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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公共性的追寻——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更新时间:2022-05-24 00:38:42
作者: 黄平 (进入专栏)  
社区本身也面临着解体和瓦解的可能性。事实上,全球很多地方的社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衰落。因此,问题不在于开历史倒车,倒回到古典意义上的社区,而是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激发传统资源以保障更多的社区公共性,为那些从传统社区流转出来的人群积聚的地方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以满足需求,从而建设面向未来的新型社区。

   小康社会与社区发展

   科学发展观,其核心和本质是以人为本,它与旧式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具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发展是以物为本的,那么很可能人们在片面追求人均GDP、人均收入的过程中,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的确是多了,但并没有得到更高程度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同时,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之间,同一个社会内部,都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区域差距、贫富差距、经济—社会差距和城乡差距。并且,生态、伦理、信任会不被重视或日益恶化。所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意味着超越西方现代性理论、发展主义关于社区与社会、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

   所谓“以人为本”,不只是以个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而且更是以人民整体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因为人从一开始就是群居动物;不只是以人的眼前利益为目标,而且更是以人类整体的长远利益为目标,因为从一开始,人类就是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的;不只是以人的经济利益为目标,而且更是以人的社会生活质量—精神生活品质为目标,因为人从一开始就既是经济动物,更是社会动物和精神动物;不只是以人类自己的利益为目标,而且更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目标,因为从一开始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拥有一个(也只有这一个)共同的地球家园,在这个唯一的世界里,个人从一出生就一直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一开始就是在对他人的依赖中——获得自我的,这就决定了人类必须也只能生活在共同体之中,必须以包括精神、文化和情感在内的认同也就是说公共性来铸就共同体的凝聚力。否则,缺乏公共性,势必导致分崩离析、原子化、人自为战、“人与人之间如狼”,人与自然为敌。

   今天讲“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要探索有没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并重新发展出一套分析框架。当然,说建构和谐社会,有很多现实的依据。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中国的发展与外部世界。为了建构和谐社会,除了决策上和操作上有很多工作要做之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认知层面、理论层面的努力。“小康社会”“和谐社会”都涉及一个最基本的概念:究竟什么是“社会”?它究竟是一个一个人的简单相加、累积,还是人作为类的概念、集合的概念、整体的概念?人是合群的动物,它既是生物的、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文化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把社会简单还原为个人的,更不只是“经济人”(即不只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因此,看一个社会如何,除了看个人的指标(如人均收入、人均GDP、人均利润、人均寿命、人均受教育程度)外,还要看社会整体的指标,如互信、亲情、安全、凝聚、秩序等,这是在整体上才存在、也从整体上才有意义的概念,即只有在互相发生关系而组成一个社会(或一个社区)时,才有这些东西可言。反过来说,也只是因为有这些东西,人才因此是群居的社会动物,而不是鲁宾逊那样实际上无法生存的个体。人与人之间互相形成关系、互相关联,才产生一个组、群、队、社、团,人与人才发生关联。一旦把一切还原成个人,其实反而曲解了社会的现实。

   如果这样来看全面、协调发展小康社会、和谐社会,那么,包含着多种文明形态和多样文化的整个中国,它的人多地少,既是历史制约,也恰好孕育出一种互助的基础,不只是道德上要不要互助,而是客观社会条件就孕育了组、群、队、社、团这样的事物。

   中国当初为什么没有走上英国那样的工业化道路?从历史机遇上可以有很多解释,但是它客观上孕育出了另外一种现代文明。是勤劳孕育了中国盛唐以来的经济和市场,但是到了晚清以后,在英国的工业革命面前,中国勤劳革命的传统似乎就断掉了。于是中国被迫也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如果在中国的语境下把自己的勤劳革命传统彻底丢掉,照搬西方式工业化的道路,现实的可能性有多少?比如说中国重走殖民主义的道路、重走帝国主义的道路、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究竟有多少历史的可能性?中国原来有那么多丰富的传统、经验,在今天是完全可以再生的,因为中国的文明并没有断掉。

   所以,“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包含着一种新的思路和创新,它们是在“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的基础上,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提出来的。因此,我们用新的语言、新的逻辑、新的思路来处理当下的问题和挑战。

   “小康”与我们原来讲的“现代化”有所不同。我们过去讲的现代化,基本上是指工业化,而工业化又基本是以英国经验为楷模和示范的。在西方近代历史上,工业化是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等共同构建起来的一整套从制度到自我观念的东西,即所谓的“现代性”。但是,这绝不只是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或技术意义上的现代化过程,而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它也是通过对内建立雇佣劳动与资本,对外侵略、扩张、殖民、移民,并把这两个过程都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加以合理化、正当化来完成的。

