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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继荣:国家现代转型的理论构建——兼谈北大政治学的贡献

更新时间:2022-05-19 00:07:48
作者: 燕继荣 (进入专栏)  

  

   摘要:国家转型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现代国家观念的形成、政治结构的改变、政治主体角色的变换、现代化导向的政策目标的调整是国家现代转型的要素和条件。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行了180多年的艰难探索。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现代转型需要构建相应的理论,北大政治学的发展一直紧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政治经济理论、政府改革理论、政治发展理论、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方面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传统国家;现代国家;现代化;国家转型;政治学

  

   实践是理论的来源,理论是实践的导引,这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一般表述。国家现代转型既是一个客观必然的过程,也是一个面对诸多要素而不得不做出选择的自觉自为的过程。一个传统古老的国家要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需要系统的理论构建,这种理论构建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经过180多年的艰难探索,中国的国家转型步入了正常的轨道。在此过程中,中国知识界为中国国家转型的理论构建做出了贡献。

   中国现代政治学与中国现代化历程相伴随,它被打上了中国历史的烙印,也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论证。透过中国国家现代转型,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政治学科的历史地位和思想贡献。本文把国家转型视为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把现代国家观念的形成、政治结构的改变、政治主体角色的变换、现代化导向的政策目标的调整看作国家现代转型的要素和条件,以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国家现代化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为背景,试图说明北大政治学的理论贡献。

   一、现代化的政治性结果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标志。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契约精神基础上的商业发展,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兴起,这些历史事件被看作是现代社会来临的重要征兆。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国家现代转型需要什么条件?这是现代化研究的重要问题。

   现代化通常被用来描述18世纪以来发生的、与工业化相伴随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现象,根据现代化研究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过程。当代发展理论家一般把“现代化”一词理解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其中,结构分殊化、权威理性化、文化世俗化被高度概括为社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它产生了一系列结果。20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从9个方面系统概括了这个过程的特点和后果。综合现代化研究成果可以看到,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变化,其中包括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文化上的世俗化等。

   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看,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起步一般被追溯到18世纪中叶英国开启的工业革命。现代化理论的知名学者艾森斯塔特(Alfred Eisen-staedt)从历史解释学的角度做出定义: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就现代化开启和扩散的具体过程而言,艾森斯塔特认为,它在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现代化被认为是文明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退出交替进行的过程,也是世界各国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今天,经典理论认为现代化包含两个基本过程:一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的深刻变化;二是后发国家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无论怎么表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国家现代化不仅意味着传统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管理方式等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一个由分散的、相互“独在”的地方社会走向统合的整体性国家的国家化过程。

   现代化最大的政治结果就是作为全体人民共同体的“统一国家”以及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体系从观念到制度再到政策的逐渐形成。因此,所谓现代国家的构建,实际上就是要完成两个过程:第一,作为人民共同体的“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这是一个克服地域性、家族性、民族性等传统要素的隔阂和障碍,以统一的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为核心,构建国家的边界认同、观念认同、制度认同、政策认同、文化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形成统一的国家观念,并且需要有主导性的政治力量来凝聚人心,整合社会利益,并将“人民性”和“公共性”理念导入国家生活,形成社会公认的制度和政策,推动国家内部的一体化(包括市场、行为规范、语言文化等)和均等化发展,形成和保持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竞争优势。第二,作为国际体系成员的“独立国家”的形成过程,是实现领土、主权和治权的国际确认,并使国家行为遵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之间相互认可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基础上所形成的国际秩序的过程。这个过程也需要有主导性的政治力量来引领国家走上与邻为伴、与邻为善、和平发展的文明道路。

   不论国家性质如何定义,也不管国家起源如何解说,国家作为一个古老的存在,恰恰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所谓国家的现代转型,就是指那些现实中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建立的国家形式,诸如“部落国家”“王朝国家”“天下国家”“军事国家”等,向着具有“现代”特质的国家形式转变的过程,体现为国家组织内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体系在内的多向度的全面转型”。

   二、国家现代转型的要素

   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对于国家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人们从不同角度解释国家,仅英语世界就形成nation、state、country、commonwealth等不同表述。在政治学的解释中,国家是包括人口、领土、主权及作为主权代表的政府的政治共同体。从历史上看,国家是指基于血缘联系,拥有共同语言、文化的族群(种族)占据比较固定的领土,建立政府或者统治权威机构的组织。今天,这样的国家分布全球。据统计,被国际普遍承认的国家有197个。

