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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国家目标作为环境法典编纂的宪法基础

更新时间:2022-05-14 22:49:37
作者: 张翔(北大)  
拓宽人权视角下环保的人类中心主义视野,适当地融合生态中心主义。[27]这种新的义务内涵,也要求国家各类环保工作的展开必须要注重环境系统自身的变迁规律,契合于环境法学的发展越来越依赖环境科学研究成果的趋势。[28]环境法典在编纂中,应当积极构建环境立法及执法过程中特定的制度和程序,使相关的科学知识更加充分和便捷被吸纳入应然规范之中。

   此外,国家目标条款作为可供合宪性审查对标的宪法条款,具有切实的最高法律效力,约束包括立法者在内的各国家机关。[29]国家目标条款对国家权力而言,虽然仍发挥规范的约束性,但在规范内容上则是在对国家公权力课予一种要求性义务,即不主要是对国家公权行为的禁止,而是对其的诫命。[30]因此,国家应当积极持续作为,以努力实现相应目标。在这样的语境下,国家目标条款在约束对象上就可以和宪法其他条款保持高度的同一,即这些规范的核心内容都旨在约导国家,而相应的更为具化的环境法典的核心使命,也在于国家应如何有效地构筑起有效、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制。以国家目标条款作为环境法典的具体化任务方向和根本依归,有利于聚焦“制度建构”这一关键任务,减少法典体系内部的龃龉摩擦。

   另外,国家目标条款作为宪法上的价值或法益,可以为限制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提供合宪性基础,并具有面向整体法秩序的辐射效果,但并不具备一般的通常优先地位。[31]这一方面意味着,国家目标条款的宪法地位,为国家开展全面而深入的环境治理、保护扫清了宪法上的禁区障碍,另一方面也提示了国家各公权力在涉及基本权利限制时,仍需要注意遵守比例原则、利益权衡、最优化保障等合宪性要求。尤其是,未来的环境法典很可能只是适度的汇编型法典,仅会汇纂直接针对环境保护治理的法律法规,但环保实则是一个“超级部门”, 为实现该目标而制定和调整的法规范实则涉及各部门法。以气候保护、控温减排为例,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下,相关的法律法规会涉及生活生产的一切领域和各个环节。因此国家目标条款既以部门法对宪法具体化的方式,为可能的环境法典提供坚实基础,也以合宪性解释、填充不确定法律概念、构成国家权力裁量基准等方式,[32]促使整体法秩序能够与环境法典融贯衔接起来。

   最后,国家目标条款作为合宪性审查基准,采取的通常是“禁止不足”的审查框架,该框架下的违宪标准通常采取“显著性”标准。[33]这虽然有利于维护立法者的形成自由、尊重民主决断,但有掏空宪法规制之嫌疑。为此,宪法学研究应当通过体系解释、部门宪法研究、归纳部门法对宪法的基础性具化路径等方法,分类深入发掘较为抽象的国家目标条款所蕴含的具体义务内容,形成其项下若干的客观法要求,作为可用的、较为明确的宪法审查基准。再用这些相对具体的要求来适当提高审查密度,防止立法自由裁量的肆意扩张,也能为环境法典的编纂提供关键枝干,达致纲张目举之效。例如,针对全球性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气候裁定”中,将《基本法》第20a条抽象的“环境保护”诫命,具体化为包括气候保护、实现碳中和、参与气候国际协作治理、兼顾后代地保护环境等在内的要求,并将立法者对国家目标条款的重大基础性的立法具体化——为保护气候而确立的碳中和前的控温增幅——作为宪法层面的审查基准,要求包括立法机关在内的所有公权力机关都予以遵守和注意。[34]这些要求和基准,具有很强的具体规范含义。例如,按照比例原则,减排负担应当在不同世代间恰当分配,不能让当代人消耗太多排放预算,而让后代“急刹车”乃至自我禁欲式地承受极端地减排负担。[35]

   总之,根据我国的宪法文本,以国家目标条款为核心的环境宪法,不仅在价值层面宣示了推进自然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还可在规范层面通过多样的效力路径规制国家作为、加深环境治理实效,更在学理上以“制度建构”为核心范畴为可能的环境法典编纂提供了根本法上的依据。环境法典的编纂任重而道远,需要环境法与宪法携手努力,并在整体法秩序体系融贯、学理基础达成起码共识、法学与科学彼此交融的基础上稳妥推进。

  

   注释:

   [1] 参见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1/31/c_1124071374.htm,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12月14日。

   [2] 关于环境法典编纂的历史沿革和当前争论的梳理,参见彭峰:《中国环境法法典化的困境与出路》,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6期,第175-179页。

   [3] 参见叶海波:《“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内涵》,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

