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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仁民爱物——孟子

——《蒙培元全集·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第八章

更新时间:2022-05-16 16:54:37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如果说,在孔子学说中,天还保留着神秘性的一面,人对天有一种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之心表现了一种宗教精神;那么,在孟子学说中,天被进一步自然化了,同时,其价值意义却又更加突显了。这种发展的趋势是很明显的。

  

   孟子上距孔子只有一百多年,他的最大愿望是“学孔子”,即以继承孔子的事业为己任;他确实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并作出了重要发展。

  

   这就引出了现代人常常争论的一个问题,即所谓存在与价值,即自然之天与义理之天究竟有没有矛盾的问题。其实,在孟子那里,这样的“矛盾”是不存在的。因为孟子所理解的天,既是自然界,却又不是纯粹科学意义上的自然界,它不是受机械因果律所支配的物理世界,而是不断创造生命的有机的自然界,它本身就是永无停息的生命过程。因此,天即自然界有一种生命的目的性,并通过人的生命活动而实现出来,这就是孟子的天人之学。

  

   问题还不在于从事实判断中能否得出价值判断的问题,因为“事实”与“价值”是否矛盾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以二者的区别为前提的,是二分法的思维方法。按照这种思维方法,自然界只是存在而无价值,只有人才创造了价值,才有资格谈论价值。孟子却承认自然界不仅有价值,而且有“内在价值”,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与人的生命又是不能分开的,因此,人与自然界是一种内在的统一关系,而不仅仅是外部的依存关系。当孟子对天命作出“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1] 这样的解释,是将自然与人、存在与价值联系在一起说的,“莫之为”、“莫之致”即是自然,它有先在性、本原性,也有存在性;“为”与“至”却是具有价值意义的生命创造活动,正是这种生命创造使存在具有价值意义,其价值的承担者当然是人。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及“存心养性事天”之学就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的,不只是现代人所说的所谓主体性问题。

  

   我不想过多地讨论孟子关于天的学说,我想通过孟子关于具体问题的讨论以表现其基本的哲学观念:生态伦理的观念。

  

   一、重视自然资源的保护

  

   孟子很重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将自然界视为人类生存条件的最亲近的保障和来源。他也谈到事实判断的问题,比如天地之运行,四时之变化,以至“千岁之日至”(即千年以后的冬至),也是能够推算出来的[2],这是孟子所能理解的最直观的自然界的存在及其变化,也是人类认识能够达到的。这里所说的认识,当然是事实认识。自然界日月星辰的运行及其四时的变化,必有其“故”,即所以然的原因,有原因便有结果,这就是平常所说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人类认识自然现象的最基本的形式,不仅在西方早就提出来了(见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中国古代的孟子也认识到这一点。孟子还认识到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的问题,他用夏禹治水的故事阐述了这个道理。他认为,人的智力是能够认识事物的,但人在用智的时候不能“凿”,即不能刻意设置框架使事物服从,而是要顺应事物本来的性质和规律行事,就是说,要按照自然法则行事,而不能用“人工”的方式改变之;否则,就会受到惩罚。“顺天者存,逆天者亡。”[3] 做任何事情都是如此。这里既有存在的问题,又有价值的问题。人类不能乱用智力,如果乱用智力,就会出现“凿”。对于这样的用智,他是讨厌的,反对的。水的性质是流动的、液态的,其运行规律是向下的。夏禹治水之所以能成功,就在于他能够按照水的性质和规律疏导之,而不是用填塞的方法使之改变其性质,这样的用智,就是“行其所无事”即不要人为地制造出许多方案,企图改变事物本身的性质和规律,反而将事情办坏。这才是大智慧。有人则不然,他们自以为很有智,用人工的办法改变自然界的秩序以显示人的力量,其结果是恰恰把事情办坏了。

  

   孟子对自然界的灾害也有清醒的认识。水灾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害之一,中国古代有许多治水的传说,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孟子进行了总结,认为禹的方法是最正确的。他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4] 当自然界的灾害威胁到人类生存的时候,就应当消除这些灾害;但是,绝不能以破坏自然的办法去消除,而只能按照自然界本身的法则去治理,即不可任意筑堤,使之改变其方向。鸟兽害人者可驱逐到适宜其生存的沼泽地带,却不可用杀害的办法消灭之。这样,人兽各得其所,既保存了自然界生命的多样性,又保证了人类生活的安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凡是讲到猛兽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地方,孟子都使用“驱”字而不是用“杀”字。或许有人认为,在古代,猛兽太多,人类不具备消灭猛兽的能力,因而只能驱赶。这恐怕不是唯一的理由。人类文明开始之后,便能够使用各种工具,包括金属工具,对自然界的动物完全有能力消灭之,但是却没有这样做,这恰恰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直到殷、周之际,我国大部分地区包括北方,森林茂密,虎豹出没。“周公相武王诛纣,……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5] 正反映了这种情况。“驱而远之”是指使其远离人群,回到森林之中。这就是“各得其所”。这与杀尽斩绝的做法是决然不同的。人们不一定在一次或几次大规模杀戮中便可消灭所有猛兽,但是如果大开杀戒,不断地杀下去,用不了很久,就会将这些动物消灭。这里有文化的问题,有人类对待自然界的态度问题。

  

