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蔡昉:社会福利的竞赛

更新时间:2022-05-24 00:35:17
作者: 蔡昉 (进入专栏)  

  

   摘 要:在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竞争愈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要实现经济发展的高水平自立自强,需要顺应发展阶段的一般规律,从自身面临的主要挑战出发,在关键领域不断提高国家竞争力。中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目标的进程中,面临着来自国际和国内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进入长期停滞、全球供应链脱钩的国际环境下,以及在老龄化加深、人口总量趋近于达峰、需求侧因素日益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制约的国内背景下,扩大消费需求愈益显现其重要性和紧迫性。鉴于此,通过再分配等途径构建中国特色福利国家、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和打破经济增长制约的关键之举,也是增强中国国家基础竞争力的重要任务。以增强国家竞争力为目标进行的社会福利竞赛,仍然要遵循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原则,坚持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同发展阶段相适应,最大化挖掘社会资源和财政能力的潜力,以分好蛋糕确保不断做大蛋糕。

   关键词:国家竞争力;社会福利体系;人口老龄化;共同富裕

  

   一、引言

   国家之间具有相互竞争的关系,本来是一个为人类数千年历史所揭示的不言而喻的事实。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之前,这主要表现在领主之间以及君主之间为争夺领土和财富而进行的无序征战。在那之后到大约两次世界大战先后结束的时间里,则主要表现在对世界经济控制权和政治霸权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之间的竞争,尽管仍然不乏对霸权、领土、资源和财富的争夺,但总体来说是以经济、贸易和技术的竞争为表现形式。由于贸易和投资等国际分工活动是市场主体通过交易进行的,国家介入往往意味着干扰这类活动的保护主义,因此,为了宣示维护自由贸易的态度,西方很多主流经济学家一度否认存在国家竞争力这回事,认为竞争力是企业层面的事物,相互竞争仅仅发生在企业之间,既可以在国内进行,也可以在国际范围进行。

   波特(Michael Porter)较早尝试构建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他针对主流经济学家仅仅关注国家之间存在比较优势这种看法,认为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禀赋,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趋减弱,而表现为整体生产率、经营环境和支持性制度的国家竞争优势,才是国家经济繁荣发展的源泉。于是,提高国家竞争力就不仅要倚仗企业的生产率,也需要国家在政策和制度安排上予以支持。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坚定地否定这种观点。为了论证的需要,他还专门树立了一个批评对象并称之为“战略贸易论”。对于国家需要在一些特定领域取得国际领先地位的主张,以及克林顿政府把这种理念变成官方信条和国家政策的做法,克鲁格曼予以严厉的批评。

   然而,无论在这种学术讨论中持正方论点还是反方论点,谁都不能真正否认国家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领域,特别是以大国关系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政治博弈中,学者们和顾问们津津乐道于争论中美之间进行冷战甚至热战的可能性,或者争论中美之间“战略性竞争”究竟竞争什么。而在现实中,国家竞争关系已经日趋强化,并主要体现在贸易摩擦乃至贸易战、供应链脱钩、科技封锁、颠覆性科技创新能力竞赛等一系列竞争关系之中。跨国公司和金融投资者也看到这些冲突的存在和可能的演进路径。例如,在一个访谈节目中,桥水基金总裁达里奥(Ray Dalio)主要针对中美关系,指出有五种冲突的形式或称“战争”,其中已经在进行的分别是贸易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和资本战,他同时也指出,未来两国之间发生军事战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从经济发展角度,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上认识国家竞争力。在第一个层次上,可以称为显示性竞争力,包括国家在国际分工中表现出的产业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的产品竞争力,以及在全球供应链中所处的产业地位及其韧性。在第二个层次上,可以称为基础性竞争力,包括国家在人力资本和财富上的积累水平、基础设施的完整和可持续程度、战略性资源的储备和动员能力,以及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国家竞争力固然是由各种成分构成的综合国力表现,需要从诸多方面推动形成;同时,根据世界经济的状况和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在塑造竞争力的过程中侧重点也会随时随地有所变换。

   在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入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之际,新发展理念赋予中国的国家竞争力新的内涵和必然性。保持国家竞争力的内容包括经济总量及其人均水平的增长、科技和产业链自立自强能力的增强,以及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这几个方面体现的国家竞争力,既具有互为条件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又体现在各个具体的领域。例如,盖洛普公司主席吉姆·克利夫顿在其《就业战争迫在眉睫》一书的“致中国读者”序言中指出,中美之间还进行着“就业战争”,中国能否赢得这场就业战争,决定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更加广而言之,以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为内涵并且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是中国塑造国家竞争力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未来15年的优先任务。向全体居民提供兼具社会福利、社会共济和社会保护功能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径。由此产生的提高人民福祉和扩大消费需求效应,是中国经济在合理区间持续增长的基础保障,因而也构成中国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合作与竞争相统一的视角,这个既非以邻为壑也非零和博弈的竞争,可以被称为社会福利的竞赛。

