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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论《民法典》实施中的思维转化——从单行法思维到法典化思维

更新时间:2022-05-20 23:03:13
作者: 王利明 (进入专栏)  
这实际上概括了体系观察的基本内容,在法律适用中,应当从体系层面观察各个制度之间是否是统一的,如果存在概念、制度、规则不一致的现象,应当依据《民法典》的立法目的及其所作出的相关规则对其进行解释,努力消除此种矛盾和冲突现象。具体而言:

   第一,概念的一致性,即法典所使用的法律概念是一以贯之的。尽管某一概念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中其表述可能存在差别,或者具有不同的指向,但是,从基本方面来看,其内容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确定的内核,同一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存在相互冲突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相同概念同一解释”的规则。当然,在某些情形下,某些概念可能要作不同的解释,但是解释者应当对此提供充分的论证理由。例如,《民法典》多处使用了“利害关系人”的表述,但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存在一定的差别(如监护中的利害关系人与宣告死亡中的利害关系人的范围不同)。因此,如有正当理由,就不能对其作同一解释,而应当区别对待。消除法律概念使用的差异性,正是由法到典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二,规范的一致性,即各个民事法律规范相互之间能够形成密切协调与相互衔接的关系,构成内部自洽的规范群和制度群。一方面,民法的规范群要逻辑自洽,相互衔接,功能互补,相互协调。例如,民法典所确认的各个请求权如物上请求权、债权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继承权请求权等形成了周密、严谨的制度安排,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发挥了协调一致的作用。另一方面,按照德国学者施瓦布的看法,建立“一个协调的、按抽象程度逐级划分的概念系统”构成了法典化的基本前提。例如,以租赁合同为例,就合同关系、债、总则这些规范之间的内在逻辑看,其等级体系表现为:租赁合同—合同—法律行为的上下位阶体系。这种规范的位阶结构也充分彰显了民法典的形式合理性,保障了民事规范在适用上的整体效果。这种规范层级正是民法典所要追求的规范一致性的重要内容。

   第三,制度的一致性,即民法的各项基本制度在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内在的一致性。在我国《民法典》的七编制体系中,形成了逻辑严谨的总分结构,这种结构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形式上的安排,更是一种近乎完美的法律规则设计,总则编通过采用提取公因式的方式,确认共同适用的规则,发挥兜底作用,而且为解释分则、解决分则的矛盾提供规则基础和价值基础。总则关于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的规定,实际上也宣示了《民法典》的基本价值,成为基础中的基础,具有“压舱石”的作用。《民法典》各分编就是总则编所构建的一般规则的具体展开,也是总则中一般规定的特殊规定,各编之间、各项制度之间形成了内在密切的逻辑关联,而这种体系化的总分结构也是准确找法、用法的基础。

   (二)体系找法

   法典化思维要求从整个法律体系着手,寻找可供适用的裁判依据。在法律适用中,应全方位地检索《民法典》的相关规则,来解决具体个案。《民法典》的内容本身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体系,而每一个个案都可能涉及多个法律规范的适用,因而需要从体系的角度思考,确定妥当的法律依据。换言之,在寻找大前提的过程中,首先要建立完整的、体系的观念,才能够准确把握法律,寻找到最恰当的大前提,体系找法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典内找法。即从《民法典》中,按照体系的观念,寻找妥当的法律适用的规则。

   一是应善于识别完全法条和不完全法条。完全法条包含了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可以独立作为请求权基础。而不完全法条只是为了说明、限制或引用另一法条,如果不与其他法条结合,通常不会产生规范效果。不完全法条必须与其他法条结合,才能成为请求权基础,并作为裁判规则适用。需要指出,在《民法典》颁布后,法条直接的结合并不仅仅局限于同一章内法条的结合,而可能是同一编内法条的结合,还可能会存在不同编之间法条的结合,法律人找法就要有开阔的体系视野。例如,《民法典》第238条规定了侵害物权的民事责任,但是该条在性质上并不属于完全法条。该条表述为“依法”请求损害赔偿和“依法”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此处的“依法”就需要结合其他规则进行判断。对于后者,可以结合同为物权编的第235、236条的规定确定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但是对于前者就需要适用侵权责任编的相关规则确定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二是要把握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在找法过程中需要把握法律规范的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例如,关于法定抵销规则的适用,《民法典》第569条规定的“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这些都属于积极要件;该条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则属于消极要件。只有在积极要件被充分满足,而消极要件没有被满足的情况下,法条才能被援引。这就必然要求在援引该法条时,不能仅考虑积极要件,还要考虑消极要件。消极要件常常表现为特别规范,其要优先于一般规则适用。通常情况下,抗辩事由常常成为一种消极要件,在积极要件满足的情况下,还要进一步考察是否存在否定积极要件的抗辩事由。

   三是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规定的结合运用。在《民法典》颁布后,某一事实是否符合特定的构成要件,以及是否因此产生特定的法律效果,可能需要结合多个条款进行判断。例如,在侵害人格物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况下,是否构成人格物可能需要结合《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关于新型人格利益的保护标准的规定来确定,但要判断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和法律效果,则需要结合侵权责任编第1183条第2款的规定予以确定。同样,原告基于被告构成侵权的事实,请求被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这既要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有关归责原则的规定(如《民法典》第1165、1166条),也应当考虑该法第1183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第二个方面是典外找法。体系化的思考不应当囿于某一法律部门,而应当在多个法律部门内查找裁判依据。许多民事案件不仅涉及实体法,而且涉及程序法。民事案件不仅涉及侵权责任,也会涉及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从体系的角度搜寻法律规范,寻找最具有密切联系性的大前提。例如,根据《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的规定,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优先适用隐私权的规定,隐私权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这就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民法典》中也通过大量的参照适用和引致条款联结了《民法典》和单行法之间的关系。

