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健:“五院四系”的由来与未来

更新时间:2022-05-15 01:21:53
作者: 王健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调整组建的北京、华东、西南、中南、西北五所政法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四个法律系,学制上渊源于近代院系并行设置的办学实践,其校园设施和师资随时代变迁,是塑造其精神风貌和形成独特办学传统的两个重要因素。作为培养法治人才的重要法学教育机构,“五院四系”为构建中国特色法学教育体系提供了示范和样本,同时又是历史的产物,不能一成不变。在全面依法治国时代背景下,“五院四系”必须适应时代需要不断调整和重新定位,才能发挥更大作用,面向未来。

   【关键词】政法学院 法律系 法学教育 院系调整 法学学制

  

   在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话语体系中,“五院四系”之说流传甚广。所谓“五院”,是指1950年代相继创办的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和西北政法学院(以下分别情形使用简称)。关于“五院”,笔者曾以“五院”更名“大学”为视角,述其崖略。至于“四系”,当然是指四所综合大学的法律系。可究竟哪四所?流传较多的说法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和吉林大学的法律系。深入探究起来,“五院四系”不光是支撑当代中国法律人才教育培养体系主干机构的代名词,同时还是一个含义丰富的历史概念。

   政法院系皆有其史,皆有其故事。描述法科学子校园生活、学习经历与职业生涯的动人故事,更是数不胜数。举凡沙滩红楼、海淀的燕园和中关村、蓟门小月河、元大都遗址与昌平军都山、“马路大学”里的文科楼、樱花盛开的珞珈山间小径、黄鹤楼下的首义校园、万航渡路(旧称梵皇渡路)苏州河畔的“帐篷大学”、歌乐山下的沙坪坝大榕树下、终南山脚下的古城南郊,时空流淌,演绎和复制出无数变形走样,但大体不差、令人着迷、述说不尽的逸闻趣事,口耳相传于一代又一代的法科学子们中间,钟灵毓秀,弦歌不辍。不仅如此,它们还逐渐汇聚在“法苑芳华”、“法学摇篮”、“青春都在”、“岁月如歌”、“我的大学”,以及各种各样成系列的或专题性的校史或者记忆录里,构成记述和传承各个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越出上述一般性的记录和描述,利用现有政法院系的文献史料,重点分析政法院系的发展脉络、制度特征与文化特色,并展望“五院四系”的未来。

   一、跌宕起伏的“五院四系”

   言说“五院四系”,应当有个时间上的界定。首先,“五院”格局是几经更张,逐步形成的。1952-1953年的院系调整,同期组建了北京、华东、中南、西南四个政法学院,形成“四院”。1958年“教育大革命”背景下华东、中南均被撤销,分别组建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和湖北大学。同年,西南与“中央公安学院四川分院”合并,改名“四川政法公安学院”(1960年又加挂“四川行政学院”校牌)。中央政法干校西北分校与西北大学法律系合成西安政法学院(1962-1963年一度与西安财贸学院合并,名“西安政治经济学院”)。经此调整,“四院”减为“三院”,反映了“大跃进”运动对政法教育的某种影响。

   1960年代初,中央加强政法工作并再次调整政法院系,恢复1958年下放后被地方政府撤并的政法学院并收归中央管理,于1963年将“四川政法公安学院”恢复为西南政法学院,恢复华东政法学院,“西安政法学院”校名升格为“西北政法学院”,于是政法学院的设置由三变四。不过,这时的“四院”与十年前的“四院”并不等同,前“四院”没有西北;后“四院”没有中南。“文革”时期“无法无天”,政法院系与公检法机关同时瘫痪。“砸烂公检法”后,最高人民法院军代表于1969年3月向谢富治和中央报送《关于撤销西南、西北和华东政法学院的请示报告》,认为当时最高人民法院主管的这三所政法学院,“没有再继续开办的必要”,一个不留,统统撤销。时已归属北京市领导的北京政法学院,也以“政法干部主要应是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培养,不需要单设一所大学”为由,于1970年6月正式撤销。到了1971年,当时“四院”已全部关门,校园被占,师生星散。直到“文革”结束后,各院相继恢复,1984年再次成立中南政法学院时,才第一次形成“五院”并立的局面。

   再看“四系”。新中国高校的法律系,来源有二:一是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大学法律系,据1949年统计有约31个。二是解放区成立或新政权创办的人民革命大学政法系、司法系或法律系。其中,历时最久且最具标志性的,是1948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创办的东北行政学院司法系(1950年改名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1958年更名吉林大学法律系),和1949年底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著名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52年至1953年的第一次院系调整,独存武汉大学法律系。1952年在西北大学开办两年制的司法专修科,其前身是西安解放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马锡五和朱婴招收新旧学生开办的司法训练班。因此,全国共有“三系”加一个司法专科。其他大学法律学系及政治学系、社会学系,则一律关停并转。

   当然,并非所有遗留下来的法律系都参与了院系调整。有些年深月久、颇具声望的老牌法科,在院系调整之前即已停办。例如,创办于1906年的山西大学法律系,1950年并入北大,尽管北大法学院院史不曾提及,山西大学也被整体拆解。渊源于1909年甘肃法政学堂的兰州大学法律系,1950年后也停止招生,法学师资纷纷改行其他系科,如转任会计系教师的吴文瀚。在大学密集的上海,同济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英士大学以及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的法律系,院系调整前即被并入复旦大学法律系。这些法律系的教师,有相当一部分经过甄别不能继续从教,职业生涯就此中断。

