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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节流开源——荀子

——《蒙培元全集·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第九章

更新时间:2022-05-16 16:55:33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荀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倡“天人之分”[1]的思想家,他的“制天命而用之”[2]被认为是改造自然的最响亮的战斗口号而被当代某些学者所推崇。但是,如果完整地理解荀子的全部思想,就会发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荀子并未建立起以人主宰自然的“人类中心论”式的价值学说,而是以人与自然的统一和谐为最高目的。这正是荀子之所以为儒家的重要标志。

  

   一、“天人之分”与“不求知天”

  

   荀子将天视为自然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荀子所说的天,就是“天行有常”、“变化代兴”之四时运行与阴阳变化的自然过程,并无任何主宰者。“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3] 自然界的有序而和谐的运行变化产生了万物,养育了万物,这就是“天功”,我们从万物的生长、养成知道自然界的功能,却不知道它是怎样作用的,因为它是无形的。就其功能而言,可谓之“神”,就其存在而言,可谓之“天”。可见,他所说的天,是以其功能而显示其存在的自然界。

  

   人也是天之所生。“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4],神形合一,便谓之人。人有好恶喜怒哀乐之情,这也是天之所生,故谓之“天情”。人不仅来源于自然界,而且依靠自然界的资源求得生存。“财(即裁)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5] 这里所说的“类”是指人类而言的,“类”与“非其类”的区别是人与自然界万物的区别,人与万物不是同一类,但人这个“类”却依靠万物提供的资源而生存,这就是“天养”。“天养”就是自然界养育了人,因此,人要“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6]。所谓“全其天功”,就是要完全地顺应自然界的法则、秩序而行事,不能违背之。只有这样,才能明白什么是应当“为”的,什么是应当“不为”的,“为”与“不为”都是以“天功”、“天政”为其依据的。

  

   荀子所说的“为”,主要是指人为而言的,也就是他所说的“人道”或“治道”。天道自有其“常”,人并不能改变之,只能顺应之。但是,人类生活在自然界,每天都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天人关系的问题。他提出的原则是修人道以应天道,而不是强天道以服从人道,也不是依靠天道而放弃人道。这就是他的“天人相分”之说。人既“不可以怨天”,亦“不求知天”[7],但能够做到与天地“参”。所谓“相分”,是将天道与人道区分开来,不能以天道代替人道,也不能以人道改变天道。人间的吉凶祸福是由人间的治乱造成的,与天道无关;自然界的寒暑水旱是自然界的事情,不能对之有所求。关键在治理人事,既不能埋怨天道,亦不能乞求于天道。“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使人贫穷;“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使人生病;“修道而不贰(或作忒)”,则天不能使人受祸。[8] 这里所说的“强本而节用”、“养备而动时”、“修道而不贰”,都是人为之事,是人类应为与当为之事,与天道无直接关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所有这些,又是与天道有极大关系。

  

   所谓“不求知天”,最难理解。有些人在讲荀子思想时,将这一点轻轻地放过了,以为与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不相一致。为了突出其“制天命而用之”,不得不将这一点放过。其实,这是荀子学说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放弃这一点,就很难理解荀子天人之学的精神实质。李泽厚先生看出了这一点,并提出了他的解释,认为荀子的天有二重性,即提出“天人之分”的同时,又有“天人合一”的思想。[9] 其实,荀子的“不求知天”是不与天“争职”,仍然强调“天人之分”。天是没有主宰者的自然界,但有其自然法则,“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按照自然法则运行,成就万事万物,这就是“天职”。既然如此,天道与人事当然有别,因为人类是“有为”、“有求”的;也正因为如此,人类也就不必在天道上面用思。“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10]“不争职”包含着顺天的思想,也包含着尊重自然的思想。这个“知”具有极强的实践特征,即不仅要认识天之所以然,而且要改造自然界,使之成为人为的主要对象,以人的认识与实践活动改造“天职”。荀子认为,这不是人类应当做的。人类所应当做的只是与天地“参”。“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11] 天有四时运行,地有财物资源,这当然是人类生存所不能缺少的,更确切地说,是人类生存的先决条件;但是,人类在利用自然条件和资源时,最重要的是“治道”。人类只有建立起完善的“治道”,才能合理地利用天时地利,与天地相“参”。这个“参”与《中庸》所说的“参赞”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中庸》所说是指“参赞”天地之化育,完成自然界的生命流行,荀子所说,虽有通过治道利用自然界资源的意思,但也有“参赞化育”的意思,且前者以后者为前提。总之,二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保持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与平衡。

  

