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朱建荣:辨析日本关于钓鱼岛主权主张的结构性缺陷

更新时间:2022-05-22 00:51:00
作者: 朱建荣  

  

  

【摘要】围绕钓鱼岛主权争端,日方善于运用国际社会易接受的形式并以国际法做包装为其主张进行辩护,还经常采用某些技巧掩饰其弱点。仔细研究分析其主张的依据可知,日本所谓1895年“合法先占”钓鱼岛的主张存在着三个结构性缺陷,即“无主之地”一说满是漏洞,战争中攫取领土不为国际社会承认,所谓“编入领土”的手续不合国际法。至于1895年以后70多年的主权争议,日方攻击中方的“三大利器”,实际上都站不住脚。进一步考证日方资料,并吸收台湾方面的实践与研究成果,可以更加充实中方的立场,有利于中日两国在新形势下达成新的平衡,重建友好。

   【关键词】钓鱼岛;主权争端;结构性缺陷;两岸携手;台湾“第三清德号”事件

  

   中日钓鱼岛领土之争,已由过去的双方各执一词转为两国政府之间的正面交锋,接下来很可能发展为两国学者间甚至有第三方参加的学术论战。2012年9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简称“国新办”)首次发表了题为《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①的白皮书,围绕中方立场和观点,注重历史依据和现代国际法,对钓鱼岛问题做了全面阐述。中方学者也发表了不少考证和论述的文章。

   笔者一直关注钓鱼岛问题,相对比较了解中日双方各自的观点主张,以及日本国民和第三方(其他国家)对钓鱼岛争端的关注焦点。日方自称按照国际法“合法”地占有了钓鱼岛,并“合法”地长期占有,还对中方观点主张多有反论。相比之下,中方迄今为止的观点主张主要集中在历史考证方面,但在运用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现代国际法语系进行主权宣示上则尚嫌不足。

   本文着眼于今后的学术论战,将重点放在对日方观点的分析回应上,并指出一些中方为进一步获得国际社会和日本国民的理解和支持而需要改进、加强的地方。笔者尤其认为,中方应该重视台湾方面长期以来围绕钓鱼岛问题的实践和研究成果,两岸携手,相得益彰,充实中方的论据、主张。

   一、日方“先占”之说的结构性缺陷

   迄今为止,中国国内有关“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大多数研究成果,偏重于列举和考证1894年之前中方的有关历史资料。这样的研究固然重要,但笔者认为,列举这些历史事实,无论多少效果实际上是一样的,只要能说明钓鱼岛绝不是“无主之地”、早就被纳入中国主权管辖范围就足够了。而且,如果偏重于列举历史文献而轻视甚至忽略对关于1895年以后历史的观点进行正面回应的话,中方会陷入对方设置的陷阱,在国际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新台湾国策智库研究部主任李明峻认为:“所谓‘固有领土’在国际法上并无特别的意义,因为领土一旦合法割让予他国,即不复为原领有国的领土,旧领有国不得主张对此地域的权利。同时,对于一国所领有的地域,无论是有史以来即未曾变更主权的地域,或是新取得的领土,领有国对于二者的权利并无差异。因此,以历史上曾经发现或拥有为主张的依据,从而主张其为固有领土,事实上并无特别的法律意义,我国应强调钓鱼台列岛为台湾附属岛屿的事实。”②

   日方学者也多认为,中方列举的历史证据无法按近现代国际法的要求来证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领土,因为近现代国际法和国际社会认可的宣示领土主权的方法应该包括公开声明、国际承认、完成法律程序、有效实际统治等。更有一些日本人别有用心地说,中国以几百年前的史料来论证钓鱼岛今天还是属于中国的领土,是要“颠覆按照近现代国际法形成的国际秩序”。确实,人们无法用同样的“固有领土”一说来谈蒙古国问题以及许多后来追认划定的边境问题。

   笔者认为,不能局限于强调几百年前的历史证据。要认识到,日方正是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在对中方大量历史证据中存在的某些含糊之处或历史资料解读问题吹毛求疵的同时,巧妙地掩饰了自身主张在资料和证据上的结构性缺陷。因此,中方或许应该把围绕19世纪末钓鱼岛归属问题进行论战的主战场放在以下三个方面:揭露“无主之地”一说的种种漏洞,指出战争中攫取领土的不正当性,以及批驳日本所谓“编入领土”的手续不合国际法。

