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朱光潜:陶渊明

更新时间:2022-05-23 00:30:00
作者: 朱光潜 (进入专栏)  

  

   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的例证。正和他的诗一样,他的人格最平淡也最深厚。凡是稍涉猎他的作品的人们对他不致毫无了解,但是想完全了解他,却也不是易事。我现在就个人所见到的陶渊明来作一个简单的画像。

   他的时代是在典午大乱之后,正当刘裕篡晋的时候。他生在一个衰落的世家,是否是陶侃的后人固有问题,至少是他的近房裔孙。当时讲门第的风气很盛,从《赠长沙公》和《命子》诸诗看,他对于他自己的门第素很自豪。他的祖父不定期做过不大不小的官。他的父亲似早就在家居闲(据《命子》诗,安城太守之说似不确。他序他的先世都提到官职,到了序他的父亲只有“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数语)。

   他的母亲是当时名士孟嘉的女儿。他还有一个庶母,弟敬远和程氏妹都是庶出。他的父亲和庶母都早死,生母似活得久些。弟妹也都早死,留下有侄儿靠他抚养。他自己续过弦,原配在他三十岁左右死去。继娶翟氏,帮他做农家操作。他有五个儿子,似还有“弱女”,不同母。他在中年遭了几次丧事,还遭了一次火,家庭负担很不轻,算是穷了一生。他从早年就爱生病,一直病到老。他死时年才五十余(旧传渊明享年六十三,吴汝纶定为五十一,梁启超定为五十六,古直定为五十二,从作品的内证看,五十一二之说较胜),却早已“白发被两鬓”,可见他的身体衰弱。

   当时一般社会情形很不景气,他住在江西浔阳柴桑,和一般衰乱时代的乡下读书人一样,境况非常窘迫。在乡下无恒业的读书人大半还靠种田过活,渊明也是如此。但是田薄岁歉(看“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诸句可知),人口又多,收入不能维持极简单的生活,以致“冬无蕴葛,夏渴瓢箪”。渊明世家子,本有些做官的亲戚朋友,迫于饥寒,只得放下犁头去求官。他的第一任官是京口镇的参军,那时他才二十三岁左右(晋安帝隆安三年己亥),过了两年,他奉使到江陵(辛丑),那时镇江陵的是恒玄,正上表请求带兵进京(建康)解孙恩之围,恰逢孙恩的兵已退,安帝下诏兵阻止桓玄入京,渊明到江陵很可能就是奉诏止玄。就在这年冬天,他的母亲去世。他居了两年忧,到了二十八岁那年(甲辰),又是起来到建威参军,第二年三月奉使入都,八月补彭泽令,冬十一月就因为不高兴束带见督邮,解印缓归田。以后他就没有出来做官。总计起来,他做官的时候前后不过六年,除去中间丁忧两年,实际只有四年。他再起那一年,天下正大乱,桓玄造反,刘裕平了他。此后十五六年之中,刘裕在继续扩充他的势力。到了渊明四十四岁那年(庚申)刘裕便篡位,晋便改成宋。从渊明二十九岁弃官,至他五十一岁死,二十余年中,他都在家乡种田,生活依然极苦,虽然偶得朋友资助,还有挨饿乞食的时候。晚年刘裕有诏征他做著作郎,他没有就。

   一个人的性格成就和他所常往来的朋友亲戚们很有关系。渊明生平常往来的人大约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政治上的人物。有的是他的上司。他做镇军参军时,那镇军可能为刘牢之;做建威参军时,那建威可能是刘敬宣;他奉使江陵时,镇江陵的是恒玄,有人还疑心他在恒玄属下做过官。有的是仰慕他而想结交他的。第一是江州刺史王宏,想结交他,苦无路可走,听说他要游庐山,于是请他的朋友庞通之备酒席侯于路中,二人正欢饮时,王宏才闯到席间,因而结识了他。此后两人常有来往,王宏常送他酒,资助他的家用。集中《于王抚军座送客一首》大概就是在王宏那里写的。其次是继王宏做江州刺史的檀道济,亲自去拜访渊明,劝他做官,他不肯,并且退回道济所带来的礼物。但这一类人渊明大半说不上是朋友,真正够上做朋友的只颜延之。延之做始安太守过半浔阳时,常到渊明那里喝酒,临别时留下二万钱。渊明把这笔款子全送到酒家。延之在当时也是一位大诗人,名望比渊明高得多。他和渊明交谊甚厚,渊明死后,他做了一篇有名的诔文。

