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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冯友兰与蔡元培

更新时间:2022-05-23 00:07:37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ix]“三不主义”是蔡先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以约束自己的,但很有针对性,鲜明而生动地体现了蔡先生的办学原则。对此,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和有关文章中有全面论述,这里只谈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特别是“不做官”的问题。

   蔡先生出身于清朝的翰林,留学回国后担任过教育总长,按当时的传统观念,政治地位很高。但是蔡先生回国,是要办事,不是做官;到北大,是要办学,不是做官。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后,依然沿袭了读书做官的旧传统。学生读书是为了“混个资格”(冯先生语),将来做官,办学的人就是学界的官僚。蔡先生之所以首倡“不做官”,就是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办学思想和风气。蔡先生说:“从前风俗以科名为荣耀,自幼即揣摩科举。所以然者,为欲藉考试而得做官也,为做官可得较优之财产,较优之名誉也。……今试问,吾国此风已改乎?实未之改也。”[x] 这种风气,在刚刚建立的北大,同样存在。蔡先生立志改变这种风气,因此才提出“不做官”的原则。他在北大的一系列改革,都是与此有关的。他的改革,为北大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新鲜空气,冯先生就是在这种新鲜空气中学习成长的,所以他有很深的感受。

   冯先生也是从旧的教育体制中走过来的。幼年时,读的是四书五经,写的是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得一个“功名”。民国以后,这种风气并没有完全改变,但他厌倦了八股文和科举考试,喜欢上了新学(逻辑),认识到读书是为了求真理,不是为了做官。报考北大时,他选择了很少有人问津的文科。当时的北大,法科最吃香,因为将来可以做官,他已经被法科录取,但又主动转到文科。蔡先生到北大后,第一件事就是聘请新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冯先生说:“蔡先生在为文科换了新学长之后,又陆续聘请了全国在学术上有贡献的知名学者,到北大开课,担任教师,学生们觉得学校的学术空气日新月异,也逐渐认识到大学是研究和传授学术的地方。在大学中唯一的价值标准是学术,谁在学术上有贡献,谁就受到尊敬。混资格准备做官的思想逐渐没有了,新的学风逐渐树立起来了。”[xi] 冯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就是在这样的学术风气中打下了基础。

   “不做官”在教育上的体现,就是学术自主、学术独立。蔡先生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将北大办成一所独立自主的大学。学术独立也就是教育独立。冯先生通过自身的教育实践,对此有深切的体会。他说:“大学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科”,“严格说,一个大学应该是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xii] 大学是独立自主而“自行继承的团体”。这是对蔡先生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继承发展。

   和蔡先生一样,冯先生有明确的强国意识,认为教育是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之一”的途径。要达到强国的目的,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其中最基本的一件,是我们必须做到在世界各国中,知识上的独立,学术上的自主”[xiii]。他把教育看成是强国的基本国策,不仅是爱国,其中包含远见卓识。凡是真正关心国家命运而又懂得教育的人,能体会到这些话的意义,也会有这样的认识。

   早在1912年,蔡元培先生任教育总长时,就提出有两种不同的教育制度。“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xiv]“隶属政治”和“超轶政治”,确实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教育制度,“超轶政治”实际上就是教育独立,只有“超轶”,才能独立。蔡先生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了。他到北大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就是全面贯彻这个原则,因此才有北大的转变和成就。

   冯友兰先生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学校领导时,也是贯彻这条原则的,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将这一原则说得更为具体。“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不干涉的态度。学问越进步,分工越细密。对于每一门学问,只有研究那一门的专家有发言权。大学之内,每一部分的专家,怎样进行他们的研究,他们不必使别人了解,也没有法子使别人了解。在他们的同行当中,谁的成绩好,谁的成绩坏,也只有他们自己可以批评。所以国家社会,要与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xv]“不干涉”不是不关心,而是真正的关心,即尊重学术的自由发展,并为他们创造条件。这些话是五十六年前说的,但是至今仍有意义。它说明一个真理: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是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目前的教育,问题很多,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形成学术独立自主的体制,缺乏学术创新的机制。

   与此有关的是“为学术而学术”。这是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实行改革的重要原则及之后出现的新气象,对于学术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冯先生回忆说,蔡先生实行改革之后,学术空气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家逐渐认识到,“大学是研究和传授学术的地方,在大学中唯一的价值标准是学术”。“当时有一句口号:为学术而学术。这个口号在解放后受到了批判。其实这一口号所反对的是为做官而学术,这在当时是切中时弊的。”[xvi] 冯先生在晚年重提“为学术而学术”,也是有针对性的,也是切中时弊的。对“为学术而学术”的批判,实际上导致了目前教育中的官本位、行政化。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冯先生继蔡先生之后,从理论上对“为学术而学术”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这一口号包含三方面的思想:“一方面是有关于个人研究学问的目的的思想。另一方面是有关于对于学术的看法的思想。更另一方面是有关于对于研究学术的方法的看法的思想。”[xvii]并对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一作了说明。

