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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腾:“全球中世纪”概念的理论建构及其批判性反思

更新时间:2022-05-19 21:37:20
作者: 李腾  
一些学者强调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跨越传统的地理界限或者文明界限,对中世纪时期的思想文化、社会体系、经济结构等进行解读。如詹姆斯·贝里席所言,“一种全球的方法不需要是普遍的,但是应当跨越学科、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另一些学者则强调跳出“比较的”方法,采取“结合的”方法。总体来说,欧美中世纪史家在“全球中世纪”的建构中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新问题,需要在地理范围、历史分期和知识框架等方面破除传统研究的桎梏,建立新的阐释框架与论述模式。

   首先是地理空间范围的问题,一方面是如何将部分区域的交往解释为“全球性”,另一方面则是如何打破传统中世纪研究焦点的局限。传统中世纪研究聚焦欧亚大陆西部,尤其是以环地中海区域和近大西洋区域为中心,新的学术视野和方法体系需要打破传统中世纪研究在地理视野和研究材料上的局限性。在打破国家界限方面,中世纪学者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也是他们日常处理文献中所得出来的。早在1923年的第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亨利·皮朗就明确摒弃了历史研究中国家边界的限制,从而为从比较研究向普遍历史研究开辟了道路。马克·布洛赫则在1928年的第六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提出,应当促进中世纪欧洲各个社会中的比较研究,进而使比较研究成为年鉴学派的重要特色。

   全球史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跨国史。有学者认为,“全球中世纪”的研究应当真正立足于全球视野,打破原先以欧洲或者欧亚大陆为核心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将非洲与美洲纳入整体框架。然而,过分强调地域的全球整体涵盖性,会严重限制“全球中世纪”概念的发展及其在历史书写中的运用。霍尔姆斯和斯坦登则试图阐明,中世纪视野中的“全球”关键在于落实到“当时人所理解的世界”,而不能以现代人的观念来界定中世纪世界所理解的“全球”。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中世纪时期无疑已经出现了跨越种族、文明和地域界限的“全球化”,即使规模比后来小得多。中世纪史学家罗伯特·莫尔认为,虽然在500—1500年的欧亚大陆同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美洲之间的直接交往较少,但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政治管控上都有一个核心的特征,亦即“强化”。这种强化促成了一种有别于他者的认同感,使他们更为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差异。作为全球交往的初级形式,这种与他者的区隔和自我认同成为后来各文明相遇乃至冲突的基础。彼得·弗兰科潘也将全球中世纪涉及的区域问题视为理论反思的当务之急。他指出,一方面由于学者们难以运用多种语言去接触历史研究所必须的原始文献,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欧洲中心论”根深蒂固的传统模式造成的。因此,弗兰科潘建议在学术研究中不应只聚焦于小规模、高度可见、长距离交换中的精英思想与奢侈货物,而是应该下沉到民众和底层,才能帮助我们真正把握中世纪时期人们的理念、信仰和仪式。

   然而,这种视角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待那些没有或者严重缺乏文字资料的地区?在马克·威托看来,没有物质证据转向的中世纪全球史是无法想象的,对那些缺乏和没有文字的地区而言,考古艺术史等领域的构建显得至关重要。此外,跳出传统的历史文献,大量的文学资料能为“全球中世纪”研究提供更为广泛的资料来源和研究视角。在“全球中世纪”的早期建构过程中,杰拉尔丁·亨和琳恩·雷米阐述了如何从《一千零一夜》《十日谈》以及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拉班·扫马等著名游记作者的作品中体现出 “全球中世纪”。研究者通过当时人们的所见所想所闻所遇来重构他们眼见耳闻的世界,尤其是当他们亲身经历了异质世界的多样性之时,多重文化间的冲撞和交融就都可以被纳入“全球中世纪”的理解当中。

