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就近二百年的中国思想而言，康有为和章太炎是最为值得注意的双峰。就思维的深刻性和对于全球时代的反思能力而言，无能出章太炎其右者。而就对儒学转折、新国家形态的复杂性的认知而言，康有为有其独到的卓识。他们或合或分，但都具有超越同时代人的人类性的视野，并为我们描绘了平等、自由的未来世界图景。把他们放在一起讨论，有汪荣祖先生的《康章合论》珠玉在前，本文欲就经史和孔教问题做一些新的解释以附骥尾。

　　 一、引领和追随

　　 章太炎最初与康有为的相识，应该属于“精神层面”的，在他的《自订年谱》中，提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出版之后，“时人以其言奇谲，多称道之。”[1]康有为在路过杭州的时候，曾经将此书送给当时章太炎在诂经精舍的老师俞樾，俞樾跟章太炎说：“你自称私淑刘歆，而康有为专门与刘氏为敌，你们之间势如冰炭啊。”的确，章太炎曾经做《春秋左氏传》的《叙录》，专门驳难主今文学的刘逢禄，不过很显然学术上的分歧并没有阻碍章太炎被康梁的维新思潮所感召，[2] 当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之后，组织强学会，章太炎也出资加入，并因此得到汪康年和梁启超邀请加入《时务报》任记者，章太炎也决意要发表争论，推进变革。

　　 康有为到底是何年将《新学伪经考》呈送给俞樾目前并无确切的记载，但是该书所引发的反应，并非是“多称道之”，而是群情沸腾。康有为之《我史》就记载，1894年7月余晋珊（联沅）等上奏，认为康有为自号长素，是“以为长于素王”。此书所造成的“惑世诬民”的后果，刊比华士、少正卯，要求销毁《新学伪经考》，至于如何惩办作者，由皇帝决定。光绪帝同意了余的销毁建议。但康氏经多方活动，包括托张謇去说动翁同龢来打通关节。最终当时的两广总督李瀚章为康有为辩护，认为《新学伪经考》本意是为弘扬孔子学说，“本意尊圣，乃至疑经”，虽出版并没有大肆发行，主要是“自课生徒”。尤其是说以“长素自号”，只是为了延年益寿，[3]实在令人哑然。

　　 章太炎终究不能掩饰他与康门之间的分歧。他在《自订年谱》中概括的分歧包括对于康有为倡言孔教的不满，改革方向的分歧以及论述方式的不同。在孔教问题上，他认为康有为字长素，弟子们称超回、轶赐，是“狂悖滋甚”。据冯自由的描述，章太炎在1896年上《时务报》当记者的时候，就已经不同意其建立孔教会的主张。“岁丙申，夏曾佑、汪康年、梁启超发起《时务报》于上海，耳章名，特礼聘为记者，章梁订交即在此时。章尝叩梁以其师宗旨，梁以变法维新及创立孔教对，章谓变法维新为当世之急务，惟尊孔设教有煽动教祸之虞，不能轻于附和。”[4]

　　 在改革方向上，他提倡推翻满洲的统治是目标，故而看重王夫之的《黄书》；而康门则主张在保存皇权基础上的政治变革，常引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写作方法上，他主张科技变革和政治变革分道而论；而康梁则经常将算数物理与政事混为一谈。

　　 这样的分歧最终以“斗殴”并章太炎离开《时务报》为了结：

　　 “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仲华亦假馆沪上，每有议论，常与康学牴牾，惜其才气太弱，学识未富，失据败绩，时亦有之。卓如门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诋以狗曲，面斥之云狗狗。麟虽未遭謑询，亦不远于辕固之遇黄生。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狂。

　　 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康党衔次骨矣。会谭复生来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麕至，攘臂大哄，梁卓霖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康氏，于广座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5]

　　 章太炎在1897年创刊的《经世报》上连续发表《变法箴言》和《平等论》，主张要躬行变法，“去君臣、绝父子、齐男女”。[6] 1898年正月，他上书李鸿章，提出与日本联合抵抗欧美强权的主张。此年春天又去武汉，见张之洞。对于章太炎去武汉之事，记载甚多，比较一致的说法是他受当时正在张之洞的幕友钱恂（钱玄同的兄长）的招募。当时张之洞反对公羊家所提倡的平权思想，先是写作了《劝学篇》，再则办《正学报》来系统驳斥康有为的思想。

