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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儒学的核心价值及其意义

更新时间:2022-05-22 21:00:11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提要】儒学是德性之学,其核心是仁。仁是人类最真实的情感,又有理性的普遍形式,我称之为情感理性。仁是人的理性自觉。仁表现在家庭关系中,就是亲情。家庭亲情不仅使人的情感得到安慰,而且是人类幸福的源泉。在社会政治层面,仁主要体现在对人的尊重和关怀,形成以“仁民”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其深层意蕴是以人为目的,而不是将人视为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仁的体现是“爱物”、“万物一体”,这是中国古代的深层生态学。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一切取决于人类的活动,提高人的德性,转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培养仁德,提高心灵境界,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根据和根本保证。

  

   儒学是德性之学,不同于西方的智性学说。智性的最高成就是纯粹理性(或自由理性),发展出近代的科学民主;德性的最高成就是情感理性,以“仁民爱物”、“万物一体”为最高境界。二者各有特点和贡献。今日,在讨论人类发展和多元文化下的价值建构时,儒家的德性之学及其核心——仁的学说特别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仁的德性具有何种实践意义?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又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儒学的当代使命,主要体现在这里。


一、仁何以是情感理性

  

   纯粹理性强调客观普遍性,同时也很重视人的主体性及其建构作用。但是,不管是“人为自然立法”,还是“人为自己立法”,都是以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二分为特征。而理性与人的情感也是二分的。理性被认为是能够建立一切秩序的普遍原则,而情感被归结为浪漫主义的情调,处于哲学文化的边缘(当经验主义对理性的独断提出批判时,理性便独守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领地而成为经验主义的支撑)。现代的主体哲学,则是以个人权利为中心,将人类中心主义发展到极端,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的价值关系越来越被忽视,以致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危机。这是许多西方思想家都承认的。当然,西方的思想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在不断重建新的价值,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在文化多元的条件下,东西方文化有无对话的可能?我以为,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

   儒家德性之学的核心是仁,仁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的真实情感即真性情,它来自生命的创造(“生”的哲学),是人的最本真的存在及其价值所在。仁的实质是尊重、同情和爱。在西方,爱被归于上帝;在中国,爱是人的生命的内在本质。重要的是,仁不仅是真实情感,而且是理性的,即具有理性的普遍形式。仁是人的理性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仁是有情感内容的理性,我称之为“情感理性”[1]。这正是儒学的特质所在。

   情感能够是理性的吗?这是情知二分的思维难以理解的,只有在知情合一的思维方式之下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儒家的回答是肯定的。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2]

   这种好恶之情是理性的,即“好善而恶恶”,是非善恶之分是有理性原则的,仁义礼智之智,就是区分是非善恶的理性能力,而仁是“本心之全德”(朱熹语),智是仁的运用。儒家并不否定感性情感,如“好好色,恶恶臭”[3],感性情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绝不能被忽视;但儒家在维护社会价值上,更强调理性情感,这与“仁者爱人”并不矛盾。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质,也是人之所当为的内在价值,所好者是实现仁德而有善行之人,所恶者是无善行之人,当其去恶而从善,也就在所好之列。朱熹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4]“心之德”是指内在德性,“爱之理”就是情感理性,爱是仁的本质内容,理是理性形式,理不能离爱而存在。陆九渊说:“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5]

   情性一事,说明情即是性,即是理。王阳明说:“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现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6]“真诚恻怛”就是仁,既是情,又是理,是情理合一的。戴震被认为是理学的批评者,但他也说:“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未得而理得者也。”[7] 这就说得更加明确,所谓理性,就是正当而无错失之情感。

   总之,将情感提升为理性,从理性的层面论情,这是儒家仁学的基本共识,也是儒家仁学的最高成就。这种理性当然是价值理性,而不是单纯的认知理性。这种价值理性是人类生命的最本质的特征,也是社会价值的人性基础,即所谓“良知”。建立在仁之上的社会就是人性化的社会,而不是“异化”的社会,如同某些西方学者所说,人与社会处在对立之中。这是儒家的理想,同时也符合人类的共同期望。

   从人类情感的角度讨论价值,已经为当代许多哲学家所接受,但是立论的前提和结论截然不同。这就涉及如何看待情感的问题。我们承认情感是很复杂的。情感无疑是人的最原始的存在,但也是人的最崇高的诉求。情感既有感性情感,又有理性情感。感性情感与人的生理欲望相联系,儒家称之为“情欲”,儒家并不否定情欲,但是保持高度的警惕而反对私情私欲。有些人将儒家所说的情等同于私情、私欲,并且将现代社会到处存在的人欲横流、私情泛滥归罪于儒家,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儒家所提倡的是理性化的道德情感,也就是道德理性。它与纯粹理性(包括实践理性)的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它是有情感内容的理性,而不是空的形式理性,是以爱与尊重为内容的具体理性,而不是概念化的抽象理性。孔子之所以不给仁下定义,原因就在这里。仁是人的生命情感的理性自觉,不是抽象概念即认识形式,它能使人的生命价值建立在活生生的人的现实的情感活动之上,而不是一套理性“设准”,当然更不是纯粹私人的、主观的个人兴趣、爱好之类的情绪情感。将情感与理性完全对立起来,将情感说成是完全心理的、经验的、私人的、主观的,而将理性说成是完全抽象的、形式的、普遍绝对的,这种思维方式已经越来越受到批判,它对于建立人类价值并无积极的作用。对此,有两位美国学者托马斯·古德尔和杰弗瑞·戈比提出了出乎人们意料的分析,认为现代人的“大脑结构”发生了“错误的调整”,以致“引起了情感与理性的一种病态的分离”。[8] 这绝不是骇人听闻,这是从人类“文化基因”出发对人的情感与理性何以分离所作的刨根究底式的分析和批判,值得今人深思。