   (三)体系释法

   体系解释以“法律不会自相矛盾”的推定为基础,假定法律存在外在体系,立法者构建了合理的外在体系。正是因为假定法律存在外在体系,法律本身的章节安排、各个法律条文的排列等都是合乎理性的。体系解释要借助于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即立法者在构建规则体系时所运用的逻辑。反之,一旦法律体系内出现了“体系违反”,即出现了“规范矛盾”或“价值判断矛盾”,便可以借助于体系解释来排除这些矛盾。总之,体系化与法律解释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体系化为法律解释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法律解释也不断丰富和完善了法律体系。

   《民法典》构建了完整的制度和规则体系,为体系解释奠定了基础。一是在解释法律规则时,不能仅仅咬文嚼字,机械地解释文义,而应当将法律置于体系的框架之中理解,换言之,要从该规则上下文之间的联系,甚至各编的联系中确定其准确含义。二是在适用和解释具体民法规定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个法条或者民法规范,要考虑其体系性关联,形成规范群的思维,即找法不能仅仅将视野局限于某个法条,而要观察、寻找与案件相关联的规范群,以此避免解释的机械性,减少体系性的冲突,最终形成融贯的民法典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通过体系释法,将被解释的法律规范嵌入整体的法体系中进行解释,不仅有助于准确阐释概念和规则的法律意旨,而且有利于发现法律规则适用的漏洞甚至缺失,并予以弥补。例如,《民法典》关于人格权主体的规定有的适用自然人的表述,有的适用民事主体的规定,通过体系解释可以发现,凡是使用自然人表述的该权利则适用于自然人,通过民事主体的表述则可以发现该主体不仅限于自然人,也包括法人与非法人组织。三是从《民法典》的整体体系中把握规则的内涵及其适用范围,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规则的规范效用。例如,凡是《民法典》合同编的条文中采取“债权”“债务”或者“债权人”“债务人”表述的,表明该规则不仅可以适用于合同,还可以适用于非合同之债;而凡是表述为“合同”或“合同权利”“合同义务”的,表明该规则原则上应当仅适用于合同之债。通过这种简洁的表述方式,不仅可以将《民法典》各编分散的法律规则之间隐含的内在价值关联和内在的制度脉络揭示出来,实现从隐而不彰到有机互动,而且也可以扩张法律规则的规范功能,使《民法典》合同编有效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当然,必须借助于体系解释的方法,才能发现并且实现这些功能。

   (四)体系补法

   “法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凸显出由这些规范而产生的意义关联。”在单行法时代,往往只能针对某一具体行为进行规范,这就难免挂一漏万。一旦出现法律漏洞,由于单行法没有对整个私法体系进行规范,则难以根据单行法的规定进行“补法”。相比之下,《民法典》是对整个私法体系的完整规范,在《民法典》的外在体系之下,还蕴含着关于法律价值和法律原则的内在体系,借助于体系解释,可以达成如下目标。一是可以查漏。由于《民法典》具有强大的规范储存功能,虽然从表面上看可能欠缺某些规则,但通过直接适用和参照适用等规则发现规则,或通过体系解释,从对《民法典》其他编相关规则的解释中发现规则。例如,《民法典》第406条修改原《物权法》第191条,删除了有关涤除权的规定,但实际上涤除权的规则包含在《民法典》第524条第1款所确立的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之中。二是可以补缺。倘若由于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等原因导致法律规范存在漏洞时,对于这些现行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法律适用者可以根据《民法典》所蕴含的内在体系进行类推适用。通过体系解释使不同语境下的概念、术语保持统一的含义,也使得下位规范与上位规范保持一致,并使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之间形成完整的整体,消除规则之间的矛盾,有效填补法律漏洞。例如,《民法典》第992条明确规定:“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或者继承。”而《民法典》第1013条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名称。”此处,第1013条规定的法人可以转让其名称权,而第992条并未规定人格权不得转让的例外,因此二者之间就发生了一定的冲突。通过体系解释,可以认为第1013条构成法人名称权的特别规范,优先于人格权的一般规范而适用,从而可消弭二者之间的冲突。

   三、从分散思维到统一思维

   单行法思维是一种割裂、分散的思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单行法的立法模式造成的。一方面,单行法立法时常采取立法主体多元化方式,部门立法替代统一立法,法律渊源众多,规范适用紊乱。同时,由于单行法常常追求自成体系,容易造成法律之间可能发生冲突和矛盾。例如,许多单行法在民事责任规定上极不统一,有的仅规定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没有规定民事责任,而有的在民事责任规定中仅规定了损害赔偿,没有规定其他民事责任形式,这也导致实践中难以妥当运用民事责任方式。另一方面,单行法是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其所秉持的立法精神和理念是多元的,很难形成统一的民法基本价值。且各个单行法各自形成了一种微循环系统,互相并立、相互隔离,必然导致法律思维的分散。

由法到典,要求我们形成一种统一思维,把民商法部门视为一个在《民法典》统率下由众多的单行民商事法律所组成的统一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如果说体系思维注重从典内观法,那么统一思维则要将视野扩展到典外,环顾法典与单行法的内在关联。如何处理好《民法典》与单行法的关系,这就需要转化法律思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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