   对此,国新办白皮书做了一些工作,如介绍了1885年10月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在给内务卿山县有朋的复函里承认“此刻若有公然建立国标等举措,必遭清国疑忌”(但省略了该函前一部分还谈到“清国已命其岛名”,“近日清国报纸等风传我政府欲占台湾近旁之清国所属岛屿云云,对我国心怀猜疑,并屡次呼吁清政府予以关注”)③,还列举了在这之前《申报》呼吁对日本在钓鱼岛的行动加强警惕的文章。不过,井上馨的复函等日方资料,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的书里早已有详细介绍,对于这段日方很感心虚、极力掩饰的历史,中方是否应该做进一步细致的实证研究?

   (一)所谓“无主之地”的调查过程存在颇多疑问

   日方的观点是,日本政府有关方面事先曾多次调查,经确认钓鱼岛为“无主之地”后由内阁决定正式编入日本领土。其说辞为:“尖阁群岛(即我钓鱼岛,下同)是日本政府1885年以后通过冲绳县当局等的办法再三进行实地调查,慎重地确认尖阁群岛不仅是无人岛,而且没有清国控制的痕迹之后,于1895年1月14日做出了在岛上建立标志的内阁决议,由此正式编入日本领土。”④这段话里有诸多漏洞。

   首先,这里说“1885年以后……再三进行实地调查”,本身就是不实之词。国新办白皮书引用日本外交资料馆所藏的当时冲绳县知事致内务省局长函件:甲午战争前两个月,即1894年5月12日,冲绳县秘密调查钓鱼岛的最终结论是:“自明治十八年(1885年)派县警察对该岛进行勘察以来,未再开展进一步调查,故难提供更确切报告。……此外,没有关于该岛之旧时记录文书以及显示属我国领有的文字或口头传说的证据。”日方究竟是“再三进行实地调查”,还是仅1885年上岛过一次?看来仅有过一次,但要说成“再三”。对此,中方是否应该请对方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其次,有作者为“古月”的论文⑤对日方前后公布的资料内含的自我矛盾进行了分析。该文对1885年9月22日冲绳县令向日本内务卿山县有朋提交的报告和1970年9月17日琉球政府发表的《关于尖阁列岛的领有权》的声明(日方系统阐述其对于钓鱼岛拥有主权的历史根据的最早、最详尽的文献之一)进行比较后,写道:“比较这份报告(指1885年冲绳县令给内务卿的报告)与1970年声明,可以清楚发现其中存在的严重冲突:1970年声明中所说的这份报告的内容是,冲绳根据古贺(辰四郎)开拓钓鱼岛所引发的‘形势需要’,首次向内务部建议建立国标;而上引的冲绳县令报告原件表明,其内容是冲绳奉了内务部的‘秘密指令’对钓鱼岛进行调查,然后作出的情况汇报。讲述事实的因果关系也正好颠倒。在对待钓鱼岛问题上,不是冲绳县向内务部建议建立国标在先,而是内务部指令冲绳县勘查钓鱼岛在先,而冲绳县经过勘查后,在当时已意识到钓鱼岛隶属中国,怕引起纠纷,因此反对内务部立即建立国标的决定,主张暂缓推行。”

   “古月”的论文还指出了日方说辞的另一个自相矛盾之处:“1970年的声明和一般的日本官方说法都指出古贺于1884年‘发现’了钓鱼岛,而古贺自己在1895年提交的《租借官地申请书》中说他在1885年才到达钓鱼岛。尽管两个说法仅差一年,但是问题的实质很关键,因为这关系到到底是谁先‘发现’钓鱼岛的问题?所谓的‘发现’钓鱼岛,是政府的蓄意勘查,还是民间的无意拓荒?”

