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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锋 沈蜜:立国传统中的礼法与立事:以苏轼治体论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2-05-21 17:31:25
作者: 任锋   沈蜜  

  

   摘要:苏轼对宋代政治中任法特征的批评,显示出来自治体论传统的思维启示,这一点从他对贾谊、陆贽之学的推重中可以得到印证。任法与任人的治体类型辨析,对应着苏轼关于三代、汉唐与宋代历史政治的解读,蕴涵了一套由公私政治原则、政治主体养成、职官法度及治理绩效所构成的治体逻辑。苏轼强调在多重立国传统中形成时政立场,对于立国之初政权建构的前提性肯认折射出礼法政治心智的成熟,以“规摹”先定为导向的立事论展现出治体的实践行动维度。追求富强的新政如何避免政治社会的结构性震荡、尊重立国成宪、优先政治主体养成而非大规模变法,是作为立国思想家的苏轼超越党争时潮的政论特质。这既指向重审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的关键线索,也为理解国家治理传统提供了丰富资讯。

   关键词:苏轼;治体;任人;任法;立国;立事

  

   苏轼(1036—1101)是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群体的代表人物,后世多推崇其文学风流,对其思想学术关注不足,认识尚待深入【1】。笔者曾以苏轼与司马光为例,透过与王安石政治思想的比较,尝试勾勒出传统立国思维的基本特质。本文在进一步解读苏轼思想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其政治思维及其治体论蕴涵,希望推进学界的相关认知。

   一、治人与治法:以批评任法为标志的治体论反思

   要了解思想家的贡献,我们应当首先把握思想家对其所处时代的关键认知和评判,警惕依据后世时代意见而形成的“抽离”。苏轼生活在北宋中后期,对宋代百年来的政治演进特质形成了一个重要判断,指出了当时以任法为取向的政治风尚。我们先来了解这个判断,再剖解其背后的观察视野和思维架构。

   《应制举上两制书》(1061)概括举出当时政治的两大弊病,第一个就是“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具体表现为“今自一命以上至于宰相,皆以奉法循令为称职,拱手而任法,曰:吾岂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为备位。其成也,其败也,其治也,其乱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岂不亦甚矣哉!”这段描述生动刻画了当时政坛盛行的流俗风气,政治主体优先认定的是任法下的循规蹈矩,而非“自由”。“奉法循令”似乎是法治范例,貌似建立起了一套整齐有序、自动运行的法治秩序。而苏轼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行动主体只是“备位”,逐渐丧失了能动精神,易于把治理效果不彰归咎于法度。“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远虑者,皆任法之过也。”【2】《策别课百官》 (之二)聚焦宋代官制重资格,指出“为近之患,正在于任法太过。是以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岁且必得,甚可惜也”,不利于挑选出真正的人才。【2 】苏轼在《省试策问》三首中对“宰相不当以选举为嫌”批评道,“今自宰相不得专选举,一命以上,皆付之定法,此何道也?”【2】政事都付之定法,不重视政治主体(治人)的积极作用,这是任法治理模式的最大弊端。

   现代中国以法治为政治秩序的要义之一,时人也乐于回溯传统思想汲取法治资源,苏轼的诸多论法之作在这个意义上得到了不少关注【3】。虽然古今在法治建构上存在不少重要差异,但是这一面向的确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其间的深刻关联。

   宋代以降的近世政治凸显出注重法度的取向特征,这一点笔者曾有阐发。我们可以看到,南宋浙东学者陈亮、叶适,以及张端义、吕中等人对此均有明确论述【4】。明代的陈邦瞻纵论宇宙风气演进,也指出宋代治体不同于三代和汉唐的以法度为治的特征。【5】就北宋来看,关于当世立国任法、以法为治,这个判断可以说在苏轼政论中已经比较清晰了。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怎样观察和理解这一特点,他的观察视野和思维架构又是什么?