   第二种朋友是集中载有赠诗的,像庞参军、丁柴桑、戴主簿、郭主簿,羊长史、张常侍那一些人,大半官阶不高,和渊明也相知非旧,有些是柴桑的地方官,有些或许是渊明做官时的同僚,偶接杯酒之欢的。这批人事迹不彰,对渊明也似没有多大影响。

   最有趣味而最难捉摸他们与渊明关系的是第三种人,就是在思想情趣与艺术方面可能与渊明互相影响的。头一个当然是莲社高僧慧远。他瞧不起显达的谢灵运,而结社时却特别写信请渊明,渊明回信说要准他吃酒才去,慧远居然为他破戒置酒,渊明到了,忽“攒眉而去”。他对莲社所奉的佛教显然听到了一些梗概,却也显然不甚投机。其次就是慧远的两个居士弟子,与渊明号称“浔阳三隐”的周续之和刘遗民。这三隐中只有渊明和遗民隐到底,遗民讲禅,渊明不喜禅,二人相住虽不远,集中只有两首赠刘柴桑的诗,此外便没有多少来往的痕迹。续之到宋朝应召讲学,陪讲的有祖企谢景夷,也都是渊明故友,渊明作了一首诗送他们三位,警告他们“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结尾劝他们“从我颖水滨”,可见他们与渊明也是“语默异势”。最奇怪的是谢灵运。在诗史上陶、谢虽并称,在当时谢的声名远比陶大。慧远嫌谢“心乱”,不很理睬他,但他还是莲社中要角。渊明和他似简直不通声气,虽然灵运在江西住了不少的时候,二人相住很近。这其实也不足怪,灵运不但“心乱”而讲禅,名位势利的念头很重,以晋室世家大臣改节仕宋,弄到后来受戮辱。总之,渊明和当时名士学者算是彼此“相遗”,在士大夫的圈子里他很寂寞,连比较了解他的颜延之也是由晋入宋,始终在忙官。

   和渊明往来最密,相契最深的倒是乡邻中一些田夫野老。他是一位富于敏感的人,在混乱时代做过几年小官,便发誓终身不再干,他当然也尝够了当时士大夫的虚伪和官场的恶浊,所以宁肯回到乡间和这班比较天真的人们“把酒话桑麻”。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几句诗,就可以想见他们中间的真情和乐趣。他们对渊明有时“壶浆远见候”,渊明也有时以“只鸡招近局”。从各方面看,渊明是一个富于热情的人,甘淡泊则有之,甘寂寞则未必,在归田后二十余年中,他在田夫野老的交情中颇得到一些温慰。

   渊明的一生生活可算是“半耕半读”。他说读书的话很多:“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乐琴书以销忧”;“委怀在琴书”等等,可见读书是他一个重要的消遣。他对于书有很深的信心,所以说“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不过从他的诗里看,所谓“异书”主要的不过是《山海经》之类。他常提到的却大半是儒家的典籍,例如“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诗书敦宿好”、“言谈无俗调,所说圣人篇”。在《饮酒诗》最后一首里,他特别称赞孔子删诗书,嗟叹狂秦焚诗书,汉儒传六经,而终致慨“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从他这里援引的字句或典故看,他摩挲最熟的是《诗经》《楚辞》《庄子》《列子》《史记》《汉书》六部书;从偶尔谈到隐逸神仙的话来看,他读过皇甫谧的《高士传》和刘向的《列仙传》那一类书。他很爱读传记,特别流连于他所景仰的人物,如伯夷、叔齐、荆轲、四皓、二疏、杨伦、邵平、袁安、荣启期、张仲蔚等,所谓“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者指此。

