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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的虚假信息研究

更新时间:2022-05-15 23:04:13
作者: ​袁莎  

  

   【内容提要】 虚假信息作为信息操控的重要手段,在国际关系中存在已久。随着信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境虚假信息日益泛滥。国际关系学界对于虚假信息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系统性和理论性不足,且充斥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甚至成为西方操纵的舆论武器。实际上,虚假信息作为新兴的复合型国家安全威胁,呈现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特征,是困扰国际社会的一种新生现象。虚假信息对中国国家安全也构成严峻挑战,危害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新冠肺炎疫情下的“虚假信息疫情”将这一危害暴露无遗。虚假信息的泛滥有个人心理和社会需求层面的原因,也受信息技术及政治经济利益驱动的影响。当前,虚假信息政治化倾向严重,对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的挑战日趋复杂严峻。因此,我们必须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目标,强化虚假信息治理,有效防范化解虚假信息安全风险。

   【关键词】 总体国家安全观;虚假信息;复合型国家安全威胁;虚假信息疫情;虚假信息治理

  

   随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数字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正经历深刻变革。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繁荣在促进信息加速跨境流动的同时,也助长了虚假信息的全球横行。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两大“反常”事件让“虚假信息”一词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假消息和“阴谋论”四起,“虚假信息疫情”的肆虐助长了病毒传播、社会分裂和国际紧张局势,虚假信息对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的威胁暴露无遗。未来,随着信息技术迭代更新,虚假信息安全威胁将更趋严峻复杂。虚假信息研究的必要性日益凸显,然而,依托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虚假信息泛滥是一种新生现象,国际社会对其认识有限,尚未形成统一的规则规范。美西方政客、学者、智库和媒体则试图抓住这一“机遇窗口”,推进由其主导的概念诠释和理论框架,将“虚假信息”简单地描述为对“民主”的威胁,不仅缺乏理论性、严谨性和客观性,还使得虚假信息概念被“武器化”,从而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恶化国家安全形势。

   本文旨在跳出充斥西方中心主义偏见的话语陷阱,基于总体国家安全理论研究框架,分析虚假信息的理论内涵、形成机理及现实影响,并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虚假信息疫情”为例,探究虚假信息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多重挑战。同时,思考如何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目标,防范化解虚假信息安全威胁并助力全球虚假信息治理的可能路径。

   鉴于虚假信息安全威胁的现实性、严峻性和复杂性,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研究虚假信息现象,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迫切的现实价值。从理论研究层面看,国际关系中的虚假信息现象日益凸显,对地缘政治、经济、科技和人文交流等方面正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研究虚假信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对于信息时代下的安全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从现实层面看,中国深受虚假信息所扰,中国外交部已多次揭批美西方编造并传播涉华虚假信息,反对以此为由对华进行抹黑、遏制和打压,尤其反对美西方反华政客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散布涉华虚假信息的“政治病毒”,指出其毒化国际舆论环境,妨碍全球抗疫合作。深入了解虚假信息的内涵特点和形成机理,有助于中国抵御涉华虚假信息攻势。此外,在当前由西方主导的虚假信息理论框架中,非西方国家大多处于被动和失语状态,中国也常常被贴上“虚假信息攻击者”的标签。中国学者有必要加入关于虚假信息的国际学术讨论,提出中国对虚假信息的合理安全关切,这将有助于改变被西方虚假信息研究设定的“他者”角色,反击以此为名对华遏压的图谋,切实维护中国总体国家安全。

   一 “虚假信息”研究的发展及不足

   “虚假信息”属于信息操控范畴,在国际关系中存在已久。国际关系学界关于信息操控的文献并不少见,但对信息时代下“虚假信息”的理论探索尚处于初步阶段,且存在不足和偏见,亟待建立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与客观化的研究框架。

   (一)“虚假信息”概念辨析

   “虚假信息”概念进入公共舆论的时间较短,其理念意涵尚存在模糊性和争议性。英文的“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一词约于1965—1970年间首次记录,原指“由一国政府或情报部门传播的关于该国军事力量或计划的错误信息,以开展策略性政治颠覆的敌对行动”。该定义带有浓厚的冷战色彩,亦反映出虚假信息在当时更多地隶属于军事和情报范畴。

   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虚假信息现象不再囿于军事和情报领域,而充斥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概念内涵也更具客观性和普遍性。例如,《韦氏词典》将“虚假信息”界定为“故意且通常秘密传播的错误信息(如散播谣言),以影响公共舆论或掩盖真相”。信息哲学家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将“虚假信息”界定为“旨在让信息接收者相信是真实信息而有意传递的错误信息”。由此可见,虚假信息具有“内容的虚假性”“意图的误导性”“行动的组织性”三个特征,这三大要素给予该概念以区别于其他类似概念的独特含义。

   1. 内容的虚假性

   信息内容的虚假性是构成“虚假信息”的必要条件。与之相较,普遍意义上的“宣传”(propaganda)是指“为了帮助或损害某一机构、事情或个人而传播观点、信息或谣言”, 强调的是影响对象认知的意图,并没有强调内容是否真实或虚假。与此相关的概念 “恶意信息”(mal-information)是指“有意对他人、社会团体、组织或国家施加伤害的基于事实的信息”,即用真实的信息误导他人,强调的是内容的真实性和意图的误导性。

