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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一个沉思者的精神超越与生命探求

更新时间:2022-05-17 16:37:34
作者: 吕彦霖  

  

   冯至(1905—1993),本名冯承植。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诗人、翻译家、学者和教育家。1905年9月17日,出生于河北涿州。1916年,考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学。1921年、1923年,先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和德文系本科。1927年,出版首部诗集《昨日之歌》。同年毕业后,任教于哈尔滨第一中学。1928年,任教于北京孔德学校,兼任北京大学德文系助教,出版第二部诗集《北游及其他》,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1930年,赴德国留学。1935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随后回国任教于同济大学。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随同济大学内迁。1939年,转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德语教授。1941年,创作《十四行集》,翻译《歌德年谱》。1942年,创作中篇历史小说《伍子胥》。1943年,开始着手撰写《杜甫传》,出版散文集《山水》。1946年5月,参与进步人士组织的“李闻惨案”签名活动,声讨特务暴行。同年7月,任教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1948年,《杜甫传》开始在《文学杂志》上连载发表,出版《歌德论述》。1949年7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1950年,访问苏联及东欧各国,创作散文集《东欧杂记》。1951年,完成《杜甫传》,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出版译作《海涅诗选》,编选《杜甫诗选》。1958年,出版《西郊集》,参与主编《德国文学简史》。1959年,主持翻译《布莱希特选集》。1963年,出版文艺论文集《诗与遗产》。1964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1978年,当选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1980年,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87年,被授予“大十字勋章”。1993年2月22日,因病逝世,享年89岁。

  

   冯至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诗人、翻译家、学者和教育家。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沉思的诗人”,他一生的文艺实践都执着于超越时代困境,完成对个体生存终极意义的思考,探求人类灵魂的光明道路。回顾冯至先生的一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因应时代变动、孜孜寻求心灵蜕变的生命历程。从心系现实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到倡导严正生命观的存在主义思想者,再到倾心革命的共产主义同路人,他最终成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坚定建设者。从“沉思青年”到“热切晚年”,冯至先生的思想演进历程,堪称同时代进步知识分子精神嬗变的突出典型。

   沉思青年觅正道

   冯至出生在一个趋于败落的盐商家庭,幼年即遭逢生母的病故。如此沉重的人生经历,不仅造就了冯至沉静内敛的个性,也早早奠定了他心系社会现实的思想倾向。这种因为自身遭际而萌生的对社会历史规律的好奇,在他于1916年进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学后,被新文化运动进一步点燃。入校之后,冯至开始大量阅读《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宣扬新文化、新文学的报章刊物,如饥似渴地接受“五四”精神的熏陶。他最感兴趣的小说家则是鲁迅,在阅读了鲁迅的名篇《药》与《随感录》后,冯至“此后凡有鲁迅作品问世,从不放过,印象最深的是《一件小事》,反复阅读,深为感动”(冯姚平《冯至年谱》)。

   如果说对鲁迅的《一件小事》的喜爱,彰显了冯至独特的自省气质与平民关怀,透露了他对“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的先天偏爱,那么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后,他对郭沫若诗集《女神》以及郭氏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热爱,则展露出他深藏在理性面目之下的浪漫主义情怀。而这种深沉的浪漫主义情怀,正是他走上诗人之路的内在动力。至此,“自省气质”“平民关怀”与“浪漫主义”三维,构成了青年时代的诗人冯至的抒情基底,他以此开启了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漫长求索与诗性追问。回顾其在该时段的创作,他的笔下有“在这疮痍满目的时代,他手里拿着多少不幸的消息”的绿衣邮差(《绿衣人》);有自剖胸怀“取出鲜红的心儿,捧着它到了人丛处”的孤独患者(《不能容忍了》);也有祈愿“有一位女神/把快要毁灭的星球/一瓢瓢,用天河的水/另洗出一种光明”的虔诚信徒(《狂风中》)。不满于现实的灰暗却又难觅人间正道,青年的敏锐、脆弱与感伤,构成了《昨日之歌》的内在基调。然而,善于自省的冯至显然不愿自困于个人主义话语的狭小天地。1923年,与思想进步的北大同学杨晦的相识,便成为冯至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1924年,冯至在与杨晦的通信中,借着谈论《少年维特之烦恼》,表示“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一切!”(《致杨晦(1924年1月)》)。1927年,他从北大毕业后,也是在杨晦的鼓励下,主动放弃了北京孔德学校的教职,远赴哈尔滨,担任哈尔滨第一中学的国文教师。正是这段重新深入社会、锻炼自我的生命体验,造就了冯至长诗《北游及其他》中沉郁的写实风格。

