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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岸:西方自由民主危机与中国民主话语构建

更新时间:2022-05-21 21:46:54
作者: 张飞岸  

  

   摘要:民主,是世界范围内哲学社会科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概念之一,也是当今世界被最大多数人认可的核心价值和制度模式。人类世界是被话语建构的世界,话语是建立在概念基础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谁主导了民主概念,谁就掌握了民主话语权。2016年美国大选使美国自由民主制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也为中国建构自身的民主概念、确立中国民主话语权提供了良好的时机。然而,要想在民主理论领域完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立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概念”的要求,中国学者必须了解西方自由民主话语权的构建过程,了解西方学者构建自由民主话语权与反对人民民主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基于这一认知,中国人民民主话语建构必须建立在解构自由民主的基础之上,并对它的核心问题进行有效回应。与自由民主的反人民性不同,人民民主是真正强调人民主权的民主观,是对多数利益的维护,是民主政治公共性和阶级性的统一。

   关键词:西方自由民主危机;人民民主;中国民主话语构建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民主,是世界范围内哲学社会科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概念之一,也是当今世界被最大多数人认可的核心价值和制度模式。人类世界是被话语建构的世界,话语是建立在概念基础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谁主导了民主概念,谁就掌握了民主话语权。

   2016年美国大选使美国自由民主制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一危机为中国建构自身的民主概念、确立中国民主话语权提供了良好的时机。然而,确立中国的民主话语,需要先解构西方的自由民主话语,澄清自由民主危机的实质和过程。要澄清这个过程,得找回历史的视野,在历史中认识自由民主的实质。

   一、被西方自由民主掩盖的真实历史

   艾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将20世纪称做“极端的年代”。这个极端的年代有个重要的价值分野和历史分野。价值分野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野。历史分野就是,在20世纪前半叶,社会主义是原告,资本主义是被告;在20世纪后半叶,社会主义变成了被告,资本主义成为原告。这个社会主义在西方世界从原告变成被告的过程非常耐人寻味,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美国通过民主概念和理论的建构,确认了西方选举民主的唯一民主性,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等同于反民主的极权主义。

   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大战方歇,如果说新掌权的共产党领导人有任何忧虑的话,绝不是担心社会主义的前途。”“再看看各国的资产阶级,它们之中有谁能不为资本主义的前途担忧。法国的实业家在重建工厂之余,岂不也扪心自问:国有化政策,或干脆由红军当政,恐怕才能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保守派法国史学家拉迪里后来回忆,当年即深受亲人这种疑惑心情的影响,毅然于1949年加入法国共产党。美国商业部副部长于1947年曾向总统杜鲁门提出报告说:欧洲多数国家已经摇摇欲坠,随时就会崩溃瓦解;至于其他国家,也是风雨飘摇,饱受威胁,好不到哪去。”[1]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誉危机,二战后承担起资本主义世界领导权任务的美国有着非常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清楚,纠缠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价值争论,资本主义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攻守劣势。“资本主义站在口袋里装着死刑判决书的法官面前受审。不管法官可能听到什么样的辩护词,他们只准备传达这个判决,被告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唯一办法是改变起诉书。”[2]

   如何改变起诉书?转移价值争论的议题是可行的出路。二战之后,人类历史上兴起了“普世的民主宗教”。到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没有一种学说作为反民主的学说而提出”,在这个时代,“观点迥异的政治领袖都声称自己是民主人士。全世界所有的政权都把自己描述成民主政权”。[3]对美国而言,如果它能够通过话语构建将民主等同于自身的政治制度,而把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制度排除于民主制度之外,它就从根本上维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

   在今天很多人看来,欧美国家是发达和繁荣的象征。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欧美和马克思看到的西欧是完全不同的景象。马克思之所以花费毕生经历去批判资产主义,就是因为他看到的资本主义存在着赤裸裸的、让有良知之士不能容忍的不公平。资产阶级穷奢极欲,无产阶级则衣不蔽体,他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日以继夜地工作,赚到的工资却不够满足一个人生活的基本需求。对于那个时代,我们可以在19世纪欧美作家的小说中一览无余,《雾都孤儿》中奥利弗的悲惨遭遇可以看做那个时代底层人民的真实写照。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也非常写实地描述过英国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

   马克思时代的欧洲如何变成了今天的福利欧洲。美国民主化研究的成果普遍认为是普选权的结果。首先,美国学者给民主下了一个确切的定义,将民主定义为在普选权基础上的多党竞争性选举。用亨廷顿的总结就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果其强有力的决策者中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并且实际上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 [4]然后,他们解释说,19世纪的欧洲之所以工人比较穷,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普选权,工人没有机会选举自己的政党上台执政。20世纪之后,发达国家逐渐实现了普选权,工人阶级纷纷成立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由于工人阶级在总人口中处于多数,所以,在一人一票的情况下,为了上台执政,不仅工人阶级政党,就连以往的资产阶级政党也纷纷投工人阶级所好,在竞选时提出不少迎合工人阶级诉求的纲领,并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推动了很多有利于工人利益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给资产阶级增税,提高工资,削减劳动时间,给工人提供失业救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

