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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仁与天命——孔子

——《蒙培元全集·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第五章

更新时间:2022-05-16 16:51:53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即天人、上下一贯,这一点是绝不能忽视的。孔子说完这句话之后,子贡再没有说话,他是否完全理解了,不得而知。但是,从他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这句话看来,他是完全理解了,否则,他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对孔子“一以贯之”的解释,意思是孔子不直接讲“性与天道”的问题,但“性与天道”的思想包含在他的文章言论中了,这需要学者们“默而识之”。其实“上达”就是上达于天德,天德就是自然界的生生之德,生生之德便具有道德意义、道德价值。但是天道、天德需要人来实现,这就是“人能弘道”的真正含义。人的主体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天道只是“生”,生人生物,这是自然的过程;但是在生人生物的同时,便赋予人以德性,这就是天命。在这一层面上,天命完全是从价值意义上说的,就是后儒所谓性命之命。孔子很强调“君子知命”。君子是一个道德上的称谓,只有知命,才能成为君子,也才能进到仁的境界,“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篇》。]。这里所说的“知命”,实际上是体认天所授之德、人所成之性,从而实现之,也可以说是自觉认识人的使命。能够这样做的人,就是道德上的君子。性命之“命”与命定之“命”虽然都是命,但是又有区别,后者是形体生命方面的事,前者是精神生命方面的事,后者是事实存在方面的问题,前者是生命价值方面的问题,儒家虽然不主张神形二元,但是着眼点毕竟不同,层次上也有区别。从后者之中也能引出价值的问题(如前所说),但前者则是直接谈生命价值问题的。

   孔子在讲到他一生的为学历程时也很强调“知天命”的问题,在“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的全部过程中,“五十而知天命”是最关键的一个阶段,只有经过“知天命”这个阶段,才能进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这里的“天命”只能理解成最高的价值法则、道德法则,而且内在于心而存在。它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是主客、内外的统一。真正体认到这一点,就能够获得自由了。

  

   二、人与自然的和谐

  

   过去人们在解读孔子的仁时,仅仅局限于人间性,说成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原则,更早的解释则是“相人偶”(马融),意即二人相向。这固然有某种平等的意义,但基本上是从外在关系方面解释仁的。

   仁的实现离不开人间关系,孔子对此十分重视,并有大量论说,可以说,以“爱人”为基础的人间和谐是孔子所向往的理想社会。但仁首先是人的内在德性,一切伦理关系都是建立在这一德性之上的。仁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德性又是建立在道德情感之上的。人的道德情感是生而具有的,问题在于如何培养和提高,使之成为普遍的道德理性。

   如果从德性的意义上理解仁,那么,仁的实现就不只限于人间性,而且适用于自然界的万物。就是说,仁不只是要求人间和谐,而且要求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这种和谐不仅出于人的内在情感的需要,也出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特别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孔子不仅提出要建立一种审美关系,而且要建立一种伦理关系,总而言之,是审美与道德合一的和谐关系。

   孔子是很重视学习的,学习的目的是“为己”,即完成自己的德性人格,见之于实际行动,得到人生的乐趣。《论语》开卷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论语·学而篇》。]。学习不只是向经典学习,还要向大自然学习,向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学习。这种学习不是为了向自然界“开战”,而是了解自然界的生命意义,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学而时习之”的“习”字,实际上是从自然界鸟儿练习飞行得到的启发,反复练习,终于学会了飞行。人的学习也是如此。实际上,人类的很多知识就是从自然界的动物身上学到的,现代的“仿生学”就是研究这类问题的。

   从学习中能得到一种乐,这更是孔子学习理论的独特之处,也是值得玩味的。孔子自己经常是“学而不倦”、“乐而忘忧”,他从经典和历史知识中学习做人的道理,从大自然中所学到的何尝不是如此!这种学习实际上是生命的体验、情感的展露,也是境界的提高,与人性的修养是分不开的,绝不是仅仅获得一种知识。他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论语·雍也篇》。] 知识是外在的,即从外面得到的,只有同人的内在的性情融合起来,变成内在的东西,才能体会到乐,这种转换实际上是一种筛选、过滤,也是一种意义的转换,它不再是对象性的知识,而是变成生命的一部分,同时也使自己的生命更加充实,更加富有意义。以这样的眼光看世界,看事物,世界和事物的意义也就不同了。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这里举出几个。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篇》。]

  

   这是关于动物方面的。骥是好马,亦称千里马。千里马之所以好,不是说它有力气,而是说它有德性。动物也有德吗?在现代人看来,这样说几乎是幼稚可笑,等于将人降到动物的水平,或者将动物人格化了。其实,按照现代的某种文化观(科学理性的,人类中心论的,科学主义的),人的德性又有什么重要,重要的是人的知性,是使用工具的能力。再好的马,不过是人类的工具罢了。人们也许会爱惜好马,但那是因为它能出更大的力,给人带来更多的利益。难道不是这样吗?孔子讲这句话时似乎预见到马和其他家畜的命运,因此他偏要“不称其力”而“称其德”。马有力且能够为人出力,孔子难道不知道吗?正因为孔子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从另一个视角看待千里马,这就是马也有德。千里马不仅能为人出力,而且与主人有情感、语言交流,是主人的助手和伴侣,“老马识途”的故事就是如此。现代人已经记录下这样的事实,即主人死后,有些马能够为主人而悲伤并绝食而随从主人死去。这难道不是一种“德”吗?由此得出的启示是,人对马、对动物难道没有感情吗?难道不知道爱护吗?不应当尊重马的生命吗?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篇》。]