   [4] 参见张翔:《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

   [5] 参见张翔:《“合宪性审查时代”的宪法学:基础与前瞻》,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第17-19页。

   [6] 参见张翔:《环境宪法的新发展及其规范阐释》,载《法学家》2018年第3期。

   [7] 参见苏永钦:《再访部门宪法》,载《治理研究》2020年第3期,第114-115页。

   [8] 参见张震:《中国宪法的环境观及其规范表达》,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4期。

   [9] 陈海嵩:《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溯源与展开》,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67页。

   [10] 参见张震:《环境法体系合宪性审查的原理与机制》,载《法学杂志》2021年第5期,第25页。

   [11] 参见苏永钦:《再访部门宪法》,载《治理研究》2020年第3期,第114页; 苏永钦:《部门宪法——宪法释义学的新路径?》,载苏永钦主编:《部门宪法》,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4-25页。

   [12] 参见苏永钦:《部门宪法——宪法释义学的新路径?》,载苏永钦主编:《部门宪法》,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5页。

   [13] 参见苏永钦:《再访部门宪法》,载《治理研究》2020年第3期,第115-116页。

   [14] 栗战书:《使全体人民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在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人大》2018年第7期,第7页。

   [15] 参见《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保 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载《人民日报》(2021年05月02日01版)。

   [16] Vgl. Dieter Grimm, in: Heinz Mohnhaupt / Dieter Grimm, Verfassung. Zur Geschichte des Begriffs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2. Aufl., Berlin 2002, S.104-105.

   [17] 参见【德】迪特·格林:《现代宪法的诞生、运作和前景》,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18] 参见[德]齐佩利乌斯:《德国国家学》,赵宏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165页。

   [19] Vgl. Michael Kloepfer, Aspekte eines Umweltstaates Deutschland. Eine umweltverfassungsrechtliche Zwischenbilanz, in: Klaus-Peter Dolde (Hrsg.), Umweltrecht im Wandel: Bilanz und Perspektiven aus Anlass des 25-j?hrigen Bestehens der Gesellschaft für Umweltrecht, S.747, Erich Schmidt Verlag, Berlin 2001.

   [20] Vgl. Dietrich Murswiek, Staatsziel Umweltschutz (Art.20a GG) - Bedeutung für Rechtsetzung und Rechtsanwendung, NVwZ 1996, 222, 223.

   [21] 参见【德】迪特·格林:《现代宪法的诞生、运作和前景》,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22] Vgl. BVerfGE 125, 175, 223; BVerfG NJW 2021, S. 1723, Rn.114.

   [23] Vgl. BVerfG NJW 2021, S. 1723, Rn.99, 145 ff, 171.

   [24] 例如,除了行政机关的环境规制外,环保团体、检察机关通过对民事主体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无因管理式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司法救济的外观补充行政规制。检察机关正行政违法或不作为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纠正公权力过错,维护公共利益。

   [25] 对于国家目标条款规范性的研究,参见张翔、段沁:《环境保护作为“国家目标”——〈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0a条的学理及其启示》,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10期;王锴、刘犇昊:《宪法总纲条款的性质与效力》,载《法学论坛》2018年第3期。

   [26] Vgl. BVerfG NJW 2021, S. 1723, Rn.114.

   [27] Vgl. Theodor Maunz / Günter Dürig, Grundgesetz Kommentar Band III, Art.20a Rn. 20, 40. Lieferung 06.2002, Verlag C.H.Beck, München.

   [28] 参见郑少华、王慧:《环境法的定位及其法典化》,载《学术月刊》2020年第8期,第133-135页。

   [29] Vgl. BVerfG NJW 2021, S. 1723, Rn.205.

   [30] Vgl. Der Bundesminister des Innern / Der Bundesminister der Justiz (Hrsg.), Staatszielbestimmung / Gesetzgebungsauftr?ge, Bericht der Sachverst?ndigenkommission, Rn.7, Konkordia GmbH für Druck und Verlag, Bühl/Baden 1983.

   [31] 参见张翔、段沁:《环境保护作为“国家目标”——〈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0a条的学理及其启示》,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10期,第13页。

   [32] 参见张翔、段沁:《环境保护作为“国家目标”——〈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0a条的学理及其启示》,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10期,第12页。

   [33] Vgl. Kurt Fa?bender, Der Klima-Beschluss des BVerfG – Inhalte, Folgen und offene Fragen, NJW 2021, S. 2085, 2087.

   [34] Vgl. BVerfG NJW 2021, S. 1723, Rn.197 ff.

   [35] Vgl. BVerfG, Beschluss des Ersten Senats vom 24. M?rz 2021 - 1 BvR 2656/18 -, Rn.192.

  

   张翔,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法学评论》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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