   2. 意图的误导性

   意图是判定“虚假信息”的核心要素,即“虚假信息”的主体具有主观恶意,故意发布和传播错误信息以误导受众。这一要素将“虚假信息”与“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区分开来,后者只关注内容的错误性,无关意图,更多指的是由于“诚实的”错误、忽视和偏见等原因而无意传播的错误信息。但由于“意图”是很难确定的,因此,如何区分两者仍具有现实挑战性。

   3. 行动的组织性

   目前,学术和政治话语中的“虚假信息”指代的并非单一、孤立的谣言,而是有组织、有协调的一系列“虚假信息活动”(disinformation campaign),即某一主体系统性地使用虚假信息以误导特定受众,旨在影响受众的认知和行为选择。与之相较,“谣言”(rumor)则是更为古老而通俗的概念,指的是“广泛传播的没有确信来源的言论或观点”, 并未限定传播虚假信息的组织性这一特征。

   由此可见,虚假信息的三大特征揭示出其危险性和挑战性。鉴于以上概念在日常使用和学术文献中经常出现混淆和误用,特用表1简要概括其与类似概念的联系和区别,以突出“虚假信息”概念的独特含义。

  

   (二)国际关系领域虚假信息研究的发展

   虚假信息向来是国际博弈的重要工具。国际行为体常常通过散布虚假信息进行信息操控,以欺骗、迷惑、震慑、分化和瓦解对手,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国际关系学界对于“虚假信息”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信息操控”研究,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国际关系学科成立后对“宣传”(propaganda)的研究。所谓“兵不厌诈”,“宣传”是国家间交往,尤其是战争中不可忽视的手段。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和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的《国际政治中的宣传》 都是关于宣传的古典现实主义论著。冷战期间的美国“隐蔽宣传战”和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策划“颜色革命”的信息战也备受学界关注。这类研究认为宣传尤其是虚假宣传,在舆论战和心理攻势等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为研究国际关系中的虚假信息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理论经验。

   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行为主义革命之后对“信息操控”的研究。较为著名的有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对信号与欺骗的研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对国际关系中“谎言”的研究等。此外,信息战、心理战等研究也可归属这一范畴。此类研究大多基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单一行为体的理性主义假设,探究在受信任赤字困扰的情况下,行为体如何通过操纵信息影响对象的认知以达到自身目的的行为。国际关系中的欺骗及信号操控研究至今仍是实证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三阶段是2000年前后信息时代下针对“虚假信息”的研究。关于虚假信息的理论研究源自信息哲学和信息伦理学领域,其后延伸至情报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一些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预言,信息科技的发展将促使国际关系走向“虚假信息时代”。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后真相”时代对国际政治的深远影响也引起了学界关注。近年来,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转向“虚假信息”的理论化探索。例如,欧洲大学学院的克里斯蒂娜·拉库尔(Christina la Cour)提出应在国际关系学框架内建立数字虚假信息的理论研究。伦敦大学的亚历山大·拉诺斯卡(Alexander Lanoszka)对国际政治中虚假信息产生效果的条件进行研究。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还提出,基于性别的虚假信息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对于国际关系中虚假信息的影响,一些学术期刊也开辟了专题进行探讨。例如,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研究院学报》对“后真相”世界中的战略性沟通刊发了专题讨论,其中就包括虚假信息和“阴谋论”。这一阶段的研究大多是吸收信息科学的研究成果,并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出发,对虚假信息的特点、影响及应对策略等进行初步研究。

   近年来,中国也出现了针对虚假信息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基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虚假信息泛滥现象,提出诸如“虚假信息”、“谬讯”、“计算式宣传”、“欺骗性信息”、“信息迷雾”、“信息失序” 和“后真相” 等一系列概念。也有学者试图探究“虚假信息”概念在中国语境下的理解和阐释。此类研究多集中于信息科学、情报学、传播学、刑侦学等领域,主要是对虚假信息或类似概念进行辨析,研究其形成原因、影响及中国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应对思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虚假信息的理论研究则稍显滞后。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涉华虚假信息暴增,促使一些学者对这一现象展开研究。例如,涂凌波、田欣荷围绕疫情下中国面对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指出“计算宣传”和“虚假舆论”加深了负面对华认知。孙吉胜分析了西方炮制涉华负面话语如何引发“话语危机”最终导致“安全危机”。赖华夏对疫情下美西方发动的“中国责任论”舆论攻势进行了分析。赵一衡对美国编织新冠肺炎疫情叙事进行霸权护持进行了详细研究。这些前沿性的探索为中国虚假信息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虚假信息研究的挑战与不足

   国际关系学界对虚假信息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阐述,尤其在虚假信息的理论内涵、形成机理、现实影响及全球治理等方面都缺乏深入的研究。鉴于虚假信息的制造、传播和影响呈现出全球性和跨学科的特点,研究者进行虚假信息研究,既要结合信息科学、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网络安全和情报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要结合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媒体和互联网等领域的实践经验。

目前,虚假信息研究大多由西方主导,充斥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在西方语境中,英文“disinformation”这一概念带有浓厚的冷战色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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