   将三个方面集中起来说,前面所说的学术独立,就是第二方面的意思,即认为“这种‘学术独立’的看法,以为学术不是任何东西的附属品,它的价值在其自身,不在于能为某一方面服务”[xviii]。这就是“学术至上”和学术尊严。只有尊重学术,承认学术自身的价值,才能有学术的独立发展。关于第一方面的思想,冯先生说:“学术是为什么呢?照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就在于发现真理,而真理的价值就在于其本身。”[xix] 真理是最高价值,追求真理是神圣的事业,学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发现真理,因此大学是神圣的领地。蔡先生开创了这一领地,冯先生则捍卫了这一领地。如果丧失了这一领地,一切都无从说起。冯先生还提倡“无所为而为”的学风,批判了“有所为而为”的功利主义,认为“功利主义是阻碍教育发展的”。他说:“学术是有用的,但是研究学术的时候,不可以有致用之心。为致用而学术,容易犯一种短视急躁病。结果学术研究不好,因此也无从致用。‘为学术而学术’,不以致用为意,反而可以得到学术的大用。”[xx] 这是研究学术的方法问题,也就是第三方面的意思。教育中的急功近利,绝不可能出大师,冯先生的分析说明了这个道理。

   基于这样的认识,冯先生认为,大学不只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而且要研究新学术。不仅要研究学术,而且要将研究的成果传授给学生。一个人在研究中有成就,就可以开课,讲授他的研究成果,因此在大学里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课程。这就叫“学术自由”。一个人喜欢研究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问题,研究出成果了,就可以自由开课,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大学。这与蔡先生的办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蔡先生对大学有一个精辟的论述:“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xxi] 要教授高深学术,就要有高深的研究,因此他将全国最有成就的学者集中于北大,请他们开课,担任教授。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有详细的记述,表明他对蔡先生的敬仰。

   这又涉及学术评价的问题。怎样才能知道一个人的学术成果的水平和价值呢?怎样评价学术成果呢?如果说自由的学术环境和条件能够出成果,那么建立公正的评价体制和评价标准,就是评价学术成果的根本依据。这就要求评价者,首先要站在学术的立场,出于公心,排除一切非学术的因素,包括主观成见、偏见、私人关系、个人情感和其他方面的干扰(如政治态度等)。其次,还要真懂学术,而不是假懂学术,更不能以官位、权力代替学术。蔡先生有这个资格,这是他所以成为大教育家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他在北大建立了学术评价的体制,其中,“教授治校”就是“蔡元培到北大后所推行的措施之一”。[xxii]“教授治校”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学术评价。按冯先生的说法,学术成果的好坏只能由同行来评价。但是,这又有一个前提,就是同行中人,应该是有良知、真正做研究并有见地的学者,而不是冒牌货,更不是利欲熏心之人。在目前,不能不加上这条原则。

  

  

   * 原载《读书》2011年第9期,第121‒129页;另见《走进冯友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191‒202页。此文作于2010年8月18日。

  

  

   [i] 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三松堂全集》第1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页。

  

  

   [ii]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14页。

  

  

   [iii]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15页。

  

  

   [iv]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18页。

  

  

   [v]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13页。

  

  

   [vi]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18页。

  

  

  

   [vii] 蔡元培:《仲学修养教科》,《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1页。

  

  

   [viii]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18页。

  

  

  

   [ix] 冯先生对“三不主义”的记忆前后有些出入,在《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中,记作“不做官,不当议员,不纳妾”——《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179页;在《三松堂自序》中,记为“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70页。

  

  

   [x] 蔡元培:《在浦东中学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298页。

  

  

   [xi] 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16页。

  

  

   [xii] 冯友兰:《论大学教育》,《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160、161页。

  

  

   [xiii] 冯友兰:《大学与学术独立》,《三松堂全集》第5卷,第456-457页。

  

  

   [xiv]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30页。

  

  

   [xv] 冯友兰:《大学与学术独立》,《三松堂全集》第5卷,第459页。

  

  

   [xvi] 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16页。

  

  

   [xvii]

   冯友兰:《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189页。

  

  

   [xviii] 冯友兰:《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189页。

  

  

   [xix] 冯友兰:《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179页。

  

  

   [xx] 冯友兰:《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190页。

  

  

   [xxi] 蔡元培:《大学令》,《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283页。

  

  

   [xxii]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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