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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持诚以恒,终无愧悔——从高明老师的书读到和想到的

更新时间:2022-05-18 13:33:23
作者: 李零 (进入专栏)  
历次政治运动也无端耗费了他的很多生命,就像那个年代的很多前辈一样。这段时间里,高老师正式发表的文章只有三篇:

  

   (1)《建国以来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59年10期,24-31页。

  

   (2)《略论汲县山彪镇一号墓的年代》,《考古》1962年4期,211-215页。

  

   (3)《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和文字的功绩》,《文物》1973年12期,6-13页(与俞伟超先生合作)。

  

   前两篇,发表于“文革”之前,后来收入了《高明论著选集》。后一篇,发表于“文革”期间,是与俞伟超先生合作,没有收入《高明论著选集》。

  

   1970-1978年,是工农兵上大学的时代。这段时间里,考古专业陆续编印过一批考古学教材。1974年,高老师也编印了《古文字学讲义》(试用教材)。这份讲义就是他后来写作《古文字类编》和《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的基础。

  

  

   高老师的著作主要写成于1976年以后,发表则是1980年以来。1976年,“文革”的结束,解放了所有中国人,也解放了高老师。

  

   1980-2001年,高老师共出版了六本专著:

  

   (1)《古文字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初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修订版)。

  

   (3)《古陶文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4)《古陶文字徵》,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与葛英会先生合作)。

  

   (5)《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6)《高明论著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这六本书,(1)(2)两种是在《古文字学讲义》的基础上写成,是高老师对其古文字教学的总结;(3)(4)两种是系统研究古陶文的专著;(5)是研究马王堆帛书《老子》的考据之作;(6)是单篇论文的选萃。此外,高老师还有其他一些作品,限于篇幅,下面不再谈。

  

   在欧美国家里,很多教授都是一本书主义或两本书主义。我国老一代的学者,有些连一本书都没有。但高老师却写了六本很有份量的书,比起他的同辈,是相当高产的。然而,高老师在职称晋升上却并不顺利,退休时连一个“博导”的头衔都没有。真让我们这些晚辈惭愧惶恐,不合理呀。

  

   我先说一下高老师的头两本书。

  

   中国的古文字教学,在高等院校的教学中,本来就是稀缺,世俗多神话为绝学。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最初只有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招收古文字研究生。我读研究生那阵儿,好多老先生还在。老先生带学生,一般都是口传心授,直接从原材料摸起。长时间里,古文字教学一直都是苦于没有教材。如果大家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体会一下,古文字教学,从无书到有书,道路有多艰险,大家就会理解,高老师的贡献有多大。第一,那时没有今天这样的条件,所有原材料,著录都很分散,要自己动手一本本摸,工具书很匮乏,高老师是用20年的功夫,积累历年的教学实践,才写成这两本书。第二,我们学校,中文系和考古系都开古文字课,但中文系的古文字课,讲授对象是研究生,没有正式教材,本科生是讲文字学概要,文字学概要是按汉语专业的要求设计的课程,讲的是一般的文字学,而不是古文字学。考古系,情况不一样,他的讲授对象是所有学考古的学生,不光学古文字的研究生要学,本科生也要学,教材的意义更大。第三,高老师的这两本书是出版于1980和1987年,不但比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要早,也比其他的古文字教材要早。不管有什么缺点错误,它们毕竟是最早完成的系统讲授古文字课的合格教材,当时那是头一份。1992年,《中国古文字通论》获得全国教材一等奖和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那是当之无愧。

  

  

   说到这里,我想插一句话。我们的学术界有一种倾向,就是看重结果胜于开端。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后来居上”的“后来”,总要尊重它所踩的肩膀。其实,对于一个学科来说,提出问题,划定范围,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白手起家的草创之际。全局性的突破,理论性的突破,尤其重在开端,细节的对错并不是关键问题。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有,就是不一样。别人怎么看,我不管。反正在我看来,高老师对古文字教学有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这一点绝不能抹杀。

  

   研究古陶文,也是一种填补空白的工作。中国的古文字材料,甲骨、金文都有汇编性的图录和工具书,惟独陶文,相对冷落。长时间里,大家一直使用的是《季木藏陶》和《古陶文孴录》。这两本书,我也经常用。前者,应中华书局之请,我对周氏家藏本还做过分类考释。平心而论,它比这两本书,无论是在材料的丰富性上,还是在文字考释的水平上,都有巨大进步。有人私下对这两本书横加挑剔倒也罢了,但要说它们连《季木藏陶》和《古陶文孴录》的水平都不如,那可就太过分了。特别是,高老师写这两本书,那是倍尝艰辛。我知道,为了复印各种拓本集中的材料,他需要少许资金的支持,但向学校申请,不批准,很多花费,只好自己掏腰包。我们现在的科研制度,是花钱才叫成绩,花大钱才叫大成绩。对比当时特别是今天那些虚糜国帑、脑满肠肥的浩大工程,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高老师的书太不容易,让我们这些旁观者都感到委屈。

