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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小凯:从国家主义的崛起看甲午战争的起源

更新时间:2022-05-14 21:32:09
作者: 项小凯  

  

   1890年12月6日,在第一届日本帝国议会上,第三任首相山县有朋就日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发表演说。山县在演说中提到,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执行了三百年锁国政策,虽然大体平安无事,但也因此未能跟随世界前进的大势,以至于延滞了发展。山县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像德意志帝国那样,尽快地扩张日本的国势。为此,日本政府不但要确保“主权线”,还要保证“利益线”。

   这是在近代历史上,日本政府首次对于周边战略进行明确的阐述。山县有朋的这番说辞,源自德国学者洛伦兹·冯·施泰因的地缘政治理论。所谓主权线,在此指的是日本国土,而所谓的利益线,则是那些“如果被敌国所支配就会威胁到本土的疆域”,再具体一些,山县在这里所说的利益线,指的就是朝鲜半岛。

   在山县有朋、大久保利通等明治维新元勋们的推动下,富国强兵成为明治政府的首要国策。为了实现上述的战略构想,山县在国会上要求大幅增加军事支出,将日本的军事费用创纪录地扩充到财政预算的30%。而在此之后的半个世纪,伴随着间续爆发的大大小小的各次战争,日本政府的军费开支,更是逐年累升。军事扩张与对外战争,成为日本在近代历史进程中无法抹消的一条主线。

   山县发表演说的3年7个月又17天后,清日甲午战争爆发。

   中日两国的政治对比

   在当时的明治政府看来,朝鲜半岛不但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也凝聚了多重的历史含义。13世纪,蒙元帝国曾经以朝鲜半岛作为主要的军事基地,分别举兵3万与15万,时隔7年两度进攻日本。尽管这两次战争都以日本胜利而告终,但这种规模空前的战争压力,也对当时日本的国内局势带来巨大的影响。战争激化了日本镰仓幕府与地方武士家族的矛盾,加速了镰仓幕府的衰落与解体。镰仓幕府之后,经过了较为弱势的室町幕府,日本进入军事权威更为强化的德川幕府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经过三百年积淀而形成的幕藩体制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特殊的幕府-天皇二元政治结构,为后来的明治维新以及立宪君主制的产生埋下了历史的伏笔。

   作为一个与东亚大陆隔离的岛国,日本在二战以前的漫长历史中,从未被外来政权统治过。而历史上的中国,不但反复地改朝换代,而且也屡次建立起由外来民族支配的中央政权。在民族与政治的不断融合中,中国大陆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央集权的帝国模式,它的经济基盘是传统农耕,它的制度实体是官僚政治,而它的政治文化,则以外儒内法为显著的特色。

   与严重抵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蒙元帝国不同,满清在建政初期就积极引入这种外儒内法的统治模式。第一代顺治皇帝登基仅两年后开科举,着手为帝国的权力体制招募官僚人员。作为一个由外来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可以说,满清在统治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它不但大幅扩张了传统帝国的疆域,而且以中央帝国的身份,与周边的朝鲜、越南、缅甸、琉球等小国构建起稳定的朝贡关系。在清朝浩瀚的编年史书中,对于这些小国的记述,通常只有简略的一句“是岁入贡”。

   不过,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历经太平天国的内乱,以及与西方列强的屡战屡败,满清帝国的中央权威已经严重衰落。随着英、法等国在亚洲殖民活动的兴起与扩张,清朝与周边小国的朝贡体系也趋于瓦解。至1890年代,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朝鲜已是仅存的仍然与清朝维持朝贡关系的接壤国家。

   朝鲜的人心向背

   与一海相隔的日本不同,朝鲜半岛在北部与中国大陆接邻,长期受中国政治气候的影响。13世纪,统治中国的蒙元帝国将朝鲜的高丽王朝变为自身的藩国,并强迫高丽王子与蒙古公主通婚,将蒙古血统混入高丽王室。后来,随着蒙元帝国的崩溃,高丽王朝也衰落式微。1388年,高丽武将李成桂发动政变,几年之后建立朝鲜王朝。为了获取中国明朝政权的承认,朝鲜国王主动接受明朝皇帝的册封,成为中国的藩国。17世纪中叶,满清入关,再次在中国大陆建立起中央帝国,而朝鲜与中国的这种册封与朝贡的藩属关系则得以保留延续。

   19世纪后半叶,政治制度与中国相近的朝鲜王朝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统治问题。凭借其子被立为朝鲜国王,1864年受封为兴宣大院君的李昰应,逐渐掌握了朝鲜的政治实权。为了应对危机,大院君试图强化中央集权,并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以隔绝外部世界对朝鲜国内的影响。而就在大院君权势如日中天之际,朝鲜国王高宗的宠妃闵兹暎,暗中培植党羽,并趁1873年高宗亲政之机,排除掉大院君的势力,独揽朝鲜的政权。闵氏集团为巩固自身的政权基础,借助日本势力,在1876年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实质上废除了大院君所实行的锁国政策。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国力突飞猛进,引起了朝鲜的一些青年精英的关注与羡慕。这些被称为“开化党”的青年群体,多出生于朝鲜的贵族官僚家庭,在思想上亲近日本,主张与日本联合,摆脱清廷影响,并像日本那样走上独立发展的近代化道路。然而,闵氏集团主政下的朝鲜虽然与日本签约开国,但其真实的意图不过是为了巩固权力与既得利益。闵氏集团不但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制度改革,反而在政治上更加保守腐化,引起深重的民怨。由于缺少制度革新,开国之后的朝鲜也仅仅成为日本商品的市场,国内的经济形势则在传统农耕体系瓦解的情况下进一步恶化。以金玉均、朴泳孝为代表的激进派“开化党”人士,对朝鲜的统治上层日益感到失望,逐渐萌生了发动政变推动朝鲜变革的想法。