   何为现代国家?至少存在历史解释和要素解释两种思路。所谓历史解释思路,就是依据历史现实,将国家演变过程分为不同阶段或形态,确定某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为“现代时期”的起点,分析说明这个时期的国家状态。比如,对西方国家的历史分析强调从以希腊城邦为代表的城邦制国家(city-state)到帝制国家(马其顿或罗马帝国)再到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演进。它将在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国家视为现代国家的主要范本,把主权、疆域、民族、平等独立当作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

   所谓要素解释思路,就是依照国家要素的变化来定义现代国家,强调以下几个标志性特点:(1)“统治者”及官员的专业化;(2)权力的集中化与管理的科层制,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法律体系,构成宪法—法律—行政命令的规范体系;(3)政治权力的公共化和制度化(非人格化、非家族化),这意味着公共权力与执政者名义上分离———执政者不再是国家和公共权力本身,而只是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执行者(代表制)。此外,它还意味着公共权力被限制在法定的范围内,公共权力的行使须遵守现行法律,而非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和偏好(即所谓法治)。

   无论遵循哪种解释思路,“现代国家”实则包含两重标志性含义:一是国际政治意义上实现领土和治权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二是政治发展意义上确立法治与民主问责制的共和国。从政治发展的意义上说,国家治理者(统治者)本身是否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有效约束,是衡量国家现代与否的关键性指标;在“主权和治权分开”的基础上实行“有限责任制”,即责任政府依法而治,则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

   多年来,人们努力区分传统国家、现代国家、转型国家的概念,试图对历史过程中的不同国家形态和现实存在的差异化国家形态做出分类和解释,把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变迁的过程称为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综合考察这些研究,被视为国家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或重要条件包括:现代国家观念的形成、政治结构的改变、政治主体角色的变换、现代化导向的政策目标的推进。

   现代国家区别于皇权国家,在国家形成、国家性质、国家职能、国家结构和政府权力来源等根本问题上形成了全新的理念:把“人民性”看作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把“民主共和”看作现代国家的重要形式,把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把国家定义为“自由人联合体”,强调人民同意、人民主权、人民参与、人民监督等核心概念。

   现代国家区别于极权国家,体现为在政治结构上发生重要改变:(1)主权和治权分离,主权属于人民,治权交由具有管理经验和治理能力的政治精英掌管,并通过多种方式,让民众选择和更换“管家”,实现“人民统治”与“精英管理”的有机结合。(2)贯彻专业分工、保障民权、限制公权原则,对治权进行合理分工、分权,保证治权的“有效性”和“有限性”的统一。(3)无论采用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明确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合理的管辖权限,通过宪法和制度安排以及足够的强制力,维护和强化国家的统一性。

   现代国家区别于强权国家,强调国家的“公共性”和“认受性”,从根本上否定“权势集团”和“利益集团”特权利益的合法性。与此相关,政党成为体现国家公共性的重要角色,政党制度成为提供国家“认受性”的重要结构。在现代政治体系中,政党是政府运行的主角,并且为现代政府运行提供了合法性途径。政党作为“连接民众与政府的桥梁”,被认为是实现社会“利益聚合”、完成国家“政治整合”和实施大众“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渠道。

   现代国家区别于神权国家,以世俗化的现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目标,追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环境、外交等各个领域,制定和实施与工业化、信息化、科学化、社会化、国际化等“现代性”并行不悖的政策。

   总而言之,国家的现代转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它要使国家的运行从传统的轨道转入现代的轨道。为此,需要修桥补路,铺设轨道,还要通过适当的推动力量,实现国家运行的转轨。今天看来,国家生活良善治理的哲学理念、自由市场基础上的经济起飞、宪法至上的法治制度、务实有效的政党推动,是国家现代转型不可逆转的重要保障。

   三、北京大学政治学的贡献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走过180余年。把这180多年分成三个阶段,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不同时期的不同状况。在清朝统治的最后70年中,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王朝帝国,不断遭受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挑战。由于清政府的短视和无能,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领海利益受到极大伤害,不甘于落后挨打的中国仁人志士为改良、革新而努力求索,先后酝酿和实施了洋务运动(1860—1895)、戊戌变法(1898)、清末新政(1901—1911),中国延续千年的王朝政治最终由于辛亥革命(1911)而画上句号。之后,在38年的中华民国阶段,国家陷入外敌入侵、内部分裂的状态,各派政治势力为了争夺国家的统治权而斗争。这个过程最终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而告终。应当承认,中华民国的建立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但终因传统守旧势力强大,社会利益分化严重,缺乏足够强大的主导和整合力量,那时的政治派别及其精英未能完成国家的统合任务,因而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贫穷落后、人民艰难困苦的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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