  

   解释者一般都认为,这是一个比喻,说明人要在艰苦的环境下锻炼坚强的意志。古人多用松柏比喻一个人的坚强性格和风格,这是不错的。但是松柏就没有自己的性格吗?在风霜与严寒之中,挺拔不屈,傲然直立,不仅表现了生命的顽强,而且表现了自然界的生命力。松柏可说是自然界生命力的象征,也是大自然的创造,它给人类带来了生命的创造活力。如果仅仅从科学认识的眼光去看待松柏,我们固然可以得到很多科学知识,但是,上面所说能够激励人生情操的意趣就都没有了,人对自然界的亲近感也就没有了(我这里绝不是反对科学,科学自有其伟大的功用和价值,但不能用科学取代一切)。人们可以说,孔子的这句话是诗性的语言,但正是这种诗性的语言表达了一种伟大的哲学——生命哲学,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生命的和谐。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篇》。]

  

   这里所讲,既非动物,亦非植物,而是河水,但孔子从中体验到的生命意义似乎更加深沉。杨伯峻先生说:“孔子这话不过感叹光阴之奔驰而不复返罢了,未必有其他深刻的意义。”[《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3页。] 杨先生为了避免解释孔子时增加更多后人所附加的意思,尽量保持其原来的风貌,这是很可贵的,但在这个问题上有些过分谨慎。其实,孔子并不是一般地发发感叹,而是确有深意,这个深意是不是如同朱子所解释的那样,是指“道体之本然”或程子所谓“与道为体”[《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页。],当然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孔子并没有提出“道体”这样的概念、范畴。但是朱子的解释却也把握住了孔子这句话的精神,即是讲“天地之化,……无一息之停”,并由此而引出天人关系问题,“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四书章句集注》,第113页。]。天地之化,其能见者莫如川流,因此,由川流而联系到人生问题,这是很自然的。天地之化即包含着生命意义,“化生”的概念是后儒提出的,但生化的思想在《易传》中已很明显,并与孔子的“生”的学说有极密切的关系。由川流而见其天地之化,由天地之化而自觉其生命活动,从中便能体会到自然界是一生命流行,人与自然界是一生命整体。

   现在我们看看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篇》。],就会明白,这正是仁智之人热爱大自然的写照,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中得到无限乐趣的合伦理与审美而为一的境界。山水之乐无疑是自然美,但是只有当个体的生命情感融入大自然的山水之中,进入情景交融的状态,才能感受到乐。但是,为什么只有仁智之人才能乐山水呢?这是值得玩味的。在孔子看来,仁智之人不仅有很强的审美意识,而且有很高的道德修养、道德情操。仁者不仅“爱人”,而且热爱大自然,山水是自然界特别是大地的象征,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与栖息地,对山水的热爱充分体现了仁者的情怀,也是仁者的生命依托。孔子很重视乐,把心中之乐看成是人生的最高追求;但乐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感受,而是“天人合一”境界的最高体验,以山水为乐,就是这一境界的体现。一个对大自然缺少关爱的人,一个情感淡漠的人,就很难有这种体验,有这种乐。

   “吾与点也”是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孔子的最高志趣是什么呢?从他对弟子们“言志”的表态就能看得很清楚。人们常说,孔子是“用世”的,是关心现实的,甚至是“沽名钓誉”的。“用世”固然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特点,“用世”也是出于对现实的关心。但是,难道仅仅如此吗?当子路说他能治理千乘之国时,孔子只是笑一笑;当冉有说他能使一个国家的人民富足时,孔子没有说话;当公西华说他愿意学习礼仪一类事情时,孔子也没有说话;当曾点说,我的志向与他们三人不同,并说出这种不同就在于,愿意在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穿好了,我陪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位童子,在沂水旁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歌,一路回来。这时孔子长叹一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篇》。] 即表示同意曾点的志向。

   这是一个“典型”的事件,而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通过这个事件可以看出,亲近大自然,与大自然同在,在大自然中享受生活,这才是最大的快乐,也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志趣。当然,在这种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中,孔子并没有“遗忘”社会生活,因此对于其他几位弟子的志向并没有否定,他的理想是人与社会、自然的整体和谐。没有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亦不能实现;但是,他的最高理想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因为在孔子学说中,自然界(天)是本源性的,自然界的山水与万物,同人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只有回到自然界,才算真正回到了自己的“家”。

   这里既表现了儒家与道家不同的一面,也表现了儒家与道家相同的一面。其不同的一面是,道家对社会现实持一种消极批判的态度,主张回到自然之道;儒家对社会持一种积极参与、积极改造(绝不是“顺世”可以概括的)的态度,进而回到自然之道。这样,儒道两家对于道的理解与解释也就不完全相同,道家所说的道,完全是自然的,治理社会也要用自然之道;儒家所说的道,固然是自然的,但其中又有社会人文的因素,而且强调“人文化成”。其相同的一面就是,二者都重视天地生生之道,并以此作为人的生命的本源与依归。在这一原则之下,道家老子也并不“非仁义”(《郭店楚简》有明确论述),儒家孔子也不反对道家的道,这就是“儒道同源”。

  

   三、爱护生命,俭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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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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