   英国式的“工业化”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它是第一次以如此大的规模和如此有组织的方式使人远离自然,甚至破坏自然,与自然对立。它把人组织到非自然的环境下,不仅远离自然,而且把大自然作为掠夺的对象,把大自然,包括森林、矿藏、木材、淡水,一直到整个自然的一切生物和动物,作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作为征服、战胜的对象,甚至是破坏、消灭的对象。所以,即使撇开资本主义对内剥削、对外侵略的维度,只讲技术意义上的工业化本身,对世界广大地区(不只中国,还包括印度、巴西、南非等后发的人口大国)也是很大的困境,甚至是绝境。

   从文化—意识形态上看,这个把世界日益工业化的过程,是与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密切相关的。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甚至启蒙运动以来——最基本的认识模式就是主观/客观、人/自然、文明/愚昧、传统/现代等二元叙述。这成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定势或基本框架,其实说的无非就是如何使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如何从乡村走向城市。它构成了社会学最基本的二元叙述框架。但是,这个叙述,实际上主要是以英国17—19世纪的局部经验为主要依据的,而这个经验所概括出来的东西后来竟然演变成了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理论。似乎一切社会,不论他们的自然、地理、文化、历史有什么区别,都必须这么做。中国的整个历史语境就与英国差得很远。由于“错过了历史机遇”以及高度的资源制约等原因,中国不仅不可能重复英国式的工业化道路,甚至——也是更重要的——它也不只是英国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因为英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实际上是17—18世纪以后才形成的。而中国的形成比它们要早得多。因此,“中国问题”其实不只是一个现代英国意义上的现代化问题(如怎样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当然,现代化问题在英国也不只是工业化、城市化一个维度,它至少包括工业化、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等几个基本维度,但即使如此,也仍然不足以把“中国问题”说清楚。

   此前,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长期不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看不到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为现代化的模式为唯一的(并被认为是“普世的”)模式。我们几乎总是用英国和西欧17—18世纪形成的概念、理论、范式或模型来解释中国的实践,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总会不断地遇到矛盾;当我们遇到矛盾的时候,又总是认为一定是我们自己的实践错了。我们很少会去怀疑这些概念、理论、范式或模型本身是不是有问题或有局限。我们很少想过,中国这样一个综合体是不是一定要用英国式的现代化这种方式来组织?这种组织方式再“成功”,也就是在很有限的人群和有限的地域里搞了三百来年。但是,人类社会有文字的历史已经几千年了,各种文明形态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模式走下来,有的消失了,但是有的(包括“中国”!)还在生生不息地变化着、发展着,延续了几千年甚至更长。它们的历史要悠久得多,覆盖的地域要广得多,涉及的人群要多得多,它能够提供的解释也应该丰富得多。

   再进一步说,问题倒并不在于西方的理论、概念是否错了,而是滋生这些理论、概念的经验基础离中国的实践差得太远,而中国十几亿人从事的伟大实践本身是完全可以产生新的概念、新的理论、新的范式或新的阐释框架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落实到具体的地方,也是如何重建社区(community rebuilding)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西部欠发达地区,是如何重新整合潜在的公共社会资源、如何重建乡村社区的问题。

   这里的“重建”,不是复旧或复古,而是在新的发展格局下,如何实现公平、合理利用潜在的公共社会资源,从而使社区发展成为可持续的、以人为本的,并且从长远说是城乡一体化(Rurbanization)的。

   社区重建还包括社区整体的稳定、互助、团结,而不只是经济指标的增长,也不只是社区内个人的教育水平、寿命、权利等的改善。后者实际上是属于社会事业、社会工作层面的,这些东西对于社区建设当然也很重要。但我们说的社会或者社区,指的是一群个人何以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这里的关键在于规范性和制度性的因素,没有这些因素,一群人只是地缘意义上凑在一起,彼此既无认同也无安全,更谈不上团结,那还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

   对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来说,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在于乡村社区的重建。近代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过去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而在今后,更主要的是要转向如何解决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也就是几亿农村劳力和人口的非农化问题,以及还没有实现非农化的农村人口所依存的整个农村社会如何继续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从总体上说,中国人多地少、资源紧张的基本国情,和今天中国所处的世界环境,都决定了中国再也不可能重复西方早期的城市化道路,而只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社区重建等缩小、消解中国的城乡、工农、东西、贫富差距,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这个问题解决得慎重些、稳妥些,中国和世界都将有一个更和平、更安全的环境,也才有可能进一步考虑如何实现文化的多元一体与和谐共存。严格地说,这里的问题,不是中国发展如何迅猛、如何快速,因而构成了所谓“中国威胁”,也不是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如何愚昧落后、如何尽快城市化现代化从而摆脱愚昧落后的问题,而是中国能不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处理好自己数亿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并走出一条城乡一体化的道路,从而实现城乡之间优势互补、中国与世界之间互利共赢的问题。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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