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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中军:1940年代国民政府围绕琉球问题的论争与实践

更新时间:2022-05-14 21:38:00
作者: 侯中军  

  


   1872年10月,日本废琉球国为琉球藩,继而在1879年3月派兵入侵琉球,设置冲绳县。自此之后,琉球问题一直是中日之间一个悬而未决的外交问题。二战后期,此问题再度浮出水面。有研究认为,国民政府应该趁日本战败投降之机收回台湾、琉球等岛屿,但《开罗宣言》并未提及琉球,在商讨战后对日和约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也未提及收复琉球问题。[1]本文利用新近开放的外交部档案、《蒋介石日记》等资料,考察开罗会议前后中国政府对琉球问题所持的态度,试图探讨托管琉球是否就是国民政府真实本意;在渐入困境的情形下,国民政府采取了何种积极的应对措施,以及围绕此问题展开的内部论争。

   一、开罗会议:失去的机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琉球问题成为国民政府需要考虑的外交问题之一,美国显然具有重要的发言权。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与蒋介石的一次会谈,成为战后解决琉球问题的基调。会议期间,罗询问蒋介石是否想要琉球,面对罗的询问,蒋介石并未明确表态,而是提议中美共管琉球。蒋介石的这一提议成为日后国民政府对琉政策的基本方针。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之前,蒋介石本人一直坚持收回琉球,其态度并无动摇,在其内心深处,琉球是中国需要从日本手中收回的领土。早在1932年,蒋已经认真考虑收回琉球,“预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中秋节恢复东三省,解放朝鲜,收回台湾、琉球”。[2]琉球问题一直萦绕在蒋介石心头,时隔8年之后的1940年,蒋再次提及,“昨夜偶观二十一年九月十三与十八日日记,预定民国卅一年中秋节以前恢复东三省,解放朝鲜,收回台湾、琉球”。 [3]1932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日记表明了蒋介石对中日之间一些基本问题所持的态度,显然琉球与台湾并提,在收回之列。1940年10月,随着国际局势朝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方向发展,蒋深信收回琉球“自有可能”[4]。

   在1940年代以前,囿于时局和形势,收复琉球之议只是时而闪现于蒋介石或政治精英的个人记述之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于琉球问题的言论开始增多。开罗会议前,国民政府集中精力研究战后领土处置问题,琉球问题渐成热点之一。虽然《开罗宣言》并无关于琉球的内容,但围绕其所展开的外交折冲,显然是此间外交最为引起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5]

   目前发现的中国政府最早公开提出收复琉球的史料,是1942年11月3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宋子文谈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宋子文提出“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朝鲜必须独立”[6]。宋子文发表谈话6天后,蒋介石再次明确对琉球问题的态度:“东三省与旅大完全归还中国”,“台湾、琉球交还中国”。[7]

   1943年3月宋美龄访美。行前,蒋介石特别嘱托与罗斯福谈话的要点,希望通过宋美龄向罗斯福表明中国政府在战后重大问题上的考虑,琉球问题也在其中。蒋写道:“去年(1943年)交妻与罗谈话要点:甲,东三省、旅顺、大连与台湾、琉球须归还中国,唯此等地方海空军根据地准许美国共同使用。”[8]到美后,宋美龄呼吁美国政府及民众支持中国抗日,赢得美国民众的好感。与罗斯福会谈后,宋美龄致电蒋介石,表示罗斯福在战后领土问题上同意“琉球群岛、满洲及台湾将来应归还中国”[9]。同月,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书中提到琉球在中国国防上的重要地位,仍将琉球与台湾、澎湖等视为中国领土不可割裂的一部分:“琉球、台湾、澎湖、东北、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无一处不是保卫民族生存之要塞,这些地方之割裂,即为中国国防之撤除。”[10]

   可以认为,直到1943年3月,坚持收回琉球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并且开始着手准备。蒋显然认识到美国的态度非常关键,因此才有嘱托宋美龄探寻罗斯福态度之举。

   在琉球问题上,国民政府内部一直有不同的声音,这种不同声音的存在当然会影响到蒋介石本人对琉球问题的思考。外交部在收复琉球问题上持消极态度,在1942年1月拟定的“解决中日问题基本原则”草案中,就表达了反对收回琉球的意见。该草案建议在遵守两项限制的情形下将“琉球划归日本”。两项限制一是“不得设防,并由军缩会设置分会加以监督”;二是“对于琉球人民不得有差别待遇,一切应遵照少数民族问题原则处理”。[11],而在此之前的1月17日,外交部亚东司司长杨云竹就已经私下向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John Service)表示中国不会收回琉球。[12]代理亚西司司长徐淑希也曾在致宋子文的备忘录中作此表示。基于对琉球历史的了解,徐认为,琉球与朝鲜类似,属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朝贡国,与台湾不同。[13]

   为准备开罗四国会议,国民政府相关部门开始筹划相关提案,琉球问题也在其中。军委会参事室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际问题讨论会的提案都曾提出过收回琉球。军委会参事室提出,日本应将下列领土归还中国:甲、旅、顺大连;乙、南满铁路及中东铁路;丙、台湾及澎湖列岛。[14]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际问题讨论会在其拟就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所应接受遵办之条款》中不但要求收回南满、台湾及澎湖列岛,也提出“琉球群岛应归还中国”。但此两份文件均准备了变通办法,即在不能收回的情形下,可将琉球划归国际管理或划为非武装区域。[15]

   但随着开罗会议日期的临近,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向蒋介石提供的参会决策也逐渐修改,对琉球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明确提出收回,而是采取淡化处理的态度。隶属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厅的提案就没有涉及琉球,其在《战时政治合作方案》中只是提出“收复1894年以来日本所取得及侵占之领土”,这当然不包括琉球[16]。此时,军委会参事室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王世杰在《关于四国会议问题节略》中指出:“日本于九一八事变后自中国侵占之领土(包括旅大租借地)以及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琉球显然不在其列。[17]