　　 张之洞写作《劝学篇》是为了批康有为的“邪说”，此有他自己的日记为证。比较形象的描述来自辜鸿铭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在该文中，辜鸿铭称康有为的变革方案接近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主义，这与张之洞所主张的渐进方案不合，故而在短暂的接触之后，就“舍弃”了康党。在戊戌年间，当康有为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各种变革法令时候，张之洞所思考的是如何阻止。辜鸿铭说最充分的证据是《劝学篇》。辜鸿铭指出：“外国人认为此书证明了张之洞赞成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其实大谬不然。这本著名的书，实在我们于武昌棉纺厂召开那次议事会之后立即写出来的——它是张之洞反抗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该书告诫他的追随者和中国所有文人学士，要反对康有为的改良方法。”[7]

　　 相比于当时其他的彊臣，张之洞似乎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在思想意识领域，在广州和武昌主政期间，延募了各类人士，以致在他周围学人聚集。张之洞并不拒绝新学人士，这从他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欣赏可以看到。[8] 也因为如此，许多逐渐惊骇于康有为学说的人，逐渐开始愿意接近张之洞甚至直接投靠。

　　 基于康梁对新学话语的垄断，张之洞表达了他的警惕。比如致信陈宝箴，要他对《湘学报》中的极端言论进行校正，并筹划编辑《正学报》来抵御湖南的舆论风暴。而与康梁有分歧的章太炎就成为招募对象。

　　 张之洞之属意章太炎当是以其“不熹公羊家，有以余语告之者，之洞属余为书驳难”。[9] 所谓“正学”者就是要正康有为之“邪说”，并不是张之洞自己有明显的古今意识，在章太炎看来，张之洞的关注点在“怪说”。“余昔在南皮张孝达所，张尝言国学渊微，三百年发明已备，后生但当蒙业，不须更事高深。张本好疏通，不暇精理，又见是时怪说流行，惧求深适以致妄，故有是语。”[10]

　　 但他与张之洞之间的共同点也不多，特别是他的种族革命的思想要比民权和平等更激烈。冯自由的记述虽多有“虚构”的成分，但对章太炎和张之洞之间的分歧的描述却是十分传神。“戊戌春间，鄂督张之洞以幕府夏曾佑、钱恂二氏之推荐。专电聘章赴鄂。章应召首途，颇蒙优遇。时张所撰《劝学篇》甫脱稿，上篇论教忠，下篇论工艺，因举以请益。章于上篇不置一辞，独谓下篇最合时势。张闻言，意大不怿。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一日语章，谓闻康祖诒欲作皇帝，询以有所闻否？章答以‘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云云。梁大骇曰：‘吾辈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何可出此诳语。’怫然不悦。遂语张之洞，谓章某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辞，不宜重用。张乃馈章以程仪五百两，使夏曾佑、钱恂讽其离鄂。”[11] 冯自由设计的梁鼎芬与章太炎的问题，看上去是“量身定做”的，因为并没有任何线索可以得出康有为有想当皇帝的念头。章太炎的确一直认为康有为有“教主”之心，但当教主的难度要大于当皇帝，而皇帝则是人人可当的。

　　 在湖北期间，他并不愿意附和张之洞的幕僚们对康有为的攻击，在1899年发表于《台湾日日新报》上的《〈康氏复书〉识语》一文中，章氏回忆道：“曩在鄂中，时番禺梁鼎芬、吴王任俊、秀水朱克柔皆在幕府，人谓其与余同术，亦未甚分泾渭也。既数子者，或谈许、郑，或述关、洛，正经兴庶，举以自任，聆其言论，洋洋满耳。及叩其指归，脔卷逡巡，卒成乡愿，则始欲割席矣。嗣数子以康氏异同就余评骘，并其大义亦加诋毁。余则抗唇力争，声震廊庑。举室愕眙，谓余变故，而余故未尝变也。及革政难起，而前此自任正学之数公者，乃皆垂头塌翼，丧其所守，非直不能建明高义，并其夙所诵习，若云阳尊阴卑、子当制母者，亦若瞠焉忘之。”[12]在章太炎看来，张之洞幕友的表现是一种“乡愿”，他为康有为所做的辩护，让梁鼎芬等人认为章太炎“变故”，因而也就不会再让他来为《正学报》撰稿了。