   可以看到,当苏轼在指陈宋代任法政治特质的时候,他往往将任法与任人并举,并且将后者视为克服前者弊端的有效资源。换言之,人与法、治人与治法的关系,是他在评析宋代政治以及历史政治现象的一个基本着眼点。笔者曾指出,治体论是中国政治思维传统和实践传统的一条主线,着眼于治人、治法与治道三类秩序要素之间的辩证整合关系,关注政治主体、制度方略与政治原理的宪制构成方式。苏轼正是在这条演进线的脉络中展开了他的政治思考【6】。

   在应制举所作二十五篇《进策》的《策略三》中,苏轼指出, “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难明,此天下之所以乱也”,而时政的根本弊病在于任人有失【2】。在《私试策问》三首中,苏轼把“人与法并用”作为首问,强调任人与任法的关系。他概括道,它们代表了历史政治中的两个治理类型。

   从治体论的视野来看,任人和任法分别是以治人与治法作为政治上优先或主导方法的途径。任人即突出政治主体的中心运用,这会导致“法简而人重”,其弊端是“请谒公行而威势下移”,有政治能量的人物善于利用人脉结党营私,政治权威有可能转移到君主之外;而任法即突出政治制度法度的绝对地位,会导致“法繁而人轻”,其弊端是人们轻视主体的能动性,贤愚区分失去意义和重要性。治人和治法是政治的两个基本要素,偏重其中一方就会形成某种偏执政治的弊端,苏轼认为这是“古今之通患”【2】。也就是说,这并非宋代特有的问题,而是在长期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普遍现象,我们应当基于观察和比较去辨析这两类治体模式的长短。

   这篇策问再次举出选任制度的例子,批评选举官员的过程并没有充分发挥六卿之长的能动性,“六卿之长,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奸人皆出没其间。此岂治世之法哉!”7对于实践者来说,“夫欲人法并用,轻重相持,当安所折衷?”怎样才能维持好治人与治法的平衡关系,以及是否存在治人与治法轻重得当的某种混合治体,来避免各自偏执的弊端呢?

   苏轼透过对历史和现实政治的剖析,阐发了对于人和法、治人与治法、任人与任法的看法,并由此形成实践政论中的具体指向。

   先来看经学和史论。《东坡书传》解释《周官》篇的“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咸宁。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提出了人法关系演变的历史三阶层说。尧舜是第一阶层,实行官天下,政权属于公共,因此没有患失之忧,人们充分发扬自主自由精神,涵括政治体制和法律的法度也就简要,官少而事省,属于任人而不任法的类型;夏商代表的第二阶层是家天下,政治上的私意计量唯恐失掉政权,因此对政治主体不能予以充分的信任,人和法“相持而行”,法度开始繁杂,官多而事冗;后世政治道德更加衰落,政治境界越发低下,对于政治主体缺乏信任,完全走向任法,官员不能任事,互相推诿责任,因此法度更加繁苛混乱,官越多而事难成。【7】

   这个人法关系的三阶层说,在政治公私性、政治主体信任、法度繁简、职官数量和政事绩效之间建立了因果逻辑链条。在任人的治体类型一端,天下为公,政治主体信任度高,法度就相应简明,职官数量相对少而政事绩效高;反之,天下为私,就走向任法治体,官员数量多,而政事绩效低落。任人是最佳治体,人法相持的混合治体是次佳,任法是不好的劣质治体。人法关系三阶层的历史观背后,是天下公私二分对应任人、任法的二元类型观。换言之,人法关系的治体类型区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下为公与否的治道原则。公或私是治道层面的重要原理,治人指向对于政治主体的信任与主体自由等政治能动力,治法包括政治制度如职官制度、其他制度和法律事务,这三者是治体论的基本要素。而最终政治运作的效果,体现在“事”的省、冗、举否,是治体实践的效能表现。苏轼基于此,慨叹“人主知此,则治矣”【7】!