   1942年初,外交部就已经提出中国不必收回琉球,国防最高委员会、军委会参事室在开罗会议迫近时也有放弃琉球之议,这些不同声音的出现预示着政府内部对琉球问题态度的转变。上述部门关于琉球问题的提议当然会提供给蒋介石本人参考,这些不同意见的集中出现,蒋介石不可能完全置之不理。

   美国的态度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而中美关系的亲疏当然会影响到琉球问题。现有研究表明,抗战后期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严重性大大超过人们以往的认识,蒋介石本人对美国的不满与猜忌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已经出现。蒋出席开罗会议“并不像以往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积极,甚至也不像一般文件所显现的那样积极”[18]。可以预见,蒋介石不希望因琉球问题而让美国误会中国,进而激化原本存在的中美之间的不信任。

   11月13日,蒋介石自述与罗斯福、丘吉尔会谈所采取的态度:“此次与罗、邱会谈,本无所求、无所予之精神与之开诚交换军事、政治、经济之各种意见,勿存一毫得失之见则几矣。”[19]蒋介石的此种心态影响到外交方针的制定,对琉球问题态度的转变已经可以预见。

   11月14日,蒋介石着手准备与罗、丘会谈的资料及提案,在乙项“远东政治之提案”中有3点建议,而琉球已经不在归还之列。[20]11月15日,蒋介石自述其决定在会议时不提琉球问题的原因是:“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地位不同,以琉球为一王国,其地位与朝鲜相等,故此次提案对于琉球决定不提。”[21]至此,蒋介石自“九?一八”以来所坚持的收回琉球之议似乎已被放弃,但蒋只是决定不提琉球问题,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已经放弃琉球。[22]

   会谈前,蒋介石曾向随行的王世杰咨询意见,其中提到领土问题。王世杰在1943年11月17日的日记中对此有简要记录:“晚间,蒋先生约谈,询问对于与罗邱会见时应采取之态度与应提出之问题。”王世杰向蒋介石提出了5个方面的注意事项,其中第5项是日本战败后中国关于领土问题的主张:“台湾及澎湖列岛与九一八事变前之中国领土归还中国”,“朝鲜应独立”,“至于港九问题则可听任罗斯福总统,相机设法解决,我可暂不提出”。蒋介石对王世杰所提方案“亦以为然”。[23]

   在谈话中王世杰并未提到琉球,蒋介石也未加询问。蒋本人已经在两天前考虑到琉球问题,并决定在会议上不主动提出,此次向王咨询意见应包括琉球,但在王世杰所提方案未包括琉球的情况下,蒋未曾主动加以询问。现有资料只能证明蒋介石只是决定不提琉球,但没有设想罗斯福主动提出琉球问题时所应采取的应对方案。王世杰在起草军委会参事室提案时已经将琉球排除在拟收复领土之外,没有准备其他情形下的应对策略。

   同日,蒋介石再次确定与罗、丘会谈所持基本方针:“余此次去与罗、邱会谈,应以淡泊自得、无求于人为唯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此不仅使英、美无所顾忌,而且使之畏敬,以我乃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24]

   著名的“蒋罗会谈”是在8日之后即11月23日进行的,蒋虽然已经打定主意不提琉球问题,但罗斯福却在会见时一再询问此事,这的确超乎蒋的预料之外。

   美国外交文件所记载的开罗会议之“蒋罗会谈”是一个十分简略的大概,众多文献所征引的关于琉球问题的讨论内容大致如下:罗斯福总统提及琉球群岛问题时,再三询问中国是否要求该群岛,蒋介石答称愿意同美国共同占领琉球,并根据托管制度与美国共同管理该地。[25]

   与罗斯福会谈后,蒋介石承认是自己主动表示要与美国共管琉球,“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群岛应皆归还中国,惟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此由余提议”[26]。蒋记载了作此提议的原因,主要是基于3个方面的考虑:(1)以安美国之心;(2)以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属日本;(3)以此区由美国共管比归我专有为妥。[27]

   最新的研究认为,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向罗斯福提议中美共管琉球的背景较为复杂,“道义因素、实力因素及策略考虑均发挥了影响”。国民政府对收复琉球的态度并不能一以贯之,而是随着外交环境的影响和国内舆论的左右发生变化,“收回琉球似乎不是中国始终如一的追求,其收回的迫切性不仅不及台湾和东北,也不及外蒙古”。[28]

   蒋介石在琉球态度上的转变显然受到了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国民政府决策部门的意见,包括上面所提国防最高委员会及军委会参事室的意见;二是出于对中美关系的考虑,即“以安美国之心”。后来的材料证明,蒋担心美国因琉球问题而误会中国有全面扩张的企图似乎是多虑。[29]总体而言,蒋介石在琉球问题上由坚持收回到提议托管的转变,主要还是基于中美关系与自身实力而做出的选择。但此种转变并不代表蒋在琉球问题上的真正态度,托管琉球的外交政策背后蕴涵着新的变量。

   二、筹划对日和约:托管琉球政策的论争

   日本投降后,盟国开始研究对日和约问题,琉球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由于蒋在琉球问题上已经表达了中国的态度,即与美国共管琉球,这一表态为国民政府外交部所重视。

社会舆论雀起之前,外交部经过认真研究,于1947年2月向蒋介石报告关于处理琉球问题的两点意见,意见显然秉承了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的表态。外交部报告的第一点意见是 “不赞成以全部或一部归还日本,防止日本再以琉球为侵略台湾南洋之跳板,及威胁我东方海防”,这是中美处理琉球问题的底线,也与《开罗宣言》的精神相一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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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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