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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华杰:从历史理解中国:近代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及其路径演进

更新时间:2022-05-22 20:39:46
作者: 崔华杰  

   【内容提要】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来华西人将中国历史当作叩开中国国门的必备认知信息加以研究。此后,借助于殖民主义的地理扩张,西人在书写中国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地方视角的研究特点,将历史视为认知地方的知识背景。这种从历史的维度审视和理解中国的路径取向,助推西人逐步发现中文文献所承载的世界史事资源以及中国历史所蕴藏的文明规律。对来华西人中国历史书写内容的构建及其路径演进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的中国认知在近代的生成及其变迁。

  

   【关键词】

   中国历史 来华西人 历史书写 海外汉学

  

   1885年,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安吉力(James B. Angell)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需要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的文章,敦促美国学界推进中国历史研究,以增进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实际上,包括安吉力在内的近代来华西人不仅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揭示了历史之于中国的重要性,还在接下来的书写实践中将中国历史从一种常识性的知识认知发展到一门专业性的学术研究。学术界虽然对这一重要题材有所关注,然而所取得的成果或集中于某一时段和特定主题,或散见于一些海外汉学史成果,缺乏长时段考察和综合研究。为此,本文意在探讨来华西人在近代时期对中国历史的内容建构及其路径变迁,并由此揭示中国历史作为一门学术在近代英语世界的生成过程。

  

   一、 历史作为“打开中国”的信息准备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来华西人殷切盼望及早打开中国的大门,以便推行自由贸易或福音传播。外国商团希望在“自由贸易的庇护下”,对华贸易“将继续扩大,直至巅峰”;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Charles Gutzlaff)则把中国视为“最后的堡垒”,声称“经由我们伟大的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很快将把中国从撒旦的奴役中解脱出来”,“为把福音传给中国宁可赴死,也不愿在前线静候”。要想叩开中国大门,顺利推进各项事业,对于中国的了解自然成为应有之义。在当时,“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人们纷纷渴望获得关于中华帝国商业、政治和宗教等领域的准确信息”。

  

   在诸多要素之中,中国历史因起源古远、史事接续而进入西人的视野。在广州创办的英文杂志《中国丛报》所载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华帝国——它的古代无与伦比,其面积和资源也几乎无可匹敌——现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838年也说,中国在“起源的古老性”以及“领土的广度、人口的数量和文明的进步”等方面,“我们发现她比其他未受福音的国家都要优越,地位也要突出,她是最伟大的异教国家”。

  

   然而,这种建基于现实利益之上对中国历史的知识需求,在近代来华西人看来还有着较大的认知空缺。英国外交官员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曾利用伦敦国王学院“东方图书馆(Oriental Library)”藏书,统计了1836年其英文《中国人》一书刊行之前西方社会所出版的69部中国研究著述。根据德庇时所列书目,近代西人获得中国历史知识大致有两个渠道:一是耶稣会士在明清时期的知识积累,如曾德昭(Alvaro de Semedo)的《大中国志》和安文思(Gabreil Magaillans)的《中国新史》等;二是西人游记所蕴藏的中国史地知识,如1816年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率团使华,其随行人员亨利·埃利斯(Henry Ellis)、克拉克·阿裨尔(Clarke Abel)和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撰写的三部出使纪行。然而,在近代早期的来华西人看来,这些著述对于中国历史虽有涉及却存有各种不足:埃利斯和阿裨尔的作品虽然含有“一些重要的信息”,但在整体质量上鲜有出彩之处;小斯当东的出使日志只是当时最好的“游记”;耶稣会士的研究尽管以中国历史为主题,然而提供的只是些“细致性”的史料,或是在内容上尽是些“曲笔之辞”。故而有人得出结论说,“大量成果现在变得陈旧落后。而且,对于诸多不熟悉中国的读者来说,很难将真实的声音和有用的知识从歪曲的偏见和掩藏的谬理中剥离出来”。

  

   至于史官不绝、竹帛长存的中国史学,近代西人亦认为不仅难言完善,且诟病颇多。如有人批评中国传记史学“仅载传主的生卒年月、个人经历、所居官职”,可谓是“只见骨骼”“未有血肉”。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应担负书写中国历史的责任:“这里资料丰富,但需要一个毫无偏见且精通中国礼仪和语言的人做出恰适的遴选和编排。”而且要使历史显得有血有肉,在撰述中不仅要抱持批判精神、叙事凝重简练,还要求真求实、语言生动,也就是“用塔西佗的巧手作曲,还要用罗伯逊的悦耳笔调写成”。总之,近代来华西人认为不仅要“重新书写中国历史”,还要“编纂一部完善的史著”,从而“为西方学界提供关于中国的严谨且客观的新知”。

  

   来华西人对中国历史的这番认知,固然可被视为“19世纪前期西方学界建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其动机从根本上说还是为叩开中国大门做信息准备。在他们看来,“我们对中国的悠久历史倘若不屑一顾,那么就永远不会形成关于这个民族的正确意见”。

  

   将历史作为叩开中国大门的信息准备,意味着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本质上乃是一种“现实主义”史学,也就是服务于当时欲谋推进的传教事业和殖民活动。麦都思在描述《中国的现状及前景》一书的撰述动因时指出:“在我们考虑将一个新宗教引入这个国家时,自然要去探究它目前对神圣永恒事物的观念;并要昭显其体制存在的缺陷,为引入新体制拉开帷幕。”美国游历家伊诺克·温思(Enoch Cobb Wines)在1839年出版的《中国一瞥》中说:“好学的哲学家、寻找使民族保持繁荣稳定之原理的经济学人”,还有“散播教义和福被世界的基督徒”“都能找到关于这个民族的有用信息”。当然,郭实猎《打开中国》一书表达得最为直接明确:“中国现在乐意开放商业,很快将对我们开放更广泛的交往,还早晚要向传教事业开放。目前有利的和标志意义的形势,就是出版各种有用的出版物,从而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显而易见,研究中国历史正是为“打开中国”提供资料的准备和认知的帮助。