   但是,人类文明还有另一面,这就是有些文明(或全部文明?)从一开始就造成了对自然的破坏。现代科学研究已证实了这一点。有一篇介绍美国学者乔纳森·韦纳所著《地球的奥秘》的文章说:“大量事实与研究表明,人类创造美好文明的同时,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生态、人口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已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人类改变着地球,地球也改变着人类。历史终于让人类开始懂得,只有使全社会每一个公民,特别是决策层了解地球,懂得人类只有和地球和谐共处,使关爱和保护地球成为行为准则时,人类才真正摆脱愚昧和无知,才可能创造最美好的人类文明。”[6] 现代文明(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破坏就更加严重,很多动物已经灭绝,有些则濒临灭绝。动物的灭绝意味着森林面积的大量减少,土地的被破坏,水土流失而造成沙漠化,水资源跟着减少,整个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形成一系列的危机,最终将是人类文明自身的灭亡。通过孟子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记载和论述,便可知道,中华民族之所以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能够延续和发展,与这种尊重自然的生存方式是分不开的。世界上有些古老的文明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这是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现在要重新发现“新大陆”是不可能了,地球上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人类生存,或留下了人类的足迹,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孟子对自然界的生态环境和各种资源是非常重视的。他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的一切生活资源都来源于自然界,人类是依靠自然界所提供的资源生活的。孟子提倡“仁政”、“王道”,人们只注意到社会政治层面的内容,即统治者对人民要实行仁道。其实,它还包括对自然界的所有生命的爱护,对自然生命法则的尊重。“不违农时,谷不可胜用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送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撼,王道之始也。”[7]“不违农时”是农业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人类生产活动所应当遵守的。孟子很重视自然界的生长之道而反对“揠苗助长”。庄稼的生长需要自然条件,除了土地,还需要雨水,“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8] 但是天怎样才能下雨呢?这就需要自然界的良好循环。当时并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既不能靠人工降雨,也不能靠别的任何方法,只能靠自然界的“赐予”,但是,按照孟子的理解,只要遵循自然界的运行法则而不要过分索取、掠夺与破坏,就能够得到这样的“赐予”。

  

   至于“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则是关系到如何向自然界索取的问题。孟子反对用细网打鱼,反对在树林生长期入山砍伐,正是避免造成生态的破坏,使鱼类和树木能够正常生长,这样就可以经常有鱼可捕、有树可伐。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道理,但又有很深刻的含义,即不仅要为目前利益着想,而且要为长远利益着想;不仅要为人类自身的利益着想,还要为自然界的生命发展着想。这后一点更是孟子仁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古代的规定,渔网在四寸(古代尺寸)以下就是密网(“数罟”),禁止用密网在湖泊中捕鱼,其目的是为了保留鱼种,使小鱼能够生长。古人绝不允许“竭泽而渔”。这里不仅有法律禁令,而且需要公共意识。古人也很重视对山林的保护,有很多具体的规定。比如《逸周书·大聚解》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在春天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禁止砍树的斧子进到山林。又如《礼记·王制》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即冬季树叶凋落之后再进山林。即使进了山林,是否可以任意砍伐呢?不能。古代也有市场交易,木材、禽兽鱼鳖之类都可以上市,但“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9]。意即树木不到砍伐的年龄尺寸,便不能上市交易,禽兽鱼鳖不到足够的年龄体积,便不能上市交易。诸如此类的规定还有很多。《记记》中的《曲礼》《檀弓》《王制》《月令》《玉藻》《祭义》《坊记》等篇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和论述。孟子只是将这些规定加以理论化的解释,使人们树立一种正确的生活态度,正确地对待自然界,并且认为这是“王道”的真正开始。

  

   “养生送死”与儒家所说的孝有关。如果能够做到细网不入湖泊,斧斤能以“时”入山林,那就能够做到鱼鳖不可胜食而木材不可胜用。鱼鳖不可胜食而木材不可胜用就能够做到“养生送死而无憾”,即人人能够安居乐业而尽孝道,这就是“王道”了。

  

   保护森林,保护动物,这是儒家的一贯主张。过去学术界只看到儒家在社会政治方面的主张,忽视了这方面的内容。现在由于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促使我们重新反思儒家传统文化,重新发掘这方面的精神资源,对于进一步认识儒学的本质及其价值是很重要的。《礼记·祭义》记载曾子论孝时说:“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非以其时,非孝也。’”这里的“夫子”实指孔子。在孔子和曾子看来,乱砍滥伐乱捕杀,就是不孝。上面所引孟子的思想与此是一脉相承的。对于山林只有保护而后取之,才能“取之不尽”,对于禽兽只有保护而后用之,才能“用之不竭”。只有这样,人与自然才能保持生态平衡,和谐相处。如果把孝扩大到对天地自然界的范围,那么,其意义就更加深刻了。《礼记》中也有这样的思想,比如《郊特牲》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这里所说的“上帝”虽然沿用了殷周以来的用法,但其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人格神,而是生长万物的自然界,是万物之“本”,因此要有敬意,要“报本”。《郊特牲》又说:“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尊地也。”天地自然界是万物之本,归根到底也是人之本,人要以天地为法而取其材,因此要尊天尊地,也就是尊“上帝”。这样的天地当然不是人格神。但是就其为万物之“本”而言,则又有一种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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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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