杂，陆游诗中“西湖为贾区，山僧多市人”“黄冠（指道士）更可憎，状与屠沽邻”就记录了这种现象。北宋时杭州已号称“十万余家”，《梦粱录》称南宋时“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应接近事实。《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虽不无夸大，但当时的杭州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是毫无疑问的。

　　 南宋杭州还产生了一种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方言岛，即在吴方言区的包围之中，杭州城区却流行以河南话为基础的北方话，直到今天还有遗存。宋室南渡后，大批北方移民南迁，由于一百多年间没有返回故乡的机会，就此在南方定居。杭州作为临时首都，不仅定居着皇室、官员、将士，也吸引了大批士人、商贾、僧道和流动人口。很多原在开封的店铺、娱乐场所、寺观也纷纷在杭州重开，其中不少人就迁自开封。尽管开封人与其他北方人在杭州居民中未必占大多数，但由于这些上层移民及其后裔拥有权力和财富，掌握着主流文化，不仅他们自己继续讲北方方言，而且促使原住民，特别是必须为北方移民服务的人及城内的其他居民学讲北方方言。年深日久，杭州成了北方话的天下。南宋亡后，北方话在杭州风光不再，却根深蒂固，流风余韵至明朝犹存。直到今天，杭州方言中的儿化音还很明显，如小丫儿（小孩）、黄瓜儿等。

特别幸运的是，到元朝灭宋时，蒙古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农业文明和汉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元世祖忽必烈在事先颁发的《平宋诏》中已要求保护农商，维持民生。加上南宋皇室在元军逼近时主动投降，杭州没有受到什么破坏，在元朝依然保持着昔日的繁盛，因而被马可·波罗惊叹为“天城”“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至元二十一年（1284），江浙行中书省的省会由扬州迁至杭州，辖境包括今浙江、福建二省与江苏、安徽二省的江南部分和江西省的鄱阳湖东部分，杭州依然是东南第一州和全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由于元朝时海运畅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