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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迪:解析日本学界围绕钓鱼岛问题的歧见及启示

更新时间:2022-05-20 21:39:22
作者: 房迪  
然而,近年来部分日本法学学者开始意识到,仅凭“先占”原则很难支撑日本在钓鱼岛列岛主权归属上的主张,因此开始抛出“关键日期”(critical date)和“历史性所有权”(historical consolidation of title)等概念作为支持日方的法理依据。日本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松井芳郎在《关于尖阁诸岛的思考:从国际法角度来看》一书中指出,“先占”原则源于西欧发达国家,是为了将其在亚洲、非洲等地实施殖民主义的行为正统化而产生的,因此将“先占”原则作为钓鱼岛主权归属的法理依据并不十分恰当。但另一方面他又提出,由于中国政府在1971年这一“关键日期”之前从未对日本拥有钓鱼岛列岛领土主权的声明提出过抗议,因此根据“历史性所有权”来看,日本已合法拥有钓鱼岛列岛主权。

   此外,在这类研究中应引起我方注意的是,日本国内有关钓鱼岛列岛主权归属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主要是以学者个人身份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籍为主。但自2015年起,日本内阁官房启动了有关钓鱼岛问题的政府委托研究项目。这一项目由日本内阁官房“领土主权对策企划调整室”委托NGO机构“冲绳和平协力中心”来组织专家团队展开调研,每年发布一期《关于尖阁诸岛的资料调查报告》作为其研究成果。日本政府这一做法的目的在于,以NGO机构和学者的名义发表符合日本政府期待的“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材料作为线上宣传和固定展馆的素材,以此向日本国内外宣传日本拥有钓鱼岛列岛主权的所谓“事实”和“证据”。目前,日本内阁官房已发布六期《关于尖阁诸岛的资料调查报告》。该系列研究报告的一大特点是,以大量图片展示为主,简要文字说明为辅,意在令读者产生“眼见为实”的错觉。而笔者经研究发现,该系列报告中存在着大量曲解历史、断章取义甚至是张冠李戴的错误内容。或许是由于历史证据不足,近年来的调查报告中,日方更加频繁地使用二战期间日本人私自登岛的生活照片、自然资源调查的相关报告和照片,以及看似有利于日方主张的西文地图等“资料”,旨在营造出钓鱼岛列岛属于日本已是“国际共识”的假象。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在科研方面着手,面向国际社会强化其对钓鱼岛列岛实施有效管辖的国际宣传和认知引导。然而,日方迄今的史料发掘与证据搜集显得非常薄弱,并不能支撑日本政府的立场。目前,日本内阁官房主导的这项研究,已交由日本外务省下属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但尚无新的重大发现。

   1.3对日方主权归属相关错误观点的辨析与反驳

   事实上,上述所谓支持日方拥有钓鱼岛列岛主权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根本站不住脚,甚至是欲盖弥彰。日方所谓的“依据”客观上存在大量漏洞和硬伤,是其曲解篡改历史以及相关法律依据的衍生产品,难以自圆其说。本文谨此通过对上述支持日方主张中的部分所谓“依据”进行辨析,揭示日方篡改和曲解事实的真相。

   首先,就国际法而言,早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便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也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主张。1941年12月9日,时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在对日的正式宣战布告中郑重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等,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其中当然也包括废止《马关条约》。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标志着日本战败投降,即便从日本的立场看,《马关条约》也已作废。而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曾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如今,日方还以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过时材料作为日本拥有钓鱼岛列岛的依据,无异于缘木求鱼,根本不成立。