   另外,三代以降,在家天下这个治道原则主导下的世界,治人和治法的关系导向任法这个趋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潜含着,如果政治体能够更多体现公天下的治道精神,任法政治就可以得到任人政治的某种调剂和制衡。 在家天下不能完全废除的时代, 人法相持而行是可能的, 某种混合治体是可欲的。

   文集卷一百五收录的《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对这段话的解释强调天下事务和职官从简要发展到详冗,并非圣人有意于其间谋划,而是基于客观理势(理之必然)。圣人能做的,是依据世变加以节文。苏轼重申理想政治的标准在于德,不在于职官多少。“先王任人而不任法,劳于择人而佚于任使,故法可以简。法可以简,故官可以省。古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至矣!”【7】

   在《周官》篇“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部分,苏轼聚焦法律进一步指出,先王世界人法并任,而任人为多,因此法律仅设大法,具体裁决的轻重交付给政治主体,“临事而议,以制其出入,故刑简而政清”【7】。这也是礼法传统在政治思维上主张任人而以法为辅的基本思路。苏轼认为,在唐以前刑法事务中仍能做到人法兼行,因为律令的有限性不能完全跟上人类行为的无穷演变,要做到“以有限治无穷”,必须同时发挥政治和司法主体的能动性。苏轼批评当世,科条律文已有数万,仍不足于用。“有司请立新法者日益而不已。呜呼,任法之弊,一至于此哉!”【7】

   在《论养士》中,苏轼认为秦始皇任法而不任人,相信民众可以“恃法而治”,不重视官吏才能,认为只要使其守法就行。这种政治方式不能有效处理政治社会中的人才,终于导致被压制和边缘化的士人群体涌入伐秦大军,实属缺乏政治智慧和理性【8】。

   这里也可见,苏轼的人法三阶层论在历史适用上并不严格,人法兼行不限于上面指出的夏商之世,任法状态在刑法领域更多指向唐宋之后。这个三阶层论,更多的理论意义可能在适用于区分、比较和批判的治体类型学上,其历史分期尺度是比较灵活而富有弹性的。

   二、接续实用导向的治体论传统

   回到苏轼的宋代政论,他大力批评宋代政治落入任法形态,这就需要辩证认知任人与任法的关系,在治体论的架构中确定对治时代弊病的方法。

   前文所揭《策略三》批评世人对于任法政治的迷思,揭示出这种心智的历史根源,“昔者汉兴,因秦以为治,刑法峻急,礼义消亡,天下荡然。恐后世无所执守,故贾谊、董仲舒咨嗟叹息,以立法更制为事”。贾谊、董仲舒变更汉代法度,这属于因仍秦代任法局面的对应措施。苏轼认为,“后世见二子之论,以为圣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子,皆欲有所变改,以惑乱世主。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大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8】。

   汉儒“立法更制”,是否代表了治天下的中心内容呢?

   笔者曾指出,贾谊是治体论传统在秦汉之际发端的关键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自早年起就对贾谊高度评价。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9】苏轼推崇贾谊,曾说“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8】贾谊早发于科举之前,学有实用,“自汉以来,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务射策决科之学,其言虽不叛于圣人,而皆泛滥于辞章,不适于用。臣尝以为晁、董、公孙之流,皆有科举之累,故言有浮于其意,而意有不尽于其言”【8】。东坡晚年仍说,“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老病且死,独欲以此教子弟”【8】。这是苏轼熟稔治体论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读他的应制举策论,能感受到与贾谊《陈政事疏》十分接近的论述风格。

《东坡书传》卷十八《毕命》论到康王慎重处理殷民,苏轼引用贾谊的《过秦论》予以印证,并加以评述,“古之知治体者,其论安危盖如此”【8】。可见,苏轼熟知贾谊的治体表述,并将治体论上溯到《尚书》这样的元典。在苏轼的视野中,贾谊的治体论虽然包含了立法更制,但绝不仅限于此。他认识到贾谊之学以儒为主,并吸收了法家和黄老。贾谊吸取法家学说,被苏轼认为不纯,“太史公曰‘盖公言黄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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