  

  

  

   马王堆帛书《老子》,基本上属于文献学研究。过去,很多研究《老子》的学者读惯了传世本,对传世本形成感情,形成心理定势,帛书本发现后,他们总想折衷二者,说帛书本和传世本各有千秋,应该择善而从。高老师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帛书本有自己的历史传承,不能不问历史先后,任意搀杂。我们从校勘学的常识看,从文本演变的历史规律看,高老师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他汇集所有材料,做全面整理,在《老子》研究上也是独树一帜,深得古文献界和哲学史界的好评。

  

  

  

   高老师的论文集,对研究高老师的研究范围和前后变化也很重要。

  

   这些文章,可以分为五组。

  

   (一)文集的前五篇,主要是谈文字起源、古文字的演变规律和释字体例。

  

   《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是谈文字起源。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在探讨中的问题。作者认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划符号,大多都是符号,不是文字。前者只能叫陶符,后者才是陶文。陶符是六书概念中的指事,光有指事,还构不成文字,文字要待会意、形声具,才会产生。指事不是文字的源头,象形才是文字的源头。这篇文章和《“图形文字”即汉字古体说》可以相互参看。作者认为,通常称为族徽的商代族名用字,不是图画,而是文字,与同时期的甲骨文比较,特点更为原始,应该叫“图形文字”。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比较接近唐兰先生的“文字起源是图画”说。《略论汉字形体演变的一般规律》、《古体汉字义近形旁通用例》和《谈汉字中的别字和误字》是讲文字体例,作者对古文字的演变规律和释字体例有系统总结。前两篇是《通论》上篇的准备,后一篇是《通论》上篇的补充。这组文章,讨论的都是古文字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他对陶符和陶文的界定,为日后编写《古陶文汇编》、《古陶文字徵》划定了范围。别字和误字,过去注意较多主要是碑刻、墓志和敦煌卷子,其实早期文字也有这类问题。我们从近年发现的简帛古书看,这个问题很重要。早期文字,除去形借音假、同义互换,这一条也不能忽略。

  

   (二)文集的第六至第九篇,主要谈甲骨文。

  

   《从甲骨文中所见王与帝的实质看商代社会》是谈甲骨文中“王”与“帝”的不同,作者认为,它们各有来源。在商代卜辞中,王是世俗的军事首领,而帝是由直系父辈先王演化成的主宰宇宙的宗教神灵。周人只称王,不称帝,是强调其天下一统、至高至尊的地位,比商王更有权威性。《武丁时代“贞※卜辞”之再研究》是考卜辞“贞※”为“贞冥”,同郭沫若、唐兰先生的“贞※”说进行商榷。作者认为,有关辞例与妇女分娩生孩子无关,而是卜病之辞。现在,学者有新的想法。如最近发表的赵平安《从楚简“娩”字的释读谈到甲骨文的“娩※”》(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二○○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上册,55-59页)引用我对上博楚简“免”字的看法,对卜辞中的有关辞例进行再讨论,就是支持旧说。这在古文字讨论中是很正常也很平常的事,不必多说。《论商周时代的臣和小臣》也是讨论商代社会的论文,作者认为“小臣”是与“臣”或“大臣”对应,是宫廷内伺候王室生活的各种近侍,多数身份卑微,可能是后世太监的前身。《略论周原甲骨文的族属》是讨论周原甲骨研究中的大问题。这批甲骨是商人的甲骨还是周人的甲骨,一向有争论,特别是涉及商王祭祀的那几片,最近周公庙遗址又出土了一批西周甲骨,这个问题仍有争论。作者认为,它们都是周人的甲骨。虽然,在具体分析上,我和高老师的想法还不完全一样,但总的结论,我完全同意。

  

   (三)文集的第十至第十八篇,主要谈金文和铜器研究。

  

《从金文资料谈西周商业》和《西周金文“※”字资料整理和研究》,主要是围绕西周金文中的“※”字讨论西周商业。这个字,目前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是释“贮”,一种是释“贾”。高老师持前说。不管这种意见是否对,他对有关材料做了全面讨论。《建国以来商周青铜器的发现及研究》和《略论汲县山彪镇一号墓的年代》,是作者早年发表,上面已经提到。前者是综述50年代发现的商周青铜器,在当时是很好的介绍。后者是同考古界的前辈郭宝钧先生商榷。作者从墓中出土的器物和铭文两方面看,认为山彪镇一号墓不是战国晚期墓,而是战国早期墓。《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是一篇长文,分上、中、下三篇发表,上篇考组合,中篇考形制,下篇考纹饰。这篇文章非常重要,研究东周铜器,秦、楚讨论比较多,中原地区较少。研究后者,这篇最有综合性。过去,研究东周考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洛阳中州路》(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是典型报告。这部报告的写成与苏秉琦先生的指导有关,很多前辈都很推崇它。但报告中的铜器墓,数量有限,随着考古材料增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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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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