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的自由性”可以有两种情况：一是没有“环节的必然性”，因而只是一种主观的、虚幻的、抽象的、空洞的“自由性”，因而只是一种“意见”，而不是“真理”；二是体现为、实现为“环节的必然性”的“全体的自由性”，因而是一种客观的、真实的、具体的、丰富的“自由性”，因而不只是一种“意见”，而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由抽象到具体的“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理性具体”。所谓“做”学问，即把学问“做”出来，就是要把“基本理念概念化”，要在“讲理”的过程中达到“理性具体”。黑格尔说哲学是最具体的，是最反对抽象的，就是要求把“全体的自由性”诉诸为“环节的必然性”，把无规定性的名称升华为规定性越来越丰富的概念。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其基本理念概念化的理性具体，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其基本理念概念化的理性具体。《逻辑学》为我们讲述了黑格尔的思想的内涵逻辑，《资本论》则为我们讲述了马克思的历史的内涵逻辑。这两部经典著作，都为我们提供了“讲理”的典范、“做学问”的典范。

　　 “有理”是把道理“想清楚”，关键在于“苦读”和“笨想”；“讲理”是把道理“讲明白”，关键在于“分析”和“论证”。而是否真的“想清楚”了，又在于是否真的“讲明白”了。所以，“讲理”不只是把“有理”系统化、逻辑化，而且是把“有理”引向清晰、确定和深化。因此，“讲理”不只是要“说”明白，更要“写”明白。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写”是比“说”更重要的“讲”。

　　 把“讲”当成“说”，往往会避重就轻，避难就易，轻描淡写，“化险为夷”，能说的就说，说不通的就滑过去。其结果，那个“全体的自由性”并没有实现为“环节的必然性”，那个“基本理念”并没有“概念化”，因此，那个“基本理念”或“全体的自由性”是否真的“有理”，也就不得而知了。

　　 把“讲”作为“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写”就必须把“基本理念概念化”，必须把“全体的自由性”诉诸为“环节的必然性”。这就是论证和辩证。在论证和辩证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名词”都不能只是一个指称对象的“名称”，而必须是一个关于对象的规定性的“概念”；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能只是孤立的观念，而必须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中获得相互的规定和自我的规定、相互的理解和自我的理解；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能只是抽象的规定，而是在由抽象到具体的概念运动中获得越来越丰富的规定，并由此构成“环节的必然性”。所谓辩证法，就是在概念的相互规定中达到理性的具体。马克思说，人们可以对《资本论》提出各种批评，但《资本论》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他是引为自豪的。作为“完整的艺术品”的《资本论》，就是运用辩证法的艺术，就是在“讲理”的过程中所实现的“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

　　 思想者是以思想为生的。用“痛并且快乐着”来形容学者的生活，大概是最恰当的。这个“痛并且快乐着”，不只是体现在“苦读”和“笨想”的过程中，而且更深切地体现在“讲理”即“写作”的过程中。许多人之所以不能“读”出“人家的好处”，之所以不能“想”出“自家的道理”，关键在于不能“写”出“自己的文章”。事非经过不知难。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曾说，《红楼梦》是把生活的大山推倒，又重塑了艺术化的生活的大山。学问家也是把观念的大山推倒，又重塑了理论化的思想的大山。“写”出“自己的文章”，是以苦读和笨想为基础的“讲理”的过程，是把“全体的自由性”诉诸为“环节的必然性”的过程，真正“讲理”的“专著”是“痛并且快乐着”的产物。许多的书籍之所以只能称之为“编著”，而不能称之为“专著”，就在于它的产生并没有真实的“痛并且快乐着”的过程，因而也就没有实现“基本理念概念化”，也就是没有实现“环节的必然性”。