   其次,关于上述日本学者对“关键日期”的法理解释,清华大学刘江永教授在《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一书中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并指出钓鱼岛问题应从多个“关键日期”进行判断。如国际法意义上最初引发中日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的关键日期是1895年1月21日,即伊藤博文内阁签字批准秘密决议这一日,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方能否证明在此之前钓鱼岛列岛属于“无主地”;二战后引发日本是否遵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将钓鱼岛列岛归还中国这一争议的关键日期是1951年9月8日,即日美等国签订《旧金山和约》之日,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方能否证明钓鱼岛列岛不属于“从中国窃取的领土”;引发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日围绕钓鱼岛管辖争议的关键日期是1971年6月17日,即日美达成《冲绳归还协定》之日,而其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方能否证明钓鱼岛列岛在甲午战争之前属于琉球的一部分。迄今为止,大量历史文献已经足以证明钓鱼岛列岛并非“无主地”,而日本官方文书也证明了日本是在甲午战争期间占领了钓鱼岛列岛,并且纵观琉球历史,钓鱼岛列岛从未属于过琉球的一部分。因此,日方所谓的“关键日期”在决定钓鱼岛列岛主权和管辖权问题上均无效用。

   最后,就日本内阁官房为首推动发布的《关于尖阁诸岛的资料调查报告》而言,该报告存在严重的错误解读和误导性内容。如,2016年度报告中展示的一段有关琉球王族向鸿基在《向氏家谱》中的记载,故意采取了断章取义的方法在日语译文中删除了《向氏家谱》中两段最重要的记述,以此捏造了看似有利于日方主张的证据。另外,2015年度报告中展示的两份有关日本早期偷猎者井泽弥喜太的相关史料,不仅不能如日方所愿证明其最先发现钓鱼岛列岛,反而证明了日本政府在窃取钓鱼岛列岛之前曾包庇日本民间偷猎者在此范围内捕鱼偷猎,并且为避免真相暴露而篡改岛名的行径和做法。事实上,井泽弥喜太雇主就是日方一直声称在1884年首先发现并开发钓鱼岛列岛的古贺辰四郎,然而经研究证明古贺辰四郎是在1896年9月即日本开始殖民统治台湾之后才获得日本政府授予的租借开发权并派人登岛开发。因此,不论是井泽弥喜太还是古贺辰四郎都无法成为日本主张钓鱼岛主权的依据。

   如上所述,日方为证明钓鱼岛列岛主权归属日本,使用篡改和曲解事实的手法已成常态,而为了突破日方蓄意捏造或有意误导的证据,我方学者需要通过大量文献和相关佐证进行论证方可验明真相。由此可见,长期跟踪此类研究,并不断揭露其中隐藏的问题已成为我国有关钓鱼岛问题研究学者必须要承担的重要任务。

   二、日本国内有关钓鱼岛列岛搁置共识的歧见

   2012年,日本野田政府宣布以日本政府名义“购岛”后,有关中日间是否曾就钓鱼岛问题达成“搁置共识”成为关注焦点。关于这一问题,日本国内也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2.1认为中日就搁置钓鱼岛问题达成共识的观点

   在日本国内认同中日间存在搁置共识的学者普遍认为,搁置钓鱼岛争议的做法为中日两国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和平处理钓鱼岛问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矢吹晋在其专著《尖阁问题的核心——日中关系的走向》一书中提到,前日本外务省外务次官栗山尚一证明,在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际,周恩来和田中角荣确实就搁置钓鱼岛争议达成一致,并且在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邓小平与福田赳夫、园田直再次就搁置钓鱼岛争议进行了确认。矢吹晋认为,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达成的搁置不仅是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共识,同时也是社会舆论公认的事实。他指出,日本《读卖新闻》在1979年5月31日发表的社评中,曾就搁置钓鱼岛争议给出了明确的解释。社评指出,“中日在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之际,双方政府同意采取‘不触及、不涉及’的搁置争议方式来处理钓鱼岛问题,即双方各自宣称领土主权,但承认现实中存在争议,并同意将问题保留下来留给日后解决。”社评还特意指出,“虽然以上表述未写入中日联合声明或条约中,但毋庸置疑,这是政府与政府之间所达成的正式约定。”既然事实如此明了,为何日本国内还会出现否认钓鱼岛列岛搁置共识的声音?对此矢吹晋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日本外务省刻意删除了1972年田中角荣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有关钓鱼岛问题的内容,并认为日本官方部门有意篡改历史记录的行为,使得一些日本人无法了解事实真相,进而人为地制造了这一争议。