   其次,“全球中世纪”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时间框架,亦即在跨越多元文明边界的基础上如何确定“中世纪”的历史时间范围。当前大多数提倡“全球中世纪”概念的学者往往按照传统的欧洲中世纪时间框架划分,以5—6世纪作为这一时段的开始。然而,在罗马帝国世界之外的欧亚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这个节点事实上并无全球性意义。最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基于西欧历史进程的划分方式是否适合非欧洲地区的文明进展?相比之下,见证了汉朝覆灭和罗马帝国分裂的三世纪、佛教在印度广泛传播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四世纪,乃至伊斯兰世界的崛起和中华唐朝世界性影响的八世纪等时间节点都更具有全球范围的重要意义。

   在历史分期方面,全球史学家杰里·本特利的全球历史阶段划分极具代表性。虽然他本人从未明确使用过“全球中世纪”的概念,但为这一概念的发展奠定了时间框架基础。本特利的时间框架主要基于跨文化的互动,特别是大规模移民、帝国扩张和远距离贸易。他以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为古典文明时期,以500年到1000年为后古典时期,以1000年到1500年为跨区域的游牧帝国时期。1500—1800年,跨文化交往呈现出前所未见的规模,越来越多的世界人群在这个时期被连接到一个日益紧密的交往与交换网络之中。威廉·格林建议在研究中采用具体历史研究阶段的文化和时间模式对“全球中世纪”进行划分,一方面强调不同历史发展背景中对历史阶段划分的认知,另一方面也体现不同背景历史研究者对历史时间认知的差异。他认为,对于欧洲历史而言,1500年并非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而对于全球史来说,尤其是在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下,标志着地理大发现和世界贸易体系肇始的1500年反而是不可或缺的。无论中世纪时期的旅行、交换和交往有多发达,全球史自身还是从15—16世纪欧洲远航的地理大发现才真正开始的。当然,也有一些中世纪史学者认为,欧洲及其界限之外的世界早在12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着与地理大发现同等重要的联系。近年出版的《剑桥世界史》第五卷,将500—1500年称为“拓展中的交换与冲突网络”,且特别突出这种交往的特性。

   笔者认为,虽然这个框架貌似更为广泛,但仍是基于欧洲历史文化发展形成的古典、中世纪、近代划分阶段,在其他区域的历史发展中很难找到合适的对应。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等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常常有各自传统的历史阶段划分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分期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甚至历史分期在历史书写中的表达还意味着社会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因此,非欧洲地区因其自身独特性有理由要求以“自成一格”的方式进行表述,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则急切需要多元文化背景学者们的共同合作。

   最后,“全球中世纪”作为一个新概念或者新视野能提出哪些新问题、为历史理解提供哪些新的知识?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全球中世纪”概念本身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单就现有研究来看,早期的讨论仍然聚焦一些抽象概念上,如帝国、分流和转化、宗教和资源。作为“全球中世纪”概念的主要探索与推动者,霍尔姆斯和斯坦登也承认“全球中世纪”在方法论和学术实践层面上仍处于初步阶段,但值得持久地深入探究。她们呼吁更多地关注这个时间段中的人们如何理解、感知和认识全球化,在传统的商路贸易研究之外,探究历史中人类自身的活生生的体验。与此同时,还得避免从后设视角来重构全球化,而是要从区域性特征入手,发掘中世纪时期全球性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帝国”是中世纪研究长久以来的主题,尤其在19世纪中期英国以宪政史为中心的中世纪史研究兴起以来,帝国成为历史叙述的主要框架。德国学者康拉德敏锐地察觉到,美国的全球史研究先驱往往来自区域研究领域,英国的全球史则是“帝国史的翻版”。这一新视野不仅提供对不同帝国之间的比较研究,更重要的是呈现帝国边界的流动性。更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涉及以“全球视野”雏形探究中世纪世界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奠基于帝国的形态、扩张过程与统治疆域之上。在分流和转化方面,学者们的视野仍聚焦于欧亚大陆,尤其是通过气候、瘟疫疾病、技术以及新马尔萨斯抑制(Neo-Malthusian Constraint)等方面的研究,以呈现从1000年到1200年的“欧亚转型”(Eurasian Transformation)。卢格霍德则主要通过对各大文化圈之间交流的研究,认为13世纪的世界经济体系内没有任何霸权,而追溯到16世纪的“现代世界体系”则是欧洲根据自己的目的重塑而成的。这种反差恰恰足以证明,不同世界体系的特征绝非恒久不变的,没有一种单一的法则可以将世界组织起来。