   1954年4月26日至5月8日,高等教育部在京召开全国政法教育会议,总结了院系调整经验,规划了发展新中国政法教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做出的一项重要决定,就是恢复设立北大法律系和复旦大学法律系;改西北大学司法专修科为法律系,由此形成“四院六系”格局。1958年再次调整时,复旦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分别并入新组建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和湖北大学;西北大学法律系调入新建的西安政法学院。全国的法律系减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湖北大学四个,为“三院四系”格局。1963年华东政法复出,又变为“四院四系”,其中“四系”格局未变。

   “文革”期间,中国人民大学被整体撤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两个法律系虽同样瘫痪,但仍艰难支撑,命悬一线,幸存建制,这两个法律系见证了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绵延不绝,也是今人考察“文革”期间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残存状况仅有的线索——

   1970年,“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代表迟群从清华到燕园“蹲点”,宣布停办法律系。法律系教师一致力争,援引毛泽东关于取消专业要慎重的指示,最终保住了法律系这个火种,图籍与教员,基本未散。1972年以后,法律系陆续为北京市政法、公安干部开办了多期短训班。1974年至1976年,连续招收三届150多名三年制的“工农兵学员”。透过76级的教学计划,可见当时开设课目的种类和学习时长,课目计开18门:形势教育、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经典著作选读、逻辑(44学时)、汉语(76学时)、体育、国家与法的理论(144学时)、宪法(38学时)、刑法(76学时)、刑事侦查(72学时)、民法(68学时)、婚姻法(34学时)、国际法(50学时)、中国政治法律史、外国政治法律史(72学时)、资产阶级政治制度(24学时)。显然,这个没有任何程序法的课程计划,与当时只究实质,不问程序的时代背景正相呼应。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后,法律系拟招60名,最终录取81名。1978年2月,法律系77级学生手持录取通知书和行李脸盆,兴高采烈地迈进了燕园。

   1971年,吉林大学法律系风雨飘摇,正面临去留存亡的严峻考验。时系内坚持者有之,动摇者有之,建议尽早解散者亦有之。“军宣队”、“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代表认为“公检法都被取消了,大学还留着法律系干什么呢?”干脆撤销得了。千钧一发之际,党总支副书记聂世基做出了今天看来意义难以估量的选择,他先是做通了主张解散的教师们的思想工作,先在内部达成共识,然后成功说服了“工宣队”负责人,进而又以用事实说话的方式,组织带领教改小分队走基层,在省内地市县保卫部门连续座谈调研,并很快得到了积极的反馈意见:政法工作实践中许多问题不好解决,干部思想政治和业务能力都急需提高,培训要求很强烈,调研的结论是“政法教育不能没有”。于是,不仅有了保留法律系建制的充分理由,还为发挥法律系的作用找到了出路。1971年学校庆祝“七·一”歌咏比赛,法律系展现了一曲小合唱,显示了大学里法律系的存在。随后法律系举办了多期短训班。1973年以后,法律系连续招收了四届政法专业工农兵学员约二百名。1974年、1975年先后入学的张文显、信春鹰等,是法学界完整体验这个特殊经历的见证人。张文显每忆及此,无限感慨,亲告笔者:入学后他写的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我为无产阶级专政上大学”,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上课时老师讲得比较少,担心动辄得咎,学生讲得多。

   “工农兵学员”现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它是按照毛泽东指示于1970-1976年间大学存在方式的体现,学员由单位依据本人政治表现推荐入学,学制2-3年。恢复高考后,学员在学历认定和待遇方面一度存有争议。1993年教育部发文明确将“工农兵学员”学历确定为“大学普通班毕业”。近年来,这个概念越来越被赋予了积极的含义。

   提起“文革”期间的法学教育,或者法律专业“77级”,地处武汉的这个法律系最易被人忽略。1971年12月7日,湖北省革委会决定改湖北大学为湖北财经专科学校,保留财经专业,撤销政法专业建制。但“文革”后期,学校按照湖北省委意见,努力保存了政治、法律专业师资,并以举办短训班、进修班的形式极其有限地恢复法律专业的招生和教学。1976年法律专业紧密建立政法部门,借紫阳路烈士祠招收开办了法律专业进修班。1977年恢复高考,湖北财院法律系之能招生(50名),实幸赖湖北省委、学校领导和法律系教师之坚持和远见。这段历史,王利明、吴汉东、黄进、余劲松等人多有回忆,他们是湖北财院法律系77级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1970年6月30日,北京市革委会向中央报告:中国人民大学的专业设置和培养目标,要么与其他高校重复,要么根本无需大学培养。由此学校整体被撤,法律系不再有坚守建制的任何机会。教职工之前已被下放江西余江县刘垦农场“五·七”干校学习劳动,后又安排其他工作,星散四处。高铭暄被分到北京医学院,成为医学史教研室副主任(无主任)。1975-1979年间,他竟神奇地写出4篇医学史论文,译出两万字的外国医学人物词条;许崇德到了北京师范学院负责讲授《毛泽东选集》;张希坡、林榕年成为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国际共运史教研室教师;曾宪义分配到北京市委工作。1973年6月法律系整体并入北大法律系,所幸大都在京,这为5年后恢复法律系,60多名教师迅速“归队”和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到停办前水平,创造了难得条件。1978年夏法律系招生38名,迎来复兴后的第一批学生。

从政法院系更张的时间节点来看,1952年至1954年形成了“四院”(北京、华东、中南、西南)“六系”(中国人民大学、东北人民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格局;1958年至1963年间的再次调整后变为“四院”(北京、西南、西北、华东)和“四系”(北大、人大、吉大、湖北大学)。“五院”虽未同时存在,但已先后出现,故“五院”是一个综合性的历史概念。它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整顿高等教育中先后成立的同类专业性质的教育机构的一个集合概念,而且还包含有体制性概念在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3665.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