  

   如何使西人对朝代繁多、史事复杂的中国历史有直观的了解,通论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撰史方法。郭实猎1834年出版的《中国史略》按照编年史体例将中国历史划分为“神话时代(三皇五帝)”“古代历史(夏商周秦汉)”“中世纪历史(唐宋)”和“近代历史(明清)”,篇幅达16章之多。麦都思1838年出版的《中国的现状及前景》也是以简明的语言勾连中国历史重要的发展篇章。虽然这些成果在正文中既未添附注释说明史料来源,文后也未列参考书目以供他人借鉴,行文重于叙述,最多可被视为大事记或编年史,然而应注意的是,这种偏重于基本情况介绍和史事要录的书写倾向,更能为西人提供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

  

   在书写观点上,来华西人一方面认为中国历史经时悠久、史事接续,为其在华预谋推进的事业“增魅”;另一方面他们又为漫长悠久的中国历史“祛魅”,将之视为一种“封闭性”的历史,目的为中西在近代的接触提供现实必要性和历史合理性。尽管在中国信史的开端上,来华西人并未达成一致,如有推崇德庇时之周代说,也有从麦都思之大禹说,然而,承认中国历史的接续性则是普遍特点。郭实猎感慨说:“它从最古老的时代一直延续至今的一系列事实,任何国家的历史都难以与之比拟。”在郭实猎看来,若将历史悠久的中国纳入西方的宗教体系和经济体系,那自然是无上荣光的“伟业”,故而他早在赴中国沿海区域探查情报时,就立下夙愿:“基督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将成为唯一的王和侍奉的对象。”但是,来华西人也指出,中国在历史上“无视其他民族,只关注自己的国家,谈及其他民族时仅以蛮夷代之”,并认为这种“封闭性”只会导致中国历史在内容上的单一重复,“当查阅他们的历史时,我们同样遇到因其各个时代的一致性而产生的思想贫瘠”。

  

   来华西人这种“增魅”与“祛魅”并存的双面性书写特点,成为鸦片战争前后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历史的“叙事模板”。出版过《西班牙和葡萄牙史》《法国史》等国家历史并以笔名“考娜夫人”闻名欧洲的朱莉亚·考娜(Julia Corner),在其出版的《中印历史图解》中这样说:

  

   毫无疑问,中国是大洪水之后最早建立的君主政体之一。与她同时代的那些伟大远古帝国,甚至在罗马时代之前就从地球消失了。时间见证了许多强大王国的兴衰,现在只能在世界地图上费力寻找他们的名谓。然而,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中国在法律、制度、语言、礼仪和知识上仍然与基督教时代之前的遥远年月几乎相同。

  

   因此,钩沉历史上的中外交流史事,为近代时期叩开中国门户提供历史佐证,成为来华西人在中国历史书写上的常见叙事路径。郭实猎声称《中国史略》涉及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外交往的历史”,要比先前的类似著作“更加准确和广泛”。德庇时在《中国人》一书开篇就是从“欧洲对华早期交往”谈起,从罗马帝国的马克·奥古斯都(Marcus Antoninus)时代讲到康熙年间的中外交往发展简史。

  

   总之,来华西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中国历史书写,其首要目的还是为叩开中国大门服务,正如郭实猎所言,“若能尽绵薄之力达成这一目的,我必将深感荣幸。在上帝和救世主的仁慈眷顾之下,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通往中国的大门将被很快打开”。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正是这种以现实性为指向的研究立意,决定了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偏见与文化误读。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们将中国的地理“封闭性”与所谓历史的“停滞性”联系起来,以西方进化史观为价值基准并着意刻绘中国发展固化的图景,这样不仅为中西在近代的接触和交流提供“政治正确性”,还最终为殖民主义的暴力扩张提供了话语支持和道德依据。

  

   二、 历史作为适应地方的“知识课程”

  

在历史作为信息准备以“打开中国”的书写目的之下,尽管来华西人立下“重新书写中国历史”的宏伟目标,然而在鸦片战争之前,他们的活动只能局限于中国近海区域,搜集资料不易,撰述历史颇受掣肘。《中国丛报》曾刊发一篇名为《中国自然史》的文章,指出耶稣会士和阿美士德使团“除植物学之外,在自然史其他领域没有留下任何重要记录”,因而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大有可为”。可以想见,史料上捉襟见肘,史学研究自然难做无米之炊。这一窘境在战争爆发之后大为改观。1869年英文传教期刊《教务杂志》刊载了一篇名为《华西历史宝藏》的文章,提请西人“注意华西地区的藏书楼和各类寺观道院所藏之大量史学宝藏”。该刊18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也称:“中国人对古物向有鉴赏力,历代古物都得到谨慎保留并流传后世,不仅是书籍文献还有碑文实物都记载了诸多重大史实。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文献和文物。”中国史料资源之丰富,不仅令来华西人为之折服,还激发了他们投身中国历史研究的信心。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修订《中国总论》一书时如是感叹:“中国历史是很具魅力的课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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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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