   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也看似符合历史真相。因为普选权的落实,发达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赤贫消失了,无产阶级逐渐拥有了自己的财产变成了中产阶级,工人生活改善后失去了革命性,他们逐渐认同资本主义制度,不再向社会主义迈进了。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福利国家发展到最高峰,很多学者站出来宣布意识形态终结。他们指出,发达国家已经没有阶级矛盾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失去了市场。然而,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时代精神在20世纪70年代突然发生了逆转。20世纪70年代,形势一片大好的西方突然发生了新一轮经济危机,经济发展陷入滞胀,与此同时,新保守主义在西方政界、学界异军突起。新保守主义声称,民主在西方已经发展过头了,资本家已经给工人太多让步,不能再让了。在保守主义领袖撒切尔和里根的领导下,西方掀起了新保守主义革命,这个革命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向民主和福利进攻。为了向民主和福利进攻,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联合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两者携手发起了一场解除资本管制的运动,全球化由此开始,人类进入了一个新资本主义时代。这个时代重演了19世纪的故事,故事的主题是:资本主义遏制民主。但这次遏制不是通过拒绝普选权,而是通过建构新的民主概念,实现民主的自由主义化,让民主与社会主义脱钩。这一新的民主概念就是自由民主。自由民主是一系列与美国政治制度等同的形式指标,其中最重要的是多党竞争性选举和公民自由,随着自由民主观被人们接受,民主渐渐地被看做一种与经济结构和财富再分配没有相关性的政治自由主义制度,民主内含的反资本主义特质被祛除了。

   自由民主的建构不仅是一种理论行为,还是一种政治行为,它体现了一种概念政治。所谓“概念政治”是指“人们通过界定、解释和运用某一本来具有争议性的概念——例如民主——从而将这一概念固化,并通过推广这一固化概念去影响现实世界的一种政治方式”[5]。冷战开始之后,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美国社会科学家参与了一场规范民主概念的行动,这个行动的核心目标就是将民主去社会主义化,即通过建构一个规范性的民主定义,使民主从概念上等同于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远离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模式。经过几番权衡,熊彼特的以“竞争式选举”为特征的“美国式”自由民主观被确认为诠释民主的最佳方案。[6]自由民主将民主定义为选举,19世纪西方发生的民主化运动自然就成了一场普选权扩张运动。在自由民主那里,普选权是民主的重点,而工人争取普选权的动机被掩盖掉了。虽然西方学者承认普选权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说清楚福利国家从何而来,似乎有了普选权就有了福利国家。如果问题如此简单,为何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实现了普选权的国家,但福利国家却仍然只有西欧几个发达国家。如果普选权就能带来福利国家,为何发达国家普选权并没有消失,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却出现了一场去福利化运动。由此可见,西方学者讲述的普选权导致福利国家的故事并不是历史的真相。这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民主仅仅被描述为选举是不够的,它只是用民主的形式取代了民主的实质。它的形式并不重要,它的实质必须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社会主义被置于民主的对立面,民主的多数就丧失了阶级意识,他们无法表达自己,只能接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话语规驯和统治。

   二、西方自由民主的实质与危机

   西方自由民主的形式民主观规避了民主的实质是为了保证政府服务于人民的利益,而仅仅将民主看做每隔几年在几个候选人中选择一个统治者的机会,这就为政客通过控制议题操纵民主提供了制度空间。资产阶级的理想一直是既保持民主的假象,又让民主不威胁到资产阶级的财产权。

   在一段时间内,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意识操纵方式让人民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的全部理论,人民的阶级意识被瓦解,阶级联合被打破。这段时间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延续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被美国学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称做“新镀金时代”。“新镀金时代”发端于新保守主义革命,这场革命逆转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政治的本质是利益分配,而利益分配的方案取决于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要想让利益分配重新倾向于资方,就需要从主客观条件上扭转二战后形成的资方处于弱势、劳方处于强势的格局,让劳动重新处于资本的压制之下。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者,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让民主与社会主义脱钩。西方人谈论民主,很少提及它与社会主义的相关性。这种认知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宣传的结果。从历史上看,19世纪开始的发达国家工人民主运动是与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连的。在那个时代,只有社会主义者是民主坚定的支持者,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民主都采取保留态度。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和阶级结构的简化,民主日益被看成一种无论在价值还是目标上都与社会主义具有很大共同性的制度和理念,一种一旦实现就可能导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力量。法国大革命结束后,西欧保守主义阵营的思想家们对大众与民主保持了更加戒惧的姿态。“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自由主义者普遍相信,民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意味着底层大众在社会上占据支配地位,大众的介入只能带来社会的不稳定、激进的财产再分配和野心勃勃的煽动家的掌权。”[7]在当时,“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他们的反对者,都认为民主和社会主义是一种同族现象。社会主义者将社会主义看做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民主一翼的自然延伸,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同样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民主的完全实现,意味着暴民统治和社会混乱”[8]。正因为民主与社会主义紧密相连,当时工人的民主运动有着强烈的利益诉求,它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发展存在的最核心问题:少数人暴富与多数人贫困的并存。工人争取普选权并不是为了争取选择统治者的机会,而是选上的统治者代表工人阶级向资产者要求财富再分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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