   其次,日本前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局长孙崎享在其主编的《检证尖阁问题》一书以及孙崎享、鸠山由纪夫和植草一秀的对谈记录《“对美从属”这一顽疾》一书中都指出,中日就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曾达成搁置默契,并且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给日本带来了诸多裨益,而日本主动放弃搁置原则的做法,不仅违背了日本的国家利益,还将会成为美国利用日本与中国展开军事对峙的借口。孙崎享认为,“搁置”是指中日双方在承认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基础上,为避免钓鱼岛问题升级而采取的一种冻结现状的政策。因此,从客观实际的角度出发,中日两国间确实就钓鱼岛问题达成了搁置共识。而对于目前围绕钓鱼岛列岛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孙崎享认为是由于不承认钓鱼岛列岛存在搁置共识的论调在各处兴起并占据了舆论主流,最终才导致了今天这一局面。日方不应单纯从零和博弈的视角去看待钓鱼岛问题,而需要考虑这一问题所引发的“共赢”和“共输”关系。

   再次,日本共同社客座评论员冈田充也在其专著《尖阁诸岛问题——领土民族主义的魔力》一书中,围绕2010年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的中日撞船事件以及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变化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冈田充在书中指出,引发“购岛”事件的罪魁祸首石原慎太郎曾经亲口承认并赞同应在东海地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冈田充认为,在日本、中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对钓鱼岛列岛提出主权主张的情况下,日方除了“搁置争议”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并且强调,建立在“固有领土论”这一幻想之上的日本政府主张已经难以维系,应正视中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对钓鱼岛列岛提出的主权主张,承认钓鱼岛列岛存在主权争议。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国内部分学者虽然在主权归属问题上支持日本政府的立场,但在如何处理钓鱼岛问题上却支持中日存在搁置共识的立场。如松井芳郎在其《国际法学者阅读的尖阁问题》一书中指出,日本政府宣称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之间不存在争端,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评判不仅难以立足,也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他认为,暂且不论中日间是否真正就搁置钓鱼岛争议达成共识,但在现实中确实由于搁置共识的存在使得日本获得了诸多由此带来的利益。因此,日本政府在享受其红利后转而否定存在搁置共识的做法,实际上违反了国际法中的诚信原则。

   日本国内很多学者都认为应该促使中日两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重新回归到搁置状态,甚至有学者提出应该将搁置共识以明文方式重新进行确认。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即便在大原则上认同存在搁置共识的日本学者中,对于“搁置”这一词汇也存着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中日双方政府都曾承认存在领土争端,并在此前提下双方同意不再触及钓鱼岛问题进而达成了“搁置”,这一观点的逻辑起点在于双方都“承认领土争端的存在”。第二种观点是从事实层面判断存在“搁置”。这一观点的逻辑起点在于不论双方政府是否认同存在领土争议,仅从客观实务层面上判断中日间确实就钓鱼岛问题产生了外交矛盾,并且双方为避免问题的进一步激化而采取了不触及、不言及钓鱼岛问题的缓和政策,因此中日两国从实务层面上达成了“搁置”。除此之外,还有观点认为根据当前形势判断,“搁置”一词已经不能够准确地描述钓鱼岛问题的现状。如前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认为,中日双方都需要时间冷静下来,从大局出发冷静思考钓鱼岛问题,中日应该共同探索除诉之司法、买卖、战争之外的“第四条道路”,即“冻结”(freeze)之路。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搁置”这一概念使用上的不清晰,也是导致各方在讨论“搁置”相关问题时产生一定的认知错位和脱节的重要原因之一。

   2.2认为中日从未就搁置钓鱼岛问题达成共识的观点

不承认中日之间存在搁置共识的观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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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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