   渊明读书大抵采兴趣主义,我们不能把他看成一个有系统的专门学者。他自己明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颜延之也说他“学非称师”。趁此我们可略谈他的思想。这是一个古今聚讼的问题。朱晦庵说:“靖节见趣多是老子”,“旨出于老庄”。最近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一文里作结论说:

   渊明之思想为承载魏晋清淡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设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至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则宗天师也。

   这些话本来都极有见地,只是把渊明看成有意地建立或皈依一个系统井然、壁垒森严的哲学或宗教思想,像一个谨守绳墨的教徒,未免是“求甚解”,不如颜延之所说的“学非称师”,他不仅曲解了渊明的思想,而且也曲解了他的性格。渊明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却不是一个拘守系统的思想家或宗教信徒。他读各家的书,和各人物接触,在于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像蜂儿采花酿蜜,把所吸收来的不同的东西融会成他的整个心灵。在这整个心灵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成分,也可以发现道家的成分,不见得有所谓内外之分,尤其不见得渊明有意要做儒家或道家。假如说他有意要做哪一家,我相信他的儒家的倾向比较大。

   至于渊明是否受佛家的影响呢?寅恪先生说他绝对没有,我颇怀疑。渊明听到莲社的议论,明明说过它“发人深省”,我们不敢说“深省”究竟是什么,“深省”却大概是事实。寅恪先生引《形影神》诗中“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几句话,证明渊明是天师教信徒。我觉得这几句话确可表现渊明的思想,但是在一个佛教徒看,这几句话未必不是大乘精义。此外渊明的诗里不但提到“冥报”而且谈到“空无”(“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我并不敢因此就断定渊明有意地援引佛说,我只是说明他的意识或下意识中有一点佛家学说的种子,而这一点种子,可能像是熔铸成就他的心灵的许多金属物中的寸金片铁;在他的心灵焕发中,这一点小因素也可能偶尔流露出来。我们到下文还要说到,他的诗充满着禅机。

   诗人与哲学家究竟不同,他固然不能没有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未必是有方法系统的逻辑的推理,而是从生活中领悟出来,与感情打成一片,蕴藏在他的心灵深处,到时机到来,忽然迸发,如灵光一现,所以诗人的思想不能离开他的情感生活去研究。渊明诗中“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诸句都含有心为物宰的至理;儒家所谓“浩然之气”,佛家所谓“澄圆妙明清净心”,要义不过如此;儒佛两家费许多言语来阐明它,而渊明灵心迸发,一语道破,我们在这里所领悟的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情趣,一种胸襟,一种具体的人格。再如“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情新”,“乌弄欢新节,冷风送余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诸句都含有冥忘物我,和气周流的妙谛,儒家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梵家谓“梵我一致”,斯宾诺莎的泛神观,要义都不过如此;渊明很可能没有受任何一家学说的影响,甚至不曾像一个思想家推证过这番道理,但是他的天资与涵养逐渐使这么一种“鱼跃鸢飞”的心境生长成熟,到后来触物即发,纯是一片天机。了解渊明第一须了解他的这种理智渗透情感所生的智慧,这种物我默契的天机。这智慧,这天机,让染着近代思想气息的学者们拿去当“思想”分析,总不免是隔靴搔痒。

诗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分开,诗主要地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现。因此研究一个诗人的感情生活远比分析他的思想还更重要。谈到感情生活,正和他的思想一样,渊明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着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我们读他的诗,都欣赏他的“冲澹”,不知道这“冲澹”是从几许辛酸苦闷得来的,他的身世如我们在上文所述的,算是饱经忧患,并不像李公麟诸人所画的葛巾道袍,坐在一棵松树下,对着无弦琴那样悠闲自得的情境。我们须记起他的极端的贫穷,穷到“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他虽不怨天,却坦白地说“离忧凄目前”;自己不必说,叫儿子们“幼而饥寒”,他尤觉“抱兹苦心,良独内愧”。他逼着要自己种田,自道苦衷说:“田家岂不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399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