　　 “讲理”是艰苦的。“讲理”的过程，就是“跟自己过不去”的过程。作为人文学者，“讲理”有三个要素：一是思想，二是逻辑，三是语言。所谓“思想”，就是要有独立的创见，这就需要“在思想上跟自己过不去”，讲出别人没想到或没想清楚的道理；所谓“逻辑”，就是要有严谨的论证和睿智的辩证，这就需要“在论证上跟自己过不去”，讲出“环节的必然性”；所谓“语言”，就是要有清晰而优美的表达，这就需要“在叙述上跟自己过不去”，把道理讲明白、讲透彻。“有理”和“讲理”是艰苦而又快乐的创作过程，也就是“做学问”的学者的生活。

　　 五、学问与境界

　　 人们常把“为学与为人, 其道一也”视为做学问的至理名言。然而, 人们对于这个“道”的理解并不一样。我觉得, 为人之道和为学之道, 都是达到一种“洒脱通达的境界”, 因此“其道一也”。

　　 为人和为学的“境界”, 并不是玄虚的、神秘的, 它具体地体现在为人和为学的“大气”、“正气”和“勇气”之中。所谓“大气”, 就是“立乎其大者”, 有高尚的品格和品位, 有高远的志向和追求, 有高明的思想和见地;所谓“正气”, 就是“真诚地求索”, 有“抑制不住的渴望”, 有“直面事情本身”的态度;所谓“勇气”, 就是“异常地思考”, 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信念, 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理想。这种“大气”、“正气”和“勇气”, 就是为人、为学的“境界”。

　　 大气, 首先是志存高远, 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有博大的人文情怀, 有敏锐的问题意识。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 问题是时代的呼声。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博大的人文情怀去捕捉和发现时代性的重大问题, 并以理论的方式直面现实, 这是思想者的最为根本的大气。大气又是“先立乎其大者”。海德格尔说, “伟大事物的开端总是伟大的”。对于“做学问”来说, 开端的伟大, 就是在基础性的、根本性的问题上形成自己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它是照亮自己所研究的全部问题的“普照光”。一个搞哲学的人, 没有对哲学本身的深切的追问, 没有关于哲学的真切的体悟, 是难以达到哲学“境界”的。例如, 把“哲学”分解为若干二级学科进行专门研究是必要的, 但是, 没有超越各个二级学科的哲学理念, 却往往导致并不是在“哲学”的意义上提出和论证问题, 乃至出现哲学常识化或哲学科学化的思潮。再如, 把“哲学”研究具体化为对哲学家、哲学论著、哲学派别、哲学思潮的研究是重要的, 然而, 没有研究者自己对哲学本身的总体性理解, 没有研究者自己对哲学基础理论的系统性把握, 既难以真切地理解研究对象的思想, 更难以真实地提出超越研究对象的思想。研究者的学养、悟性和境界, 深层地决定“做学问”的水平。

　　 正气, 就是真诚地求索。“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自己有多少“文献积累”, 自己有多少“思想积累”, 自己有多少“独立见解”, 自己是最清楚的。讲课时, 什么时候理直气壮, 什么时候惴惴不安;写稿时, 什么地方酣畅淋漓, 什么地方捉襟见肘;这些, 有谁会比自己体会更深呢?叶秀山先生在《读那些有读头的书》一文中说, 你对老黑格尔提问, 可以一直追问下去, 他总有话对你说。我们的讲稿或论著, 究竟能够回答多少追问, 自己是清楚的。学问是老老实实的东西, 做学问需要老老实实的态度。这就是做学问的“正气”, 也就是做学问的境界。

　　 勇气, 就是异常地思, 辩证地思, 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对于哲学来说, 它要激发而不是抑制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 它要冲击而不是强化思维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 它要推进而不是遏制人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 因此, “做哲学”就是“对假设质疑, 向前提挑战”, 追究生活信念的前提, 质疑经验常识的根据, 反思历史进步的尺度, 拷问评价真善美的标准, 反对人们对流行的生活态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采取现成接受的态度。这种异常之思, 植根于长期的“苦读”和“笨想”, 体现在切实的“有理”和“讲理”, 因而实现为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思想。学问的境界, 就是有价值的思想。

　　

　　 孙正聿：《做学问》，摘自《孙正聿讲演录》，长春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