   除了这类揭露日方欲盖弥彰的谎言之外,我们还能从日方资料中找到一些自我撞车的史实。譬如,台湾方面披露,日本占据台湾以后的1915年,其台湾“总督府”发行了一本题为《台湾的水产》的小册子,其中写到台湾东北角的渔民自古即在钓鱼台水域捕鱼和避风,已有百余年历史,钓鱼台上还有台湾渔民设立的神庙。⑥截至目前,笔者尚未看到该小册子的原文,如能予以公布,这对于注重实证的日本国内舆论将颇具震撼力。

   (二)战时的窃占不为国际社会承认

   另一个需要重点回击的,是日方有关1895年1月把钓鱼岛编入日本领土在手续上的合法性问题。日方行为的要害问题主要有二:一是战争中趁火打劫的窃占;二是所谓“编入日本领土”的程序不符合国际法,与日本针对其他岛屿的领土编入程序相比也是自相矛盾的。

   日方各说帖重在切割1895年1月的占岛内阁决议与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关系,因为《开罗宣言》要求日本将台湾归还中国,日本接受了包括该内容的《波茨坦公告》,1952年签订的“日台和约”第四条又规定“中日之间在1941年12月9日以前所缔结之一切条约、专约及协定,均因战争结果而归无效”。撇清两者关系,便可以此辩解称钓鱼岛不在战后条约体系规定的日本必须放弃的领土范围之内。但事实上这仍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占据钓鱼岛是战争中的“强占”,这是公然违反现代国际法的。

   有关“在战争中窃占领土”的性质,台湾学者张启雄曾有明确的定义:日本对“台湾澎湖的占领,是以条约(《马关条约》)割让的方式取得者;至于钓鱼台列屿的占领,则是挟战胜之余威,片面加以侵占,为应列入条约割让、却未列入者,故它虽与《马关条约》无涉,但却与甲午战争有关。占领钓鱼台列屿之前,日本不曾通知对方;占领之后,同样的,日本既不将之列入条约,也不做占领宣告。因此,前者是割让,后者既是侵占,也是窃占。在国际法上,割让与侵占不同,两者的最大不同,乃在于前者须以条约的形式为之,而后者却没有法律形式,只是假借国家的暴力行为,进行片面性的占领行动。简单来说,割让因是透过法律形式而取得领土,所以是国际法承认的国家行为;反之,侵占或窃占是不法的片面性领土取得方式,其国家行为不被国际法所承认”⑦。

   就连其后开发钓鱼岛的古贺氏写的自述文章也写道,“正值明治27、28年战役终局,皇国大捷,其结果台湾岛归入帝国版图,尖阁列岛亦为我所属”,承认是作为战争的结果,日本吞并了钓鱼岛。

   此外,中国学者也曾提及日方承认是战争行为导致占据钓鱼岛的另一个证据:“在1910年1月1日到9日,《冲绳每日新闻》曾经对古贺辰四郎开发钓鱼岛的‘业绩’作了连载,并在其报道的文章中写道:‘如果政府内心认为钓鱼岛是无主地,那么在对清发动战争前后,没理由不批准古贺的开发申请。而实际上,政府正是因为知道钓鱼岛属于中国,但因为还未完全战胜大清国,所以在谨慎地等待时机’。”⑧

   人们知道,美国军方有一条规定,本国军人一旦被对方俘获之后在武力胁迫下签署的任何文件或声明都不被承认,即认为乘人之危、趁火打劫之下形成的结果不具法律效力。甲午战争中的“窃岛”,属于同一性质。

   (三)所谓“内阁决议”的程序不合国际法

   1895年1月的所谓“内阁决议”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其程序不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公认的规则。该决议“承认该岛为冲绳县所辖”,并同意在岛上建立界碑。日方以此作为其将钓鱼岛编入日本领土的法律依据。对此,大陆和台湾诸多学者已经指出了其不合国际法的各个侧面。

   1.该内阁决议直到1952年日本外务省编辑出版《日本外交文书》第22卷时才首次公布,近60年没有对外公布的内部文件有何外交效力?

2.以明治天皇名义在1896年3月5日发布的关于“冲绳县之郡编制”的第13号敕令没有提及钓鱼岛。而明治宪法规定,内阁只是天皇的辅弼机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394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