   二、国家竞争力的内涵与必然性

   既然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以增强国家竞争优势为目标的国家战略也就是顺理成章和必然的选择。这不仅体现在以其他国家为现实的或假想的对手,或干脆将其当作一个参照系,谋划自身的战略领先地位和政策优先序,也表现为在经济社会事务中更加强调发挥政府作用,以克服市场在实现战略意图中可能发生的失灵现象。这种战略意图可以借用一句著名的论断来表述,就是国家要占据经济社会事务的制高点。对于大国来说,这个制高点一般应该包括:第一,在世界经济中具有影响力的经济总量;第二,作为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保障的经济总量及其人均水平的增长速度;第三,总体上堪称完整或至少没有被卡脖子短板的供应链和科技体系;第四,保障全体人民分享发展成果的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保护机制。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理解,为什么那些自立自主发展的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国家,必须保持和提高国家竞争力。

   首先,国家竞争力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无论是在冷战时代,还是在冷战思维仍然在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大行其道的当今时代,不仅“落后就会挨打”这个道理始终有效,而且还可以从更广义的层面来理解这个道理,并可以找到很多的例证。历次世界性或区域性经济危机的经验证明,遭受冲击的大经济体根本无法单纯依靠外部力量实现复苏,而对于小的经济体来说,即便获得援助或者救助,也不可避免要以牺牲部分主权和自主权为代价。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更是暴露了没有自立自强为保障的全球化是多么脆弱。例如,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在疫苗可得性方面的巨大差距;甚至同为发达国家和欧盟成员,一些国家在疫情来袭的“至暗时刻”,并不能指望盟友的“无私”帮助,陷入毫无招架之力的境地;产业链的不完整和对全球供应链的过度依赖,使得经济复苏无法自主进行。

   其次,包括软实力在内的国家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获得应有话语权的基础和底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联合国宪章精神和组织框架基础上建立起的国际关系秩序,奠定了多边主义的基石,确定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发展了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为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规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上建立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也发挥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但是,现行的这个国际政治和经济制度,还远远谈不上可以让各国在平等基础上实现共赢、杜绝霸权逻辑和秉持公平正义,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也并非总是得到充分的尊重。因此,国家竞争力是获得应有的尊重、赢得必要的话语权,乃至推动规制和机制朝着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改革的重要基础。

   最后,国家竞争力是开放经济体维持发展的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源和要素是跨国流动的,无论主观意愿如何,都逃脱不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这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以下两种效应。其一是“杜能效应”。根据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的区位理论,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基本格局是“中心-外围”的对立,即公共品供给充分、拥有优质资源和生产要素、享有集聚效应的“中心”国家或地区,事实上支配着在上述特征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外围”国家或地区。显而易见,处于“外围”地位的含义就是国家竞争力的孱弱。其二是“用脚投票效应”。秉持盈利原则和根据一个经济体的韧性程度,投资者把资源和要素从处于外围或劣势地位的国家,转移到处于中心或具有相对优势地位的国家。可见没有必要的国家竞争力,在这种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就只能是输家。构建起必要的国家竞争力,确保在国际分工中没有明显的短板,才能吸引到优质资源和要素,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

   各国为了增强国家竞争力,都需要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对重大挑战做出政策上或制度性的回应。这类挑战的内容和应对方式通常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是针对主要的国际竞争对手或国内主要矛盾造成的对竞争力的威胁,找出自身的薄弱环节并予以充实和巩固。第二是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大对峙和大潮流中,找到最有利于保持和发挥自身竞争力的位置。第三是因应国内外存在的对现行执政者合法性的最大挑战因素,包括从民意表达到阶级冲突等各方面,完善或重新构建社会契约的形式。第四是根据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素,以国家财力补足明显的短板。

   三、社会福利之争:理念和政策

   把前述关于国家竞争力内涵和必然性的一般概括,放到现实世界的背景中来比照,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21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的当今世界,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新常态下,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的全球化新趋势背景下,各国保持和增强竞争力的一个关键领域,应该是社会福利体系的重塑或福利国家的重建。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认识这个判断。

   从一般理论和各国实践来看,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可以被概括为多种彼此区别又相互重叠的模式,分别遵循不尽相同的政治理念和演进逻辑。蒂特姆斯(Richard Titmuss)概括的剩余型社会福利模式和制度型社会福利模式,是两种最为基础并具有总体对立特征的模式,通常是研究的起点和争论的焦点。其中剩余型社会福利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相吻合,强调市场、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政府只需在最困难群体的社会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方面承担有限的责任。与之相比,制度型社会福利模式并不在于保障水平的差异,更主要是理念上的不同,其认为作为一种再分配机制,社会福利保障在任何社会和任何发展阶段,都是政府应该履行的责任。

从研究问题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把蒂特姆斯的类型划分作为社会福利建设广泛图谱的两个端点,这样,社会福利体系在理念上和实践中的跨国特征和历史演变,都可以嵌入两点之间的适当位置。一般来说,社会福利体系或者福利国家的建设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保障的形式和水平均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4012.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