   宗教和资源的问题在此前研究中也有相当发展。杰里·本特利的《旧世界的相遇:近代之前的跨文化联系与交流》以宗教的互动与传播为主线,并在此基础上将近代之前各文明的交往划分为“丝绸之路早期”“传教士、朝圣者和世界宗教的传播”“游牧帝国时期”和“面向新的世界秩序”。宗教人士在第一个千年中堪称欧亚大陆上最为活跃的迁徙者,除朝圣传统外更饱含传播教义的热情,使深层思想跨越大范围地理领域成为可能。在具体研究中,学者们应该跳出带有浓厚拉丁基督教色彩的政教二元论,并尽可能地以所在地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宗教中的人,理解宗教在不同社会中的多样存在模式。但是,这就要求在研究中创造一些新术语或使原生文化术语进入西方学术体系当中,不能单纯依赖基于基督宗教的神学、礼仪术语去解读其他宗教中的现象。在资源方面,主要可以探究物质文化在物品的使用、再利用、改造及其在空间—时间中的传递所形成的网络。此外,他们也强调关注不同社会在不同时期对重要自然资源的获取、理解与运用,包括贵金属、森林、化石、动物制品等,并希望以这些具体的资源来重新构建中世纪时期的全球网络,使中世纪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

   尽管学者们试图通过理论建构和方法论的革新来呈现“全球中世纪”的合法性和独特研究进路,但无论是在时间框架、空间范围,还是新的研究主题等方面,“全球中世纪”所倡导的结构都未能完全挑战过去的历史叙事框架。因为,这个结构的背后隐藏着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其潜台词是随着西方的治理模式和经济、政治权力向其他地区拓展,真正的全球化时代才真正到来。西方历史学家们常常将全球性意识追溯到16世纪,因为当时欧洲人率先认识了地球的真实面貌中一直被隐藏的部分,他们获得了相较而言最完整的世界图景,并由此生发出一种全球性的想象。作为主要的开拓者,欧洲人也就变成了历史叙述中理所应当的主角。当欧洲人遭遇他者的时候,往往将这个遥远的社会描述为“非文明”的和原始的社会,因此,这种“遥远”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文明程度上的。以西方文明程度的标准来看,这些文明甚至可以被视为不存在的,至少是需要被“改造、提升和救赎”的,西方式“现代性”的缺乏使这些社会被界定为原始的,从而也就为对他们的征服提供了合法性。

   亚历山德罗·斯坦兹阿尼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史的出现应当是将每个国家的历史视为更广泛进程中的一个部分,而在这个广泛进程中,西方并不必然代表着进步。他认为,许多欧美学者虽然强调反“欧洲中心论”,却没有真正呈现出不同的历史进程。这些解读不过是在原有基础上添加了更多外来因素以作为解释的依据,却从未根本性改变过历史解释本身。特别是涉及一些更具欧洲中心主义意涵的术语,包括“全球文艺复兴”或者“全球启蒙运动”,都难免将欧洲的特殊性与优越性深嵌其中。“全球中世纪”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一理念提出的初衷在于摆脱“欧洲中心论”,但在历史分期方面,还是按照欧洲历史经验所产生的概念进行表述。此外,更有学者担心把“全球化”的时间边界上推到“中世纪”,反而会造成更为严重的欧洲中心主义,因为“中世纪”这种历史划分本身就是极端西欧化的表达。

   三、“全球中世纪”的适用性及未来研究的展望

   如前所述,全球史研究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天然内置的欧洲中心主义。“全球中世纪”面临的核心挑战就是如何真正改变我们对世界历史的叙述和理解,如何使整个的全球化过程不再是“蛮族”进入欧洲或者“欧洲”走向蛮族的历史。新的研究应当以一种真正的全球视野去审视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经历的社会互动,并理解他们认知的世界及其边界。

西方学界倡导“全球中世纪”理念的史学家们提出了一些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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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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