　　 在前述冯自由的故事中，章太炎与张之洞算是和平分手，而且还获得了五百两的遣散费。但在刘禺生的记述中，章太炎要狼狈得多，因为他是被“打跑”的。

　　 刘禺生回忆说：“楚学报第一期出版，属太炎撰文，太炎乃为排满论凡六万言，文成，钞呈总办；梁阅之，大怒，口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者，凡百数十次。急乘轿上总督衙门，请捕拿章炳麟，锁下犯狱，按律治罪。予与朱克柔、邵仲威、程家柽等闻之，急访王仁俊曰：先生为楚学报坐办，总主笔为张之洞所延聘，今因排满论酿成大狱，朝廷必先罪延聘者，是张首受其累，予反对维新派者以口实。先生宜急上院，谓章太炎原是个疯子，逐之可也。仁俊上院，节庵正要求拿办；仁俊曰：章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之洞语节庵，快去照办。梁怒无可泄，归拉太炎出，一切铺盖衣服，皆不准带，即刻逐出报馆；命轿夫四人，扑太炎于地，以四人轿两人直肩之短轿棍，杖太炎股多下，蜂拥逐之。太炎身外无物，朱、邵等乃质衣为购棉被，买船票，送归上海。陈石遗诗话某卷第二段，曾言太炎杖股事，故太炎平生与人争论不决，只言‘叫梁鼎芬来’，太炎乃微笑而已。”[13] 刘禺生的回忆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比如《楚学报》当为《正学报》之误，章太炎虽然写过许多仇满文字，但并不在这个时期。虽然章太炎未必是被人打跑的，但肯定也不会是重金礼送的。

　　 离开湖北之后，章太炎又回到上海，先前供职的《时务报》，汪康年与梁启超相争，最后梁离开，汪将《时务报》改名《昌言报》，聘章太炎主持笔政。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章太炎表示愤慨，撰《祭维新六贤文》，后又写《书汉以来革政之狱》，认为历史上因变革而所付出的牺牲，可能不会立刻被平反，但必然会在后世获得昭雪。1898年底，因受政变案的影响，章太炎前去台湾避祸，并充任《台湾日日新报》的记者。

　　 1898年12月，流亡中的康梁创办《清议报》，由梁启超任主编，继续宣传政治改良，反对慈禧、拥戴光绪。章太炎也不时在《清议报》发表文章，这个时期可能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

　　 1899年底，章太炎曾给康有为去信表示两个意思，一是他与康有为虽然学术上有分歧，但“论事大符”，基本的政治立场有相符的地方；其二是希望康有为及其弟子要包容异见，团结一切力量，尤其是与孙中山等人联合，来与慈禧的势力斗争。[14]

　　 对此，1898年12月28日康有为复信说：

　　 枚叔先生仁兄执事

　　 曩在强学会，辱承赐书，良深感仰，即以大雅之才、经卫之懿告卓如。倾者政变，仆为戮人，而足下乃拳拳持正议，又辱书教之，何其识之绝出寻常而亲爱只深耶！台湾瘴乡，岂大君子久居之所？切望捧手，得尽怀抱。驰骋欧美，乃仆夙愿，特有待耳。兼容并包，教诲切至，此事易明，仆岂不知？而抱此区区，盖别有措置也。神州陆沉，尧台幽囚，惟冀多得志士相与扶之，横睇豪杰，非足下谁与？惟望激昂同志，救此沦胥！[15]

　　 章炳麟接到此书后，写了长长一篇识语，连同康有为回信发表于1899年1月13日的《台湾日日新报》：

余于十一月上旬驰书长素工部，其稿为同人持去，业登报章。数旬以来，屏居枯坐，戚戚寡欢，念夙好之凋零，悲天纲之溃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