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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法生:《易传》刚柔思想的形成与易学诠释典范的转移

更新时间:2022-05-20 15:42:41
作者: 赵法生  

  

   《易经》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其起源在战国时期已经被追溯到羲皇之世;汉代以后,《周易》更被置于六经之首,对于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可是,《周易》正式进入思想史的视野无疑是通过《易传》实现的,经传合一之后的《周易》才正式从卜筮之书变成了基于象数的哲理之书①。至于《易传》之作者,自然是中国思想史上聚讼不已的老问题。近代以来,尽管受到疑古学派的影响,许多学者依然相信孔子与《易传》存在密切关系,是从《易经》到《易传》的关键思想家,而《易传》实现了易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诠释典范的转移。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帛书《易传》、郭店楚简和上博简等出土文献的发掘,疑古学者将《易传》中的《彖传》、《象传》和《系辞》成书时间推到汉代以后的说法不攻自破②,随着一系列重要文献资料的发掘面世,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有条件回答下面的问题:从《易经》到《易传》的易学诠释典范的转移是如何发生的?孔子本人在这一思想进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换言之,孔子究竟给《易传》带来了怎样的思想元素?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解答与《易传》中的“刚柔”概念密切相关。本文将通过对于“刚柔”概念的思想“训诂”,探索《易传》思想形成的过程,并对上述有关问题作出分析。

   一、《彖》与《象》传中的“刚柔”概念:《易经》理性化诠释的开端

   后儒探讨《易传》的宇宙观,向来重视其阴阳思想,《系辞》中“一阴一阳之谓道”已经成为《易传》宇宙观的经典表达,但在《十翼》中,从总体上看,“刚柔”概念似乎比“阴阳”概念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不仅《彖传》和《小象》中“刚柔”概念众多而罕见“阴阳”的踪迹,即使在比《彖传》和《小象》晚出并被认为是《易传》阴阳思想的主要来源的《系辞》中,“刚柔”概念出现的频次也远高于“阴阳”,其中“刚”字出现了11次,“柔”字出现了13次,“刚柔”连用出现9次,而“阳”字出现9次,“阴”字出现9次,“阴阳”连用仅出现3次,无论是单用或者连用的频率,“刚柔”都明显高于“阴阳”。关于《易传》中“刚柔”与“阴阳”概念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刚柔”早于“阴阳”,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③,笔者赞同前一种看法,因为《彖》和《象》传早于《系辞》是古今多数易学家的共识,而恰恰是在《彖》和《小象》中刚柔思想最受重视,此二传中的“刚柔”占《易传》中全部“刚柔”概念的64%。二元对待无疑是《周易》思想的轴心,《易传》解释《易经》同样是围绕这一轴心展开的,可是在《易传》形成的初期,二元对待的思想并不是用“阴阳”而是用“刚柔”来表述的,表明在《易传》形成初期“刚柔”具有重要地位,可是,在后来的易学诠释史中,“刚柔”的重要性却被阴阳思想的光辉掩盖了。因此,进一步探讨“刚柔”概念在从《易经》到《易传》的转折过程中的作用,对于研究《易传》思想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刚柔”概念的含义是什么?郑玄注“刚柔相摩,八卦相荡”曰:“摩,犹迫也,谓阴阳相薄(按同搏)。荡,犹动也。”④郑注以“阴阳”解“刚柔”,汉以后注家莫不如此。从《易传》思想本身来看,这不能算是错误,因为“阴阳”是比“刚柔”更具有概括力的概念,但是,这样的解释有可能掩盖了易学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演变线索,且无法解释为什么早出的《彖传》用“刚柔”而非“阴阳”解说《易经》象数的哲理意义。为此,应当进一步分析“刚柔”在《十翼》中的具体含义。

   在《彖传》和《小象》中,“刚柔”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涵:

