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严飞:以“附近”为方法:重识我们的世界

更新时间:2022-05-21 18:23:05
作者: 严飞  

   摘要:“附近”是每个人身边日常生活的场所,又是社会群体产生互动和交集的情感空间,蕴含着人们各种交往、交流的网络纽带,并在意义层面形成人和人之间的联结。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容易重复性地陷入日复一日的轨迹里,过着一种熟悉的生活,反而忽略掉以“附近”为方法的可能性。“附近”是居于以“自己”为方法和常人方法学之间的一种方法,能够很好地解决质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的进入和身份的存在对被研究者的行为和观念造成的潜在影响。明确“附近”的社会性、情感性,并将其作为“行动真正发生之处”的一个自发性田野,通过抒情、深描等技巧观察和研究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社会情境中的多维关系,日常叙事中便展现出“附近”的每一副鲜活具象的面孔,以及人们相互交错的关系性联结。重视“附近”的方法论意义,鼓励更多的研究者注意到自己所嵌入的身边的“附近”,重识我们的世界,才可能激荡出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与实践空间。

   关键词: 城市; 附近; 陌生人; 社会学; 方法; 常人方法学

  

  

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附近”(the nearby)这一概念在城镇化发展、城市基层治理、社区营造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并且在研究方法上,将“附近”作为构建丰富在地性的一种崭新的研究取径。

   最早提出“附近”概念的人类学家项飙指出,“附近”是一个不同立场和背景的人们在生活常态下频繁相遇的生活空间(a lived space),可以不断地增加人们看到多维世界的能力(capacities of seeing)。1“附近”同时又是一个组成社会日常网络联结的所在,在高度同质性发展的现代社会里,当人们对日常的相遇和对话不再关心或者无感时,普遍以个体原子化的状态与“附近”割裂,就会导致“附近”的消失,连带消失的,是基层共同体原本应有的活力和凝聚力。2事实上,“附近”可以构建出一个具有现代公共意义的友善空间,在其间的每一个看似关联度不高的独立个体,可以用带有共同目的的日常生活状态来消解城市的陌生感。例如,徐前进在对居民日常进进出出的小区进行生活历史叙事时发现,小区作为一个社区里的小空间,提供着生活中重复性极高的交流场所,包括理发店、快递店、洗衣店、水果蔬菜店等,尽管小区内的居民并非生活在传统意义上的熟人交往机制中,并且由于居民的流动性而充满着变化,但因为生活的共时性和交互性,每当有人遇到困难时,总是会有居民伸出帮助之手,从而驱散流动性所带来的陌生与冷淡。3刘亚秋在对成都市社区的调查中也发现,基层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主动去构造社会性联结,激发基层的“社会力”,是应用“附近”概念推动基层社区治理、城市“微更新”与重建社会性联结的重要手段。4另一个当下的例子,则是上海在2022年春天疫情封控管理期间,当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末梢”,暴露出公共卫生服务机制不健全、政府资源统筹不足等能力短板时,很多小区内平时缺乏互动的邻里开始通过自组织自发联结在一起,并以小区为轴心延展到附近的超市、菜场、卫生服务中心,寻找、协调、分配各种生活物资资源,从而保证日常生活有序的运转。5

   这些研究和生活实践都提醒我们,“附近”不仅仅只是一个物理空间维度的界定,更是一种情感和文化维度上个体对社会的粘黏性。个体与个体之间联结性的展现,暗含着人们对抗现代性里一切侵蚀情感共同体的要素。以“附近”作为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自发性的田野里更好地去关注日常生活细节的变动,无论这些变动多么急促剧烈或者缓慢渐进,同时看到嵌入社会情境中的行动主体之间的分割与聚合,以及连带的利益冲突与身份转化。“附近”中那些平淡无奇的日常叙事和流动性场景,也即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笔下的“平民化的焦点”,6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

   本文将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对“附近”的空间性、社会性及其隐含的情感性进行剖析,并就以“附近”为方法与类似的以“自己”为方法和常人方法学之间的区别,以及以“附近”为方法的创新性、适用性和田野性进行反思。强调以“附近”为方法,是鼓励更多研究者和整个社会层面发现这一方法的可及性和重要意义,以身边的“附近”为锚点,延展出更多的研究与实践空间。

  

   如何理解“附近”

  

   在分析“附近”的方法论意义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是“附近”,以及“附近”为什么变得重要?

   我们之所以开始重视“附近”的社会学意涵,是因为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过去以家庭、单位为区隔的场所和范围,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功能加速退化,对居于其间的人的约束力和控制力不断减弱,人们开始原子化地在城市中生存,并不断调整自我以适应多元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就此成为一个与异质性的陌生人不断簇集、交往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既可以使人困惑不解,又可以使人欢欣雀跃,既可以让人喜出望外,又可以使人沮丧不堪”。7当把“附近”作为方法,作为研究的单位,我们才可以看到现代人生活的状态和全貌,并在日常的中心地带里探寻到非日常的例外。

   具体而言,“附近”拥有空间性、社会性和情感性三大属性。在空间性上,“附近”有着具体的物理空间,但这一空间并没有清晰明确的边界(boundary)。不管是以小区为界,还是以街道为界,亦或者是以一个标志性的路牌为界,事实上都可以存在于“附近”的讨论范畴之中。在这层意义上,“附近”迥异于有着具体边界的“大院”。不同于传统单位制下的“大院”,“附近”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熟人社会,在同一个职业体系和工作空间内以高度的同质性而存在,并依旧在社区内嵌入单位体系的科层组织和权力安排。相反,“附近”充满了混杂和异质,人们在流动中不断关联出新的交集,交叉性强,因此拥有更多的人与物、人与空间、人与人多重并置之下的在地耦合性。

