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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洪华:美国霸权与跨大西洋关系的演进

更新时间:2022-05-15 01:28:31
作者: 门洪华  

  

   跨大西洋关系是剖析美国战略的重要着眼点。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门洪华教授于3月20日,在浙江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环地中海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俄乌战争与国际格局变化”在线研讨会上发言指出,美国意图通过联盟继续管控欧亚,这条老路并不容易走。

  

   锁定并聚焦于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展开战略布局,是美国护持霸权的惯性,将二战之后的苏联、八九十年代的日本、世纪转轨之际的欧盟和当前的中国均为美国的主动选择,目前美国力图拉住两个打败过的盟友,针对两个新老对手,但两个盟友的动向不一样,盟友的含义变得复杂了。

   跨大西洋关系是剖析美国战略的重要着眼点。美国霸权是在欧洲霸权衰微之后得以确立的,其形成与欧洲有着摆脱不开的渊源。欧洲被迫退回到自己的大陆上,美国成为欧洲大陆的成功干预者。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进程正式开启。美国对欧洲联合的态度显然是矛盾的,大西洋联盟是美国最重要的同盟,但对欧洲的独立倾向不乏防范性的制度创新,尤以北约东扩为明确标示。“9·11事件”以来,美国减少对国际制度的承诺,采取了更为直接的单边主义战略,美欧在关键性的政治理念尤其是对待国际制度的态度上出现了战略分歧,美欧关系步入了新的竞争时期,即一个大西洋变宽的时代。

   美国霸权的欧洲支柱

   美国立国是挑战欧洲在美洲霸权的产物,从步入世界舞台之日起,美国就确立了争夺美洲地区利益的目标,并以欧洲为防范、遏制和驱逐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赋予了美国直接介入欧洲事务的契机,而冷战的爆发赋予了美国确立资本主义国家盟主地位的机遇,由此引起的东西方对立首先导致了欧洲的分裂。此时,世界政治的决策中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和苏联,对欧洲和世界事态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这样的态势下,基于同样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安全目标的大西洋联盟得以形成,美国通过制度化介入成为欧亚大陆的新霸主,美国控制西欧并视之为遏制苏联的坚定盟友,进而作为向欧亚大陆腹地逐步扩展民主的桥头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美国是以确立全球霸权为核心的,鉴于东西方冷战的爆发,美国早期建立自由多边体系的努力大多失败了,而对欧洲事务的介入越来越具有根本性的战略意义。以此为基础,大西洋联盟得以形成。大西洋联盟以北约为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制度安排,承担防止苏联扩张的军事职能;以“马歇尔计划”为经济领域的制度安排,力求全面复兴西欧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在北约的制度安排中,美国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通过北约的建立进入了欧陆腹地,成为战后美国在欧亚大陆布局的基础。北约的建立不仅意味着美国确立了西方霸主的地位,也标志着美国以欧洲为战略基点的全球部署基本完成。

   欧洲一体化与美欧关系演变

   在二战结束相当长时期内,尤其是冷战高峰期,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事关美、苏、欧三方的生死存亡,美苏对决意味着,欧洲只能是美国的仆从,而美国始终是领导者。但欧洲大国并不愿意雌伏于美国霸权的卵翼之下。冷战固化了美欧特殊关系,但欧洲一体化埋下了美欧关系必然演化的种子。

   二战和冷战是欧洲一体化的催化剂。约翰·米尔斯海默精辟地指出,“如果没有共同的苏联威胁或美国守夜人,西欧国家将做它们在冷战开始前几个世纪所做的一切——带着永久的怀疑彼此观望”。欧洲一体化进程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整合理念和实践经验。

   历经战争磨难的欧洲各国痛定思痛,将一体化视为解决欧洲安全困境的唯一路径。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历程,欧洲一体化进程开花结果,最终形成以经济货币联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共同防务政策为支柱的欧洲联盟。1991年,欧共体成员国签订了《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在经济上分阶段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将成员国外交事务的政治合作机制提升为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建立成员国司法与民政事务的合作机制。1993年欧盟诞生,1999年欧元诞生。2002年1月1日,欧元成为欧元区唯一流通的货币,欧洲在经济领域的统一梦想成为了现实。

   欧洲联合使得美欧双方在经济上平起平坐。伴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加强,欧盟不再满足于作为经济上的巨人、政治和军事上的侏儒,开始争取平等政治地位和独立防务的建设。尤其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以来,安全、外交、防务领域的一体化进程开始加速,体现出政府间主义向超国家主义过渡的特征。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呼吁实施最终导致共同防务政策,1993年,欧洲军团步入运作。1999年,欧盟确定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文件的框架,并设立欧盟最高防务安全机构,此后正式参加地区维和行动,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2003年,欧盟快速反应部队接管北约在马其顿的维和使命,成为欧盟领导的首次对外军事行动。伴随着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实施,欧盟国家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欧盟建立自主防务力量、确立安全与防务特性的努力得到了美国的有限支持,但双方并非没有矛盾,美国对欧洲防务的独立必有防范。

   从安全与防务关系的角度看,冷战期间,欧洲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及其主导下的北约。那时北约具有三重作用:让美国进来,让苏联人出去,让德国人低头。它不仅确保了欧洲战略格局的基本稳定,更确保了美国的主导地位。在事关欧洲生死存亡的问题上,西欧各国无一例外地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美欧在联盟作用、北约地位和欧洲防务安排上基本不存在分歧。

   后冷战时代的美欧战略格局

   冷战结束后,美国挟唯一超级大国之优势,着手建立单极霸权;欧盟步入了一体化进程的快车道,其政治、外交和防务方面的一体化建设实现实质性的突破,对外关系也更加积极而多元,尤其是,以快速反应部队的建立为标志的欧洲自身处理地区冲突能力的增强,欧盟越来越不需要美国的保护,二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凸显。

