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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天地万物一体——程颢

——《蒙培元全集·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第十四章

更新时间:2022-05-20 00:01:16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程颢是理学中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虽然没有留下专门的著作,但是,他在《遗书》和《文集》中所阐述的学说,不仅在宋明时期产生了不可替代的重大影响,而且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来说,有着极其深刻的启迪作用和现实意义。其中,最富生态意识的“天地万物一体说”,就是程颢为人类生存发展作出的最有远见卓识的贡献之一。这一学说,绝不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消失,正好相反,它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而越来越显示其生命力。

  

   一、“天人一本”之学

  

   程颢提出了完整意义上的“天理”学说。正如他本人所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1] 但是,程颢“体贴”出来的“天理”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常常把“天理”解释成封建纲常名教,最多说成是人间性的伦理道德,只是把这些纲常名教或伦理道德提升为普遍永恒的“绝对真理”或所谓“宇宙本体”,以便使之固定化、永恒化。这种解释完全是按照阶级观点进行解释的,不是从中国哲学“究天人之际”这一基本问题出发的。现在,我们总算克服了单纯阶级观点的局限,但是很多人仍然停留在社会历史的层面,从人间性方面理解程颢所说的“天理”,即认为“天理”就其实质而言,无非是普遍化、客观化的社会道德。有人认为,“天理”是人间道德的形而上的根据;有人则认为,“天理”只是人的主观精神,因为程颢说过,“只心便是天”[2]、“无人则无以见天地”[3]等话。也就是说,程颢极大地弘扬了人的道德主体性。

  

   弘扬了人的道德主体性,这是程颢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人的道德理性自何而来?是人类理性自身的需要,还是来源于自然界?人与自然界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才是程颢最关心的问题。程颢自家“体贴”出“天理“二字,正说明他对天人关系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而这种思考不仅是一种哲学之思,而且是一种生命体验。当他体悟出这一学说时,自然有一种人生乐趣。

  

   一直以来,“天”是儒家哲学的最高范畴,天人关系问题是儒家和道家共同关心的问题,隋唐以后,也成为中国佛教哲学关心的问题。但是,佛教哲学比起儒、道两家,更具有形而上的思辩色彩,并且对儒家比较粗糙的天命学说进行了批判(从宗密的《原人论》看得很清楚)。理学兴起后,周敦颐倡“无极太极说”,张载倡“太虚说”,都想从宇宙论本体论上解决天人关系问题,而程颢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了“天理说”。

  

   程颢和他的弟弟程颐在建立理学体系时,既不讲周敦颐的“无极太极”之说,也不同意张载的“太虚说”,而是以理为最高范畴,提出“天理说”,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天者理也”[4],以理释天,这是程颢哲学的根本特点,但理又是什么呢?

  

   理就是道,故理学又称道学。理即道是形而上者,这是二程兄弟都承认和主张的。但是,当人们分别使用理和道这两个范畴时,似乎含有不同的意义。理似乎更具有静态的逻辑意义,道似乎更具有动态的流行意义。其实,在二程特别是程颢哲学中,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静态的逻辑意义是服从动态的流行意义的。前者具有“逻辑”的意义,后者则是存在意义上的“本体”。也就是说,程颢哲学不是建立在主、客分离与对立基础上的二元式的本体论(亦即实体论),而是建立在主客统一、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上的一元论的存在本体论。程颢哲学所要解决的是人的存在的意义问题,也就是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就成为程颢哲学的一个主题。如果说程颢哲学是一种人文主义,那么,这种人文主义同其他儒家一样,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前提的,换句话说,是不能离开自然界而谈论所谓人的主体性的。

  

   只承认理是“形而上者”,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程颢是不是为人的存在确立一个形而上的超越的根据,这一点在学界似乎是有争论的。即便是如此,程颢哲学的根本目的也不在此。程颢哲学是一种典型的生命哲学,这种生命哲学靠形而上的概念分析是不能解决的,它虽然具有明显的理性精神,但这种理性精神是对人类生命的一种自我提升、自我确认,由此确立人在自然界的应有地位。

  

   理的根本意义是“生”。“生”的哲学才是程颢哲学的精髓所在。这一哲学如果从思想渊源上讲,是从《周易》而来的。《周易·系辞》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是程颢最为重视,也是谈论最多的。“生”的哲学不只是从自然观上讨论自然界的生命现象,而是着眼于“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界的有机联系,从而揭示出人的生命的意义。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心性之学”、“性理之学”。

  

   理虽然具有客观意义、本体论意义,但是必须落实到性上,才能说明其实质意义,也就是说,程颢和宋明儒家所倡导的理学,本质上是性理之学,只有从性上去理解理,理的意义才能显露出来,而性和“生”是不能分开的。程颢的“天人一本”之学正是建立在这一体认之上的。

  

