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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作为“陌生人”的人类学家

更新时间:2007-03-04 02:03:50
作者: 王铭铭 (进入专栏)  

   通过地方性研究, 考察作为“古式社会”的中国在现代化中存在的种种困境与矛盾。从一个角度看, 他的书, 从“西南人类学”角度, 对于曾盛极一时的家族理论(东南沿海模式) 提供了重要补充。然而, 使我谨慎的是, 在《野鬼年代》一书中, Mueggler 声称其书名中的概念(也是他分析时用的主要概念) 来自于当地彝族,是彝族对于上个世纪50 年代以来几段历史的“当地解释”。我非彝族研究专家, 但我相信Mueggler 所说的, 恐还是有不少属实之处, 特别是当他将“野鬼”的观念与彝族传统的神话与宗教联系起来时, 让人觉得他采纳的素材可以让人信赖。然而, “野鬼年代”这个词语, 还是使人感受到知识分子自我身份定位的一种危机。Mueggler 的姿态是, 他“站在土著的观点”看问题, 可是,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 当他与他的“土著”站在一起时, 他也已与作为政体的中国“疏离”开来, 成为中国的“陌生人”。更重要的是, 在成为中国的“陌生人”时, Mueggler 也成为了他所处的美国的“熟人”。作为人类学家, 研究另外一个国度, 传统姿态是“站在对方的立场”。然而, 对于Mueggler 来说, 这个“立场”太不好选择。兴许在他看来, 那是一个政体的立场, 真正的“当地立场”乃是在国家中心之外边缘化了的彝族人的。在迷惑中, Mueggler 似乎创造了一个不同的民族志姿态, 这种姿态使民族志作者在成为他的“土著”的“局内人”的同时, 成为了管治“土著”的国家的“陌生人”, 同时也成为了他自己的国家的“局内人”。

  Mueggler 并没有因此失去反观自身的能力。如他的研究所可能隐含的, 是作为现代型国家, 中国与美国有不少相近之处——于我看, 至少中国一直努力“赶英超美”, 因而,在揭示“中国问题”时, 他兴许也是在揭示“美国问题”。在《作为英雄的人类学家》一文中, 桑塔格从人类学大师列维- 斯特劳斯的贡献中得出结论说: “人类学家因而不仅是原始人的, 冷世界的哀悼者, 而且也是他们的监护人。他在阴影中悲叹, 力图把古代与伪古代区分开来, 体现着一种颇具英雄气概的、煞费苦心的、复杂的现代悲观主义。” (桑塔格《反对阐释》, 中文版, 程巍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年版, 页93) 站在彝族人的立场上, Mueggler 似乎也有“现代悲观主义”的调调, 现代性导致的所有问题, 在他从一个中国边缘群体的生活与观念世界中获得的一切中, 得到了至为令人心凉的呈现, 而他说的所有一切, 兴许也并不只是针对中国现代性。

  Mueggler 的身份危机, 是国家时代人类学特殊困境的表现, 而非他个人的失误。在国家时代, 现代性“全球化”了, 人类学家在他乡感受到的, 与故乡问题可能越来越接近。

  然而, Mueggler 从彝族角度对于中国现代性展开的“边缘反思”, 如此焦聚于“中国问题”, 如此焦聚于“中国问题”的“边缘反映”, 而使自身的论述失去了与书写者所处的思想国度——西方——本来应具有的“游离关系”。(由于他失去了这一“游离关系”, 因此, 他迫使自己不断地在一个中国的“边缘族群”中寻找古怪的“野鬼”观念, 不断地忘却一个基本事实: 对于一个“边缘族群”而言, 来自远处、凌驾于他们之上的那一权力,既可以是他笔下的“野鬼”, 又可以如同天神一般, 有时英明, 有时糊涂, 有时伟大, 有时缺德。Mueggler 之所以没有看到权力的双重可能, 是因为他身处一个将所有道德凝聚于上帝的基督教传统中。) 对于将Mueggler 包括在内的西方, 等待着Mueggler 从他的远方中国带来启迪思想的“陌生信息”, 等待着他在中国成为西方的“陌生人”。而Mueggller 在观察到“中国问题”的严重性时, 无意间使自身即使是在西方书写时仍然忘却不了他在中国的“田野经验”。总之, Mueggler 的所作所为, 似乎是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做的, 而不是西方知识分子应当做的——他成为中国的“陌生人”, 而非他所归属的西方社会的“陌生人”。

  我对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海外人类学家进行这样的评论, 既不是为了诱使人类学家将自身定位为与地球毫无关系的“天狼星的居民”, 又不是为了要从一个“文化自卑的中国人”角度来拒绝域外的反思与批判。我的目的是要“立此存照”, 使自身省悟到成为自身社会(而非他人社会) 的“陌生人”, 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前提。

  作为背景,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 出现了一股“反西方”潮流。不少“本土人类学家”认为, 第三世界的人类学家因是研究本国社会的本国公民, 因而能天然地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人类学流派。这样一种观点, 有着令人鼓舞的信息。然而, 它也使人警觉到: 任何知识分子, 若不能如齐美尔所倡导的那样“疏离”于自己的社会之外, 那么, 与这个社会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就是不可能的。

  倘若知识分子“司空见惯”地以自己社会的定式看问题, 他们的社会也就失去了流动的知识分子本来可能提供的“远方之见”。

  生活在中国这个由“古式社会”转变而来的国家, 我们都有着费孝通于几十年前已体会到的“身份认同”危机。在《皇权与绅权》(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页1~55) 的几篇文章中, 费先生梳理了中国士大夫演变史: 从古代“为王者师”, 到唐以后的皇权附庸, 再到“近代化”、无制衡作用的“技术人才”。在历史经历如此变动的国度中成为所谓“学者”, 最易于失去知识分子“陌生人”的姿态。为了成为——或装扮成——“国家机器的螺丝钉”, 我们不惜放弃了古代的理想, 不惜放弃现代的期待, 我们成为缺乏反思能力的“实证主义者”。

  在我们将自身造就为“疏离”与“游走”一族的过程中, 海外人类学家可以成为我们效法的模范。然而, 诸如Mueggler 这样的海外人类学家在给予我们“本土人”启发时,易于“牺牲”自己的“陌生人”境界(这是相对于他们自己的社会而言的) , 微妙地表现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学困境。而无论如何, 我坚信, “陌生人”概念, 依旧弥足珍惜。如桑塔格这个局外人所言: “成为人类学家, 就是面对自身的怀疑、自身的知识不确定性采取一种非常灵活的立场。”(《反对阐释》, 页84) “对于人类学家来说, 世界从职业上被划分为‘家里’与‘外头’、国内与异邦、城市学术世界与热带地区……[人类学家] ‘在家是批评者’, 但‘在外是入乡随俗之人’”,“这种具有反讽意味的精神状态使人类学家不可能成为一个公民”。(上揭书, 页85) 我愿桑塔格从人类学家列维- 斯特劳斯的著作里得到的这一启示, 仍然有用于今日的人类学家, 使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 人类学家惟有游离于自身之外, 才有人类学这项宏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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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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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总第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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