   在安全防务问题上,争夺欧洲安全事务的主导权是美欧矛盾的焦点。随着欧洲安全环境和西欧防务性质的变化,欧洲增强自身防务能力和防务自主性的倾向进一步发展,美国控制欧洲防务的意图未减,双方在北约职能、欧洲地区维和、西欧防务安排等方面的矛盾不断凸显。在地区安排上,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开始将其安全重心东移至亚洲。欧盟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在于协调和发展与前苏东地区的战略关系,实现统一欧洲的梦想。美国的安全重心东移既给欧盟带来了机会,也导致了欧盟国家的不安和狐疑。为追求全球霸权,美国力求防止任何挑战美国优势地位的竞争对手出现,自然其矛头也不会偏离未来堪与其分庭抗礼的欧洲,新老欧洲的说法、“任务决定联盟”的政策宣示都表明了美国阻挠一个强大欧洲出现的战略意图。进入21世纪,美欧矛盾开始出现在全球层面、战略层面、非传统安全层面。

   冷战后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是,以渐进方式将北约扩展到东欧,确保对欧洲安全防务的主导权,同时要求欧盟在美国领导的北约组织中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欧洲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加强独立防务力量的建设步伐,力求在防务上与美国的平起平坐,扩大欧盟的同时与俄罗斯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关系,以最终实现建立统一欧洲的梦想。美欧的战略目标不同、战略指向不同,但都期望主要通过向东欧和前苏联的扩张实现自己的目标。

   欧盟期望运用多边主义建立自己的安全体系,一方面将东欧国家纳入其中,另一方面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期望通过与欧盟联手来稳定本国发展的政治经济环境,遏制美国对其战略空间的压制,加深双方在经济合作方面的巨大空间。概言之,俄欧接近有其内在动力,变宽的大西洋也是不争的事实、渐显的趋势。

   欧洲自二战以来的困境并没有改变:既想独立,又缺乏独立的资本;既反对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又担心美国弃欧洲于不顾。美国对欧洲的矛盾心理也没有改变:既想控制欧洲,又感觉负担过重;既反对欧洲过分独立于美国,又对欧洲强大后的支持充满期待。在欧洲本土上,欧盟正在逐渐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欧美关系的变化将主要取决于欧美双方与俄罗斯的关系和欧盟的自身发展。

   这就是进入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的情势。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表明,欧洲无意与俄罗斯为敌,这对美国形成了巨大的刺激。另一方面,中国全面发展又使得美国无暇西顾。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在观察、思考中国的战略走向并做出主动应对,直至特朗普上台之后锁定中国为势均力敌的对手,开启中美战略竞争时代。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持续进行着战略东移的各种准备。2008年欧美债务危机的爆发是中美关系实现重大转轨的标志性事件,抓住机会在全球进行利益拓展的中国成为美国的眼中钉,中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的作为日益引起美国的高度警惕,美国加紧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针对中国展开战略围堵。由此,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在全球进行收缩,而在亚太进行扩张,以打造美国主导的所谓跨太平洋构架。2011年,美国首次以正式成员国身份参加东亚峰会,是美国战略东移的重要标志。美国的战略东移以军事力量前沿部署调整为核心,其亚太军事部署有四个重大因素:防止传统盟国脱离美国的基地体系;确保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通道可以随时准入;以空海一体战来压制中国的“反介入”;形成美国领导的、包括中国的亚洲安全机制。

   特朗普明确将中国视为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其对华政策取向呈现出一种全方位的强硬转向。美国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三份重要安全文件一致认定,大国竞争时代已经回归,要运用美国的力量威慑和制约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和俄罗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构想,致力于通过政治、经济、安全等手段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拓展的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开始发生重大调整,其基调由接触转向脱钩、制衡和对抗。特朗普本人有意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但遭到了国内和欧洲国家的反对。北约脑死亡、战略自主等说法反映了欧洲新动向,美欧裂痕加大了,而不是缩小了。

   拜登政府面临着全面调整的战略难题。拜登对美国面临的危机有着清醒认识,其对外政策的重点体现在:以“美国重新领导世界”为目标,以恢复美盟国关系为抓手,重塑美国领导地位;第二,重回多边主义路线,努力恢复美国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的领导地位;第三,重拾意识形态路线,把价值观置于美国外交的中心,延续重视民主、人权等问题的民主党传统,致力于建立更加紧密的所谓“民主国家联合体”;第四,继续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同时在气候变化、新能源等领域与中国进行有条件的协调合作,组建对华遏制的国际统一战线应为拜登政府第一年的对华政策核心目标。

   俄乌战争的爆发,与美国对俄罗斯的定位(最危险的对手)、乌克兰的自作自受有直接关系,也与俄罗斯力图抓住美国亚太战略的机会实现自己的安全主导有直接关系。美国深刻认识到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是长期的,欧洲格局必须继续关注,打破欧俄协调,继续把欧洲安全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是美国的欧洲战略底线。也有人认为,欧洲掉入了美国设计的陷阱,以民主约束欧洲,以安全捆绑欧洲,美国通过军事和政治同盟夹击中俄,迫使欧盟承担大西洋侧翼。美国的战略意图能做到吗?也许德国军事动向代表着一种新趋向,设若重新武装,则欧洲格局新演变开始了。

   曾几何时,美国人提出门罗主义,实现美洲战略自主,现在欧洲和亚洲也都呼唤战略自主。过去的问题是,欧洲如何还阳,解决老欧洲换新颜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也老了,欧洲正在呼唤战略自主。所谓自主就是超越美国的管控,实现战略独立,把欧洲还给欧洲,是欧罗巴主义的新目标。美国意图通过联盟继续管控欧亚,这条老路并不容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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