   如果说杨晦是冯至在现实生活中的领路人,那么里尔克则是冯至精神生活中的引导者。1931年,当时身在海德堡求学的冯至致信杨晦,表示自己不仅在《里尔克全集》中看到了自己理想的诗歌与散文,而且经由里尔克提醒,认识到植物所具备的“不亢不卑,忍受风雪,享受日光,春天开它的花,秋天结它的果,本固枝荣,既无所夸张,也无所愧恧”(《致杨晦(1931年4月10日)》)的品性,实在是现代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并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忍耐与工作”的生活态度。毫无疑问,里尔克的出现乃是冯至精神史上的重要转折点。里尔克一方面促使冯至反思了自身的精英主义倾向,意识到唯有刻苦诚实地工作才能扶助苦难的祖国;另一方面又以“新的神将由俄国产生”的预言,使冯至开始关注日益强大的红色苏联,并且确信“一个伟大的文明在将来。——我们东方的邻居固然现在很迫切,但我觉得将来同我们发生(精神的同物质的)更多的纠葛的还是我们北方的邻居。所以我想在行有余力时,将从宗教同思想的观点上研究这个庞大的风与雪的国”(《致杨晦(1931年10月13日)》)。

   1935年9月,获得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冯至自德国返沪,归国当晚,挚友杨晦在与他见面时,即正告“不要做梦了,要睁开眼睛看现实,有多少人在战斗、在流血、在死亡”(冯姚平《冯至年谱》)。9月6日,冯至又与杨晦、姚可崑一起拜望鲁迅,在内山书店附近的咖啡馆里,通过与鲁迅交流德国形势和国内文坛现状,冯至进一步深化了对现实的理解。如果说青年时代的冯至尚有于生活中沉思玄想的余裕,如今身处被日本法西斯阴云笼罩的上海,战争的预感已经迫使他直面现实的沉重。1937年,任教于同济大学的冯至在“八·一三”事变的前夕,坚持在处理完公务后,才乘快艇离开吴淞,返回自己位于法租界的住宅。以这种决绝的姿态,冯至结束了自己悠游求知的青年时代,开启了奔波流离、上下求索的中年岁月。

   忧患中年镌心史

   1937年9月,冯至先随同济大学及附中内迁至浙江金华,年底又随校继续向江西撤退。1938年暑假,随同济大学内迁的冯至因为同情进步学生而与杨晦同受迫害。1939年暑假,他辞去同济大学教职,转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德语教授。在西南联大的7年,正是冯至创作和学术生涯的巅峰时期。生存的艰辛与战时的动荡,造就了他忧患中年的独特心境。在他看来,这场民族战争已经将“光荣与屈辱、崇高和卑污、英勇牺牲与荒淫无度……对立的事迹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感到兴奋而又沮丧,欢欣鼓舞又前途渺茫”(《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现实的重压与自身的无力,使得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选择了逃避现实,更有甚者,不仅逃避,而且进行破坏。冯至深知,极端个人利益的追求最后只能导致个体与国家的共同衰亡。因此,他对于此种行为及其可能给抗战大局带来的破坏始终深恶痛绝。个体应当如何面对艰难时世,冯至最终走向了海德堡大学时期就接触过的存在主义。