   因此,按照荀子的学说,人类利用自然是必然的、应该的,但是如果说要改造自然、主宰自然,则是不应当的。在荀子学说中未能建立起与自然界相对立的知性主体,未发展出以主宰自然界为目的的知性学说,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人就不能知天吗?不是的。荀子充分肯定了人的知性,而且比其他任何儒家更多地强调“知”的作用。“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12] 他还提出“虚壹而静”的认识方法。他把“知”作为人性的组成部分,这是其他儒家没有或很少谈到的。这与他的“性恶论”以及“性伪之辨”也很有关系。改变天生的人性靠的是“伪”,而“伪”主要是靠“知”才能实现的。这样,“知”的作用就很重要了。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什么是“知天”以及如何“知天”呢?荀子说:“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13]“曲”者曲尽也,即极尽人的一切努力,使其行为能够极尽其治道,使其天养能够极尽其适度,使其生命尽可能不受伤害,这就是“知天”。这里的一个根本前提是治理好人事,即完成“人道”,才能叫作“知天”。所以,“知天”与“能参”是统一的。“知天”的最重要的意义是顺其天职,“全其天功”,知其“所为”与“不所为”。“所为”者为人道,“不所为”者为天道,为其“所为”而不为其“不所为”,“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14]。即能够任用天地而役使万物。人类要生存要发展,不能不役使万物,荀子提出役使万物的主张,表现了人的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主要是从社会实践上说的,不是从个体实践上说的,如果说这里有改造自然的思想,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其前提是顺自然。“官”天地也是按照自然法则而任用之,并不是主宰之。荀子的主体思想是有限度的,不能夸大了。荀子的“知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明于天人之分而守人道,以应天道。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学说。“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15] 这正是对天即自然界而言的,显然吸收了道家思想。对自然界而言,“不为”者为大巧,“不虑”者为大智,其中包含着不要人为地对自然界施以暴力,也不要在自然界身上运用思虑以求改造之。但是,对于自然界的资源却是可以而且必须使用的,只是要按其法则而善于使用。正如荀子所说:“其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16] 这就说得十分清楚了。“不务说其所以然”就是不要过多地用心思去解释自然界的“为什么”,换句话说,就是不要追求自然界的因果关系一类的知识,而企图改变之。这是一种感性直观与经验式的说法,自然界的因果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可在生活经验中感受到,但不必从理论上进一步去追求它、说明它。至于“致善用其材”则同“天地官而万物役”是完全一致的,“材”就是“物”,万物虽然可以役使,但是也要“善用”,而不能乱用,否则将违背自然法则。

  

   很显然,在荀子看来,对自然界的认识是直接同“为”即对自然界的改造联系在一起的,荀子并没有提出以认识自然界为目的的认知理性学说,荀子反对那种“遍为万物说”之类的各种理论,他只是在经验实用的层面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明确主张:“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17] 像荀子这样提倡以“知”为性的学者,都未能在认识自然方面有所建树,那么,在中国未能发展出西方式的认识理性学说就毫不奇怪了。

  

   当然,荀子的“天人之分”的学说还包含着对天命论的批评和否定,他主张通过人为的努力来掌握人类的命运,而不是依靠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求知天”便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并与墨子的学说非常接近,由此断定他吸收了墨家学说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这同他的不求知天地之“所以然”并不必然构成矛盾,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一个天地,那就是“天行有常”、“变化代兴”的自然界,作为主宰者的天命本来是没有的,这一点同墨子并不相同,因为墨子虽反对天命,却主张天志,具有宗教性质。

  

   既然如此,所谓“制天命而用之”就是在经验实践意义上通过人为的努力,遵循自然法则而利用自然的意思。“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18] 这是荀子“天论”中最富有积极意义的部分,被认为是“人定胜天”的名句。通过上面的解析便可知道,荀子所强调的恰恰是“人为”,其前提则是顺应自然法则。既不能等待自然界的恩赐,也不能改变自然界的秩序,而是按照自然界的法则,施之以人力,从而增加人类的财富。放弃人为的努力而去“思天”,等待自然的施与,固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改变自然的秩序,破坏自然的法则,以获得人类所需要的财富,这也是错误的。什么是“万物之情”?万物之情就是生长,人可以通过实践促成万物的生长,使万物更加丰富,并为人所用,但是绝不能使之受到破坏。因为人是天之所生,“人之命在天”[19]。人虽然“不求知天”,却必须尊天。这里所说的“命”,是从生命的意义上说的。天地生出人与万物,也养育了人与万物,人可以使用万物,但对天的生养之恩不能忘记。这在他关于“礼”的学说中说得更清楚。

  

   天道在于生长,而人道在于修养,这是“天人之分”的另一层意思。对于天地生养之道,需要顺应之,对于天地所生之物则利用之;但对于人道而言,则需要加强自身修养,修养的目的是为了与天地“参”。“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悬者,在此耳。”[20]“敬其在己者”就是孔子所说“为己”之学,即重视自身的人格修养;“慕其在天者”则是“大天而思之”之类,对自然界充满各种幻想,以及对“所以然”的认识。君子“日进”,小人“日退”,则是从人格上说的,其中包括对自然界的态度。

  

荀子又说:“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知(王念孙谓,知作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21] 这里对天人关系作出了进一步解释。“志”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意志,即有求于天地自然界的意思;一是识志,即有知于天地自然界的意思。无论哪一种解释,都表示了人对自然的态度与关系。天之“象”,地之“宜”,四时之“数”,阴阳之“和”,都是已经看见了的,即在生活经验中已经知道了的,“可以期”、“可以息”、“可以事”、“可以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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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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