   首先,“刚柔”是指两爻之爻性⑤,这也是《易传》中“刚柔”概念基本的内涵。汉以后的经解均将两爻统称阳爻阴爻,但阴阳爻的提法不见于卦辞和《彖传》,在《彖传》中,后世所谓阴爻阳爻统统以“刚柔”称之,《讼·彖》曰:“《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孔颖达疏曰:“九二之刚,来向下体而处下卦之中,为《讼》之主。”则彖辞中的“刚”显然是指九二刚爻。《同人·彖》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孔颖达解释为“柔得位得中者,谓六二也;上应九五,是应于乾也”,可见柔是指六二柔爻。此外,《师·彖》中的“刚中而应”,《蒙·彖》中的“以刚中也”,《小畜·彖》中的“柔得位而上下应之,一柔畜五刚”中的“刚柔”都是指刚爻和柔爻。此一用法在《彖》和《小象》中比比皆是,是《彖》和《小象》解释卦爻辞的基础。

   《易传》十分强调数的重要性,其中刚、柔两爻,在《周易》的爻题中也被转化为数的形式即九与六,刚称九而柔称六。如此一来,六爻的刚柔属性,通过爻题中的九或者六就可一目了然,经此转换,质的问题变成了量的问题,爻性被转变为爻数了,这是易象思维的重要特征。六爻的九六之分这一在今天看来是如此寻常的事情,在易学思想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李镜池曾这样总结《左传》、《国语》中易筮的特点:

   《左传》、《国语》所载易筮,还没有爻位说,连“九”、“六”的名目也没有,只说某卦“之”(变)某卦,就是占某卦的某一爻。可见如《象传》那样以六爻的位置来解《易》是后出之说,不特春秋时没有,恐怕连战国也没有。⑥《左传》、《国语》中尚无九、六之称,则爻题中的九、六之分应该是《易传》的独创⑦,但李镜池将九、六的出现时间推到战国之后,并没有充分的证据。

   高亨先生同样注意到了《左传》、《国语》的《周易》占筮中没有九、六爻题:“《左》、《国》决不云遇某卦某爻,其所以如此,盖彼时尚无爻题也。”他还分析说:“《周易》初时原无爻题,每卦中各爻爻辞中间,可能皆有空格,晚周人加以爻题,标明各爻之爻位与爻性,此《周易》组织上之一大进步也。”⑧所谓“《周易》组织上之一大进步”,是指原来没有逻辑关系的爻辞,在加上了九、六爻题之后,便取得了井然有序的排列形式,这一形式又以对于两爻的刚柔属性的规定为前提。由此可见,“刚柔”概念的出现应该是《易经》诠释理性化的开端,它为《易传》解经奠定了第一块思想基石。另外,高亨先生认为爻题出现于晚周时期,显然与他认为《十翼》大多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判断有关,其结论似乎比李镜池更为可取。

   其次,除了指两爻爻性外,“刚柔”还用来表达爻位。《易传》中的爻位有两种,一是从一到六的六爻位,《易传》分别用初、二、三、四、五、上来标出,这六个爻位又代表着天、地、人位;还有一种爻位即是阴阳位,高亨指出:

   《易传》以《易》卦之第一爻(初爻)、第三爻、第五爻皆为阳位,因其爻位之序数为奇数,奇数为阳数,故其爻位为阳位。《易传》以《易》卦之第二爻、第四爻、第六爻(上爻)皆为阴位,因其爻位之序数为偶数,偶数为阴数,故其爻位为阴位。⑨这里的阳数与阳位、阴数与阴位的说法,自然也是承袭了汉代以来的成说,那么,它们最初的名称应当是什么?从《彖传》的内容看,爻位的属性最初是根据刚柔来划分的。依据《彖》和《小象》中的当位和不当位之说,刚爻居刚位和柔爻居柔位就是当位,否则就是不当位,这意味着六爻位被分为刚位和柔位,第一、三、五位是为刚位,二、四、六则为柔位,然后才有了所谓当不当位的问题,《彖传》和《象传》中大量关于爻位的说法为此提供了证据。这样一来,《易传》中六爻位同时具有了两种爻位次序,一种是以十进制为基础的六个自然位次,它表象事物所处的空间和时间;同时,这六个位置又根据其自身所具有的数的性质而分为两类,偶数为柔位,奇数为刚位,这种划分则是以二进制为基础的。六爻刚柔位的划分,从《易传》中唯一一段涉及爻位的论述中可见一斑: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耶?(《周易·系辞下》)对于“二与四同功而异位”,朱熹《周易本义》解释说:“同功,谓皆阴位。异位,谓远近不同。”⑩朱熹的解释以为“功”是指位而言,但传文分明说二者“同功而异位”,显然与朱注相矛盾,可见“功”并非单指爻位。吴澄认为:“二与四同是阴位,若皆以柔居之,则六二六四,同是以柔居阴,故曰‘同功’,然其位则有远近之异,五者一卦之尊位,故远近皆自五言。”(11)吴澄以“以柔居阴”释“同功”,其说较朱熹为优,如此则同功不单指爻位而言,而是《彖》和《小象》中的刚柔“位当”之意。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易传》中少见的与爻位有关的话也是只见“刚柔”而不见“阴阳”。