   当然,儒家的仁作为情感理性,要真正实现,变成人类的自觉行为,是要经过自我培养和实践的,否则,很容易滑向私情私欲。在儒家受到冲击后,这种情况果然出现了。这也是儒家为什么经常受到误解的原因。人的高尚情操、情趣与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建立,需要人的自觉自律,需要培养“情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家庭亲情是人类幸福的源泉

  

   儒家很重视家庭亲情,这是尽人皆知的。家庭是社会的特殊单位,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仁首先表现在家庭关系中,就是亲情。但是,人们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其中最流行的就是,以血缘关系解释亲情,以家长制解释家庭。这可能有生物学与社会人类学的根据,但是只停留在生物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更不是儒学的本质所在。在儒家看来,人毕竟不同于动物,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有仁性,而仁性在家庭中的表现就是亲情。反过来说,亲情是仁的表现,不只是人的生物本能。历史是发展的,社会是变化的,但家庭中的亲情是不能改变的,家庭也是不会消失的。现代社会是高度社会化的社会,但是恰恰在这样的社会,出现了家庭的危机,与此同时,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新重视家庭亲情,这是有深刻原因的。事实上,在现代竞争激烈和紧张忙碌的生活中,正是家庭使人有归属感,家庭亲情使人得到温暖。家庭亲情不仅使人的情感得到安慰,而且是人类幸福的源泉。这一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体验,所证实。

   美国耶鲁大学的学者罗伯特·莱恩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幸福状况进行了长期的实证研究,出版了《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2000)一书。他用大量事实证明,当人们对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不太可能感到幸福,因此,在衣食住行得到满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点,都会使人感到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递减,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原因在于,利润极大化是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只有“劳动力”这个要素,根本没有“人”的概念。劳动力被归入“成本”的范畴,必须以最低的代价获得、以最高的效率使用。因此,寄望于市场经济,给国民带来的未必是幸福。那么,幸福来自何处?莱恩的结论是,亲情和友情则是幸福的源泉。[9]

   莱恩对现代社会关于幸福指数的实证研究,与儒家思想不谋而合,这很值得重视。这说明,儒家的亲情之仁在现代社会是有生命力的,是现代人类生活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同时也说明,幸福并不等于物质财富的积聚和占有,物质财富是外在的,是“身外之物”,不是生命中固有的,人的幸福只有通过人自身的情感感受才能体会到,不是通过外部财富的占有就能实现的。人需要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这是儒家如孔子、孟子和朱熹等人反复强调过的,但是并不能反过来说,物质生活越富裕就越幸福。很可能相反。物质欲望的不断膨胀、物质财富的不断追求,其结果就会受物质力量的支配与束缚,变成“物化”的人,反而失去自由和幸福。幸福不能没有物质条件,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儒家的一贯主张,但是,人的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物质享受的不断追求,绝不会带来幸福。幸福的源泉在于生命情感的最大满足,亲亲之仁就是幸福的内在根源,现代社会人类生活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三、“以人为本”是政治实践的依据

  

   在社会政治层面,仁主要体现在对人的尊重和关怀,形成“亲民”、“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为政的基本前提和根本目的。

   古代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自称为“天子”,即天的儿子,意思是代表最高主宰者天来治理人民的。但是,孟子引用《尚书·泰誓》中的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0]

   说明天的意志是由人民决定的,不是由最高统治者决定的。这就是“以民为本”的最早的理论依据。这是儒家最主要的社会政治主张和信念,为历代儒家所遵守。至于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说,进一步确立了人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君主是为人民办事的,而不是人民为君主办事。“仁政”之说,充分表达了“亲民”思想,体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心。

但是,儒家是在君主制的前提下提出“亲民”、“以民为本”的主张的(关于古代历史分期,有不同说法,暂不讨论,我只是泛指)。后来,专制集权制度建立之后,儒家学说就处于政治的从属地位,或被贬抑镇压(秦)、或被利用(汉以后)作政治意识形态。儒家对现实政治虽有批判,但是对于专制体制本身并无批判,也未能提出新的政治主张和学说。这是历史的局限。人民可以是社会主体,却不能成为政治主体。政治上则是“为民做主”,而不是“由民做主”,只能寄望于君主(统治者)的德性,而不是经过民主的政治程序由人民自己做主。在君主专制体制下,也有一套文官制度,对君主权力进行限制,但这同近代民主制是有原则区别的。但就儒家仁学的精神实质而言,其中包含着民主的因素,这就是对人的尊重和人格平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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