   在社会性上,“附近”强调日常生活中的互动性交集。每一个人的“附近”都不尽相同,有着不一致的广度和深度;但每一个人的“附近”都彼此交错,在“附近”的关系场里,人们都会和周围不同类型的个体发生碰撞,产生交集。特别是在多样性、开放性的环境里,个体更有可能与异质、多元的他者进行对话,也因此对“附近”有着更高的黏合度。如果缺乏交集,人们只是在接近的地理空间上遇到,距离并没有被拉近,社会生活反而将失去互动和聚合的可能性。

   在情感性上,“附近”凸显人和人各种交往、交流的网络纽带,并在意义层面形成人和人之间的联结。现代性城市的一个突出特质,就是人和人关系的模糊,在排他的自我概念下,人们刻意保持一种距离,或是齐美尔笔下“矜持”的“都市人格”,8坚持着单一自我的主体,导致公共交往中情感的稀薄。即便是比邻而居,也彼此维护着一种谨慎的符号边界,“在房子里他幽闭了他自己、他的财产、他拥有的职位、他渴望的地位”,9以满足自我的熟悉度和距离的安全感。而在莎伦·佐金(Sharon Zukin)看来,城市的“本真性”/“原真性”(authenticity)不仅仅外在于城市的浮华立面建筑中,更加内隐于城市的琐碎日常之中,居于其间的个体不再是一个封闭的闭环,只有透过社会人群的紧密联结,才可以构建出城市特质所必需的喧嚣和生活场景。10

   这其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情感延伸,是和陌生人的联结。齐美尔在探讨距离在社会互动中的意义时,提出了“陌生人”这一游离于群体间的特殊类型:“(陌生人)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的接近和距离的统一,在这里达到一种可以最简要概括的状况:在关系之内的距离,意味着接近的人是远方来的,但是陌生则意味着远方的人是在附近的。”11在齐美尔看来,陌生人不是外在于群体,而是“在一个有周围边界的群体之内流动”,是群体的一部分,却不为血缘或地缘的关系所固定。杜月也曾指出,“陌生人并非居无定所之人,他会逗留在某个空间并进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但是他的未来却无法由当前的社会群体所限定……与他交往的人仅仅可以确定他此刻的成员身份,无法将他作为一直在此的同伴与其产生关系”。12

   当以“附近”作为研究方法,去描绘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陌生人”时,他们是做家政的阿姨、送外卖的外卖员、装窗户和做家具的工人、在菜市场卖菜的菜贩、小区里值班的门卫保安等。作为在城市中漂泊无根的外来务工者,他们是跟“附近”产生紧密联系的具象的人。这一群体迫不得已地割裂与原有生活网络的联结,带着城市生活之外的历史和记忆进入城市,在身体上完成了从乡土到城市的“脱嵌”,他们想要拥抱新世界,却在庞杂的城市中难以寻求“再嵌”;他们并非不积极地尝试融入新的城市文化之中,只是大部分时候,本地的居民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割断了这一融入的可能性,在身边这些频繁而简单地接触太过习以为常而忽略掉产生交集的时刻,这一群体成为了处于两种文化、两个社会里的“陌生人”。正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说,“通往身份的道路上,是一场持久战,是自由之欲与安全之需之间的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并总是受到孤独之忧与无能之惧的折磨”。7

   当然,“附近”的日常交集尽管同在一个空间、同处一个时段,甚至处在相互配合、相互需要的关系中,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会产生深度联结。交集也会呈现出碎片化的不稳定性,是随机且流动的。这里就需要区分即刻性交集和延续性交集。即刻性交集下,碎片很难拼贴出完整且具象的关系图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只是一个刚好碰到的片段,偶发式地完成了一次规定的日常礼仪性流程。譬如,快递员、外卖员送完一个订单,就会离开这一个片区,完全成为当时劳动的一个载体。

   而延续性的交集,则意味着关系不断积累的可能性,可以展现出职业背后具象的人。随着时间的不断延续,我们每隔一段固定时间接触到的“陌生人”,比如某一位外卖员、快递员、保洁阿姨,他们会在日常生活中反复出现,这些“陌生人”的形象在互动中逐渐变得饱满,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度和信任度也因此叠加累积。譬如,在每周固定一次的上门保洁中,保洁阿姨一开始还很矜持,只是低着头打扫卫生。一来二去熟悉了以后,她会和我们聊她的丈夫、她的孩子,我们会问她如何接单,如何吃饭,如何解决上洗手间的问题。进一步,保洁阿姨会和我们分享彼此的过往和历史、对未来的期待和预见。每一次的碎片式对话,互动式关系都会在交集中不断共进,并且会把个体层面的交集,上升到个人生活历程与历史结合面上的交集而带有历时性。也因此,延续性的交集有助于建立地方性社区,带来关系价值,可以“帮助更稳定的居民了解如何将正在流动的人们纳入现有的本地社区,从而使其更加充满活力和开放”。13

  

   区别于“常人方法学”的“附近”

  

   同为关注个体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和秩序问题,把“附近”作为方法,与把“自己”作为方法以及常人方法学,在研究路径上不尽相同,有着方法上的独特性。

以“自己”为方法,是以个人的经历切入,以自我的困境作为起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hanzhiru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3898.html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