   经过冯至阐发的存在主义,既保留了原有的概念特征,又闪耀着特殊的时代色彩。他指出:“人生最艰难的课题,需要一个最郑重的精神的行动——决断。”“决断”在当下具有普遍的意义——个人如是,民族亦如是。当战争将死亡常态化之后,无论是什么人“活,需要决断;不活,也需要决断”。(《决断》)在他看来,在战争造就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中,唯有“决断”才是个体走向美好和自由的必经之路——人生意义的崇高与否,正体现在面对艰难选择的“决断”之上。从这个角度出发,冯至强调一种对生死坦然、对生活“领受”的态度,相信个体生命的局限性反而成就了生命的意义;唯有认真严肃地为人,才能不辜负自我的生命,从而坦然面对死亡。毫无疑问,冯至的这种思想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他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对人的存在状况的拷问,来唤醒每个人追求真实存在的自觉、勇气和良知,以期由个人的存在自觉达到民族群体的自觉和复兴”(解志熙《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怀着这样的理念,冯至为身处抗战困境中的知识分子开出了“药方”——“工作而等待”。在冯至心中,“工作而等待”具有双重的内涵:“工作”意味着一种积极的生存态度,不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也意味着对道路的选择与“决断”;“等待”则意味着个体对“孤独与寂寞的自觉承担”。在他眼中,“工作而等待”是一种“内向又外向”的姿态,着眼现实而又不失长远的生存态度,“外向”强调的是与现实的关联,知识分子应敢于面对现实、具有道德担当,并在与外界的交流中汲取现实的养分、积累行动的经验;“内向”则强调了外部经验“内化”为自身的智慧,追求一种含蓄沉着的理性思辨气质,同时也强调了对自身“志业”的坚守。冯至认为,这种生存态度可以重新调和在抗战中趋于紧张的“个体与群体”“长远与当下”的矛盾,重新铸就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冯至在1941年创作出了不朽的《十四行集》。他在诗集的开篇,即申明了自己的“领受”哲学——“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我们准备着》)而在1942年创作的中篇历史小说《伍子胥》中,冯至无意重复伍子胥报仇雪耻的传奇故事,只是截取了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离开熟悉的故土、远赴吴国的生命段落进行详尽刻画。对于自己为何主动为伍子胥的传奇“袪魅”,冯至曾这样解释:“当抗战初期,我在内地的几个城市里流离转徙时,有时仰望飞机的翱翔,我也思量过写伍子胥的计划。可伍子胥在我的意象中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被磨练着的人,这有如我青年时的梦想有一部分被经验填实了,有一部分被经验给驱散了一般。”(《伍子胥·后记》)对伍子胥心态转折的集中阐发,实际上贯彻了他一贯关心的问题——个体在面对动荡的时世时当如何有意义地生存,而伍子胥那种“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伍子胥·后记》)的人格特质,无疑是冯至所向往的生命态度。除了以“决断”激发自身存在的自觉、良知与勇气,冯至还援引了里尔克“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的名句,赞美战火中那些“不顾时代艰虞,在幽暗处努力的人们”(《工作而等待》)。在他看来,唯有抱持着“工作而等待”的信念,知识人才能克服当下的困境,助力于战时和战后的中国。

1943年,冯至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杜甫。在从西南联大学生丁名楠手中购得仇兆鳌《杜少陵诗译注》后,他开始逐首研读杜诗,着手撰写《杜甫传》。冯至之所以对杜甫投入如许热情,是因为在他看来,杜甫所书写的“诗史”也是“我们的命运”——“抗战以来,无人不直接或间接地尝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这时再打开杜诗来读,因为亲身的体验,自然更能深一层地认识。杜诗里的字字都是真实:写征役之苦,‘三吏’、‘三别’是最被人称道的……‘生还今日事,闻道暂时人’,是流亡者的心境;‘安得广厦千万间……’谁读到这里不感到杜甫的博大呢;由于贫富过分的悬殊而产生的不平在‘无贵贱不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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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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