   可见,在《彖传》和《小象》中,“刚柔”不仅表明了两爻的爻性,而且归纳了六爻位的属性,从而成为爻象爻位说的基础,自然也就是《彖传》和《象传》的思想基础,因为《彖传》和《象传》的经解主要建立在“刚柔”概念之上。正是基于“刚柔”概念,《易传》提出了一套试图解释《易经》卦爻辞之吉凶悔吝的爻位关系说,力图使得过去依靠无数次偶然性占断所积累起来的卦爻辞获得了理性化解释的基础。《彖》和《小象》提出的刚柔爻位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

   1.刚柔当位说。刚爻居刚位、柔爻居柔位为当位,否则为不当位或曰失位,当位则吉失位则凶,比如《既济》卦的卦体为坎上离下,卦象六爻皆当位,故《彖》曰“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据高亨先生统计,《彖》、《象》言刚柔当位者23条,不当位者24条,共计47条,可见对于当位问题之重视。《彖》、《象》传中当位的思想显然来自于原始儒家,儒家一向重视“位”,《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人·彖》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郭店楚简《六位》有更为详尽的说明:

   生民[斯必有夫妇、父子、君臣,此]六位也。有率人者,有从人者;有使人者,有事人[者;有]教者,有学者,此六职也。……六职既分,以裕六德。……何谓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12)接着,简文又以义为君德,忠为臣德,智为父德,信为妇德,圣为父德,仁为子德,并总结说:“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谗谄无由作也。”(13)由此可见,先秦儒家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包含着君臣父子等各安其位、各守其德、各尽其职之意,其中对于各种社会角色的道德规范的要求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它并不主张臣对君或者妇对夫的无条件服从,这绝非一句“封建等级秩序,所能概括得了的,也是汉代儒法互补后形成的三纲说所不能企及的。原始儒家所强调的人伦规范的相互性其实是礼的必然要求。高亨先生曾经指出《易传》有关当位的思想中“反映作者重视人所处之地位与环境,并强调人在其位,任其职,宜称其职,宜尽其职(14),这种职、位与德相适应的思想是超越于阶级意识之上的,只要有人类就不会过时。

   2.刚柔应位说。六爻位中的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为相应位,但是否果真相应,要看相应位上两爻的刚柔属性,刚爻和柔爻为有应,否则无应,如《艮》卦那样,三对相应位全是刚刚或者柔柔,《彖传》称为“敌应”,“上下敌应,不相与也”;而《大有》卦象为上离下乾,五刚一柔,六五柔爻反居刚位为不当位,但六五爻辞却说“厥孚交如,威如,吉”,何以不当位反吉?彖辞的解释是“《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指六五与九二相应。因此应位说当是当位说的一种补充。“应”是相互的,刚柔异质而彼此相应,表明了不同性质事物之间沟通与协调的思想。由于从卦象上讲,刚代表君、夫、父等,柔代表臣、妇和子,应位又体现了社会调和观念。先秦儒家并不否认必要时期社会革命的正当性,《革》卦彖辞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但是,就常态的社会管理而言,儒家更重视的是协同而非斗争,建设而非破坏。

3.刚柔得中说。中位即是上下卦的二五爻位,虽不当位,但居二五爻位亦吉,比如《噬嗑》卦之六五爻并不当位,但居上卦之中,故《彖》曰:“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彖》、《象》辞盛赞中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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