   “生”是一个动态的范畴,是生命创造的意思。在程颢看来,天即自然界是不断创造生命的有机体,是在不断的生命创造中存在的。自然界的生命创造是有“秩”有“序”的,即所谓“天秩”、“天序”,这种生命创造的“秩序”便是理,便是道。所谓“天即理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自然界既有理又有气,气即阴阳虽是形而下者,但又是生命创造的实施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气即无道。他在解释《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时说:“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5] 一方面,道是形而上者,阴阳是形而下者,二者要截得分明;另一方面,道就在“一阴一阳”之往来运动与转化之中,“元来只此是道”而不在别处。对于这个道理,须要“默而识之”,即直觉式的生命体验,而不能运用纯逻辑语言进行概念分析。因为单纯的概念分析只能是“A=A”、“A≠B”式的分离,而无任何内在联系的可能。其实,程颢也不是绝对反对任何分析,比如“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实际上就是运用了语言分析,将道与阴阳区分开来。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层意思,这层意思只具有概念认识的意义。从概念上分清形而上与形而下是必要的,毕竟形而上者不仅无形,而且具有先验的绝对普遍的性质;但是,生命哲学绝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因为“生理”是在生生不息的过程中实现的,人也是在生命活动中实现其意义和价值的,离开生命的创造活动,所谓理,所谓道,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生理”只能存在于生命创造的过程之中,而生命创造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可说是自然界内在价值之所在。自然界的这种内在价值必然实现为人的生命存在的内在本质,这就是性,而且从本源上说,性是善的,这也就是说,自然界的生生之理是向着一个目的进行的,这个目的就是“善”,人则是这一目的的实现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人则无以见天地”。这个“见”不只是用人的眼光去看自然界(天地),而且有“实现”、“体现”的意思:人是自然界“生理”的“实现原则”。

  

   程颢经常用“易”说明自然之道,这一点很值得注意。“易”本来是指《周易》这部书及其所代表的原理或义理,但程颢在谈到“易”时并不只是指《周易》这本书,甚至不是指《周易》所“摹写”的自然之道,而是径直指自然之道,其根本意义便是“生”。他从《周易》中吸取的最重要的营养就是生命意义,因此,对“生生之谓易”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将其视为“天人一本”之学的核心内容而加以发挥。“‘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个元的意思。‘元者善之长’,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佗万物自成其性须得。”[6]“天只是以生为道”,也就是“天只是以生为理”,故谓之“生理”。“生理”是“天理”的根本内容。我们在理解程颢的“天理”学说时,必须把握这一点,才能理解其精神实质,而不是“解字”。

  

   天之所以为道者,只是“生”,这就是“生生之谓易”的含义。我们可以说,这是从宇宙论本体论上说天道、天理;但是,只如此说,并没有说到程颢哲学的要害处,还必须说到人与物,言人必言天,而言天必言人,这才是程颢哲学的要害之处。言天是由人来“言”的,天地之道也是由人来“见”的,只有在天人关系中言天才是有意义的。但这样一来,人与自然界就不是认识主体与对象的关系问题,而是一个真正的存在问题,即人是怎样存在的?人的存在与自然界究竟是什么关系?因此,在“天只是以生为道”之后,紧接着就是“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谁来“继此生理”?人与物。人、物皆是天地之所生,天地以生为道,而所生之人与物便是“继此生理”者,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继”此“生理”者为什么是善?这又是“生”的哲学的更深一层的意义所在。

  

   “生”是生命创造之理,也是生命创造的过程。我们可以静态地分析“生理”如何是“生”,但它必须在动态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这也就是理学家关于“寂然不动”与“感而遂通”的关系问题)。但无论如何,这里必须关涉到性的问题,“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就是从性上谈理的。但这是从本原上说,而不是从具体的人性、物性上说,在这里,程颢显然承认自然界之“生理”的先在性,也就是人性根据的超越性。那么,“继”此“生理”者为什么是善呢?程颢用《周易·乾卦·文言》中“元者善之长”进行了解释,再加上“万物皆有春意”加以说明。于是,“春意”、“生意”便成为程颢说明“生理”的重要词语。如“静后,见万物自然皆有春意”[7],“‘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8],“只理会生是如何”[9],等等。《周易》用“元”代表春天,说明生命的发生,程颢用“春意”、“生意”说明“生理”在自然界的作用,这本身就是从生命的意义上理解自然界的。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意”字。自然界并没有人类所具有的意识,但是,就其生命的创造或发生而言,却具有某种内在的意向性、目的性,所生之物(人)便“继”此而为善。善不是别的,就是目的,只是这一目的只有在“继”此而生的人的生命中才能实现。

  

   虽然“继”此“生理”者为善,而且是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说“善”,但是,能不能真正实现出来,则是“成性”的问题,而“成性”则是每一个生命自己的事情。“继善”是“成性”的先决条件,但并不能保证其能必然成性,在现实层面上是有很多差异的。就人而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10],因而负有特殊的使命(这一点以后还要谈)。

  

   “生理”必须落实到性上,才能实现其意义。“天人一本”之学是通过性来实现的,性是通过心来实现的,由此显示出人是真正的实践主体。但是,从道理上说,仍然需要从天和人两方面来说明。

  

从天的方面说,“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言天之付与万物者,谓之天命”[11]。“天之自然”(程颢经常谈论“自然”)似乎是从自在的方面谈论天道,似乎可以离人而言之,即所谓“苍苍然”者。“除其他有体质可以指论而得名者外,如天之所以为天,天未名时,本亦无名,只是苍苍然也,何以便有此名?盖出自然之理,音声发于气,遂有此名此字。”[12]“自然之理”就是自然界的自然而然的“天秩”、“天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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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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