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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继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特征、经验和成就

更新时间:2022-05-20 21:42:13
作者: 燕继荣 (进入专栏)  

  

   【摘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初心使命,努力探索能够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现代化道路,一条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具体问题、推动中国快速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已然成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使命型政党”领导、“发展型政府”组织、“创新型政策”推动三条重要经验,并在现代国家建设与治理、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与提升、国际社会共同进步推进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现代化;使命型政党;发展型政府;创新型政策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作出了伟大贡献。其中一条根本启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苦探索找到了一条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现代化道路。这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拉到现代国家的行列,实现了国家发展的伟大转折和历史性跨越。如何对中国的发展做出合理解释?已有研究多从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进行历史性梳理,本文则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对党领导的现代化道路的特征、形成的经验和取得的成就做出整体性的回答。

   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起步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中叶英国开启的工业革命。对于现代化的演进,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包含两个基本过程:一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的深刻变化;二是后发国家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关于现代化的内涵,现代化理论的知名学者艾森斯塔特 (Alfred Eisenstaedt,1898—1995) 从历史解释学的角度做出定义 :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就现代化开启和扩散的具体过程来看,它从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1]简言之,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发展变迁过程。这种发展变迁的过程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2]。同时艾森斯塔特认为现代化是从不同类型的传统社会发展而来的,这实际上提出了现代化模式的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处于后发国家追赶先进的过程当中,有着自身的条件和基础。如果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走过180余年。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的80余年里,中国近代无数仁人志士、政治派别为改良、革新、“建国”而努力求索,先后酝酿和产生了洋务运动(1860—1895)、戊戌变法(1898)、“清末新政”(1901—1911)、辛亥革命(1911)等重大政治革新事件,其最终目标是要推动国家的现代转型。但终因传统守旧势力强大、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以及近代中国转型始终没有跳出学习和简单移植西方经验的窠臼,使得共产党成立之前的政治派别及其精英未能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进而也未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现代化的进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并非凭空而起。新文化运动(1915-1923)启迪了民智,五四运动(1919)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使无产阶级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形成了一批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为建党创造了思想条件和相当的组织条件。共产党一经建立,就宣告一种完全不同以往的推进国家现代化的方案的诞生。这种方案便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这是一种超越传统、超越本国资产阶级、超越西方的全新的现代化探索。这种探索逐渐抓住中国最大的实际、找到了正确的方式,即从农民和工人等广大劳苦大众的立场出发来寻求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如果说在这之前的现代化探索是为病入膏肓的中国不断寻找“良药”的过程,那么共产党的建立则是要彻底砸烂一个旧社会,建造一个新中国,并为国家富强而长期奋斗。为此目标,中国共产党一步步地探索和推进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的最大特征。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为民族自由解放、国家主权独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为独立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政治保障。共产党是在与军阀、列强的斗争中建立的。共产党建立之前的10年里,脆弱的中华民国发生了帝制复辟的倒退行径、军阀割据、列强欺凌是常态,国家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共产党的建立为国家现代化注入了强大动力,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国共合作以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加速了国家“组织化”统一的进程。而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叛变使得这一崭新的政治进程又重新回到地方割据的状态,一个个新军阀取代了旧军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仍旧没有跳出“旧世界”的无序争斗,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程陷入低谷,被迫进行长征,并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共产党高举民族抗战的大旗,坚持民族大义,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激发了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前所未有地凸显,民众渴望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的呼声强烈。奈何国民党枉顾民意,悍然挑起内战,国家统一的现代化进程再次被内战搁置。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一个崭新的国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为推进国家现代化提供了近代以来最好的条件。

   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获得胜利之际,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展望。毛泽东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的目标,并阐述了以工业化带动工业、农业各领域现代化的发展思路。当时,受国际环境的限制,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按照苏联模式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并参照苏联的经验和标准来推进工业化,同时也得到苏联大规模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在这种背景下,“一五”计划超任务完成,新中国得以在“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然而,苏联模式(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很快影响到我国政治生活,党内出现了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特别是在中苏两党关系破裂之后,党对国内外形势出现了误判,并在思想上朝着“左”的方向发展,同时,因权力高度集中而使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曲折的探索阶段。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也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从我出发的立场。从1954年6月毛泽东提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4]之问,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现代化表述,皆体现了要从中国最迫切需要和国际环境实际出发的思想。在最困难的建设时期(20世纪60年代),党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在一些关系国家发展空间的重点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今天看来,中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上所走的一些弯路,与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现代化理论的认识和创新不足有很大关系,正是因为缺乏一套适合中国国情、能够指导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现代化建设理论,使得这个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整体上处于不断“试错”的缓慢发展阶段。

   再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经历了新中国前30年的艰难探索,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更加深刻认识到后发国家推进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5]。他还强调要一天也不耽搁,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6]之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聚焦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无一例外地围绕“现代化”来阐述国家发展的目标。在这个阶段,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紧密结合。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开放是党为中国现代化找到的正确路径,它表明中国执政党意识到过去的错误路线使中国与世界现代化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大,今后必须向先进国家学习,学习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也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某些好的经验,利用他们的资本和技术来赶快发展。同时,邓小平强调,“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文明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7]这就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方向,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境界。其中,创新现代化理论,明确回答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论题,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推进扫清了思想障碍。经过40余年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了一套解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体系,并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

   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创了治国理政的新局面,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发展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更加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和创新促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战略安排,明确了中国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和路线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制度优势全面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制定了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崭新目标,擘画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当前,世界正在经历巨大变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进程更加显现出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与市场经济、改革创新的互动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中国的发展和治理越来越以问题为导向,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以其长期稳定、高速发展、人民认可等基本指标而逐渐形成了稳定的“中国道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从近代以来的盲目照搬、缺乏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发展到改革驱动、创新引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新阶段,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质的突破。

   二、中国现代化的经验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也是实现国家现代转型的重要力量。政党直观的作用在于组建政府,执掌国家政权,实施国家政策;深层探究,政党作为现代国家政治的标志,被认为是形成社会“利益聚集”、完成国家“政治整合”和实现大众“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渠道。中国共产党作为探索救亡图存、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之道的中国人民的先锋队组织,走过了以党建军、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历程,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政党推动国家转型的功能。不同于早期现代化国家所产生的议会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传统中国深陷内忧外患困局的危难之时,是国家转型过程中具有救亡图存意识的仁人志士中最有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团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一个使命型政党[8],是探索和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领导核心。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政党主导、使命驱动”[9]的鲜明特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首先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这正说明,要了解中国的现代化经验,首先需要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现代化与其组织使命和责任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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