   遣韩论和征韩论的此消彼长

   当时的日本政界密切关注着朝鲜的国内局势。不过,在如何对待朝鲜这一重大问题上,日本并非一开始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1870年代,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社会的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兴起,并且一度活跃到1890年代初期。甚至在1890年的第一届日本帝国议会上,以自由党、立宪改进党为代表的日本自由民权党派,在议席数量上仍然占据着优势。这些党派,在立场上倾向英式自由主义,对内强调提升民权、限制政府,对外主张自由贸易、和平外交。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向朝鲜派遣大使,和平劝说朝鲜开国改革的“遣韩论”,在舆论上胜过主张以武力征服朝鲜,将其变为日本殖民地的“征韩论”,成为当时日本对朝鲜外交的主流声音。

   与自由民权党派的基本立场相反,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明治时期的政府精英,主张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同时抑制英美式的政党活动。这种国家主义导向的政治观点,自认为超越了党派竞争,被称为“超然主义”。这些“超然派”对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感到警惕,认为如果放置不理,则会致使日本偏离国家发展的轨道,危及日本的国家利益。不过,在这一时期,“超然派”同样反对立即对朝鲜动武,但这并非基于任何政治理念的价值观,而仅仅是认为日本当时的国力未臻完熟,过早采取军事行动的风险太大。

   1881年,自由民权运动在日本政府中的最重要支持者、同时也是英式议会内阁制的主要提倡者大隈重信,被超然派的伊藤博文抓到把柄而罢免。一些主要的自由民权运动的支持者,也被逐出日本政坛。此即“明治十四年政变”。失去了上层的政治活动空间,自由民权运动的重心迅速向日本社会的底层偏移。在1881年到1886年的短短数年之间,明治维新以来长期被压抑的民间不满,以农民暴动的形式频频爆发,其中以1884年崎玉县秩父郡的“秩父事件”的规模最为庞大。秩父郡一度成立民间自治政府,数千乃至上万民众聚集起来,与日本政府军队武装对抗。至此,日本的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终于以暴力冲突的形式正面对决。然而,当时大部分主张自由民权的智识精英,对此都选择了避而远之。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早期的日本自由主义者们所期盼的,只是一种政治改良,他们无法接受这样一种激烈的革命。农民们的暴动,被政府军队一次次地镇压下去,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浪潮,也最终随之消退衰亡。

   国家主义抬头,战争势在必发

   同时期,朝鲜的那些渴望变革的青年精英们,同样也在憧憬与幻灭的间隙中挣扎。1882年,失势已近10年的大院君终于等到机会,发动“壬午事变”,试图夺回政权。清朝唯恐朝鲜内乱引发列强与日本的干涉,遂派吴长庆率袁世凯等人引兵镇压,逮捕了大院君。经历此险之后,闵妃沉湎于巫咒秘术,生活也更为奢侈挥霍。同时闵氏集团也疏远日本,更加亲近对己施展援手的清廷。对朝鲜政局彻底绝望的激进派“开化党”人,决定铤而走险。1884年,金玉均、朴泳孝等人与日本驻朝大使竹添进一郎密谋,发动“甲申政变”,宣布朝鲜独立,颁布改革条文。朝鲜保守势力接应清朝袁世凯军队,击败开化党人与日本军队,镇压了政变。此时的日本政府,并无武力制胜清朝的自信,最终只能选择妥协,与清朝签订《天津条约》,双方同意同时把军队撤出朝鲜。清廷为了进一步威慑日本,于1886年派出北洋铁甲舰队,造访日本长崎。清朝水兵在长崎引发治安骚乱,并升级为导致多人伤亡的群体械斗,史称“长崎事件”。事件发生之后,清廷态度异常强硬,拒绝道歉。双方最终在英德等国的斡旋之下,同意互相赔偿对方的损失,争端得以解决。而日本所付的赔偿金,超过清廷赔偿金额的3倍。

   在内外激变的影响之下,日本政界精英的意见逐渐走向汇流,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此消彼长,亦然不言而喻。1889年,日本政府颁发《征兵令》,从全国人口中征调出一支数量庞大的常备军。山县有朋等人一方面扩张军事开支,一方面则通过宣扬《军人敕谕》与《教育敕语》,向军队与学校灌输忠、勇、孝的道德观,使得这些场所成为日后孕生出军国主义思想的温床。为一场迟早到来的决战而准备,已成为日本举国上下的共识,现在就看这场战争何时开始了。

   同时,在海峡对岸,被闵氏集团再次把持政权的朝鲜,已不再具备任何自上而下改革的可能。经年积累的社会矛盾,终于在草根底层爆发。1894年,宣称与西学思想对抗的朝鲜民间的东学党人,率领信徒在半岛南端的全罗道一带发动起义,并迅速席卷朝鲜半岛的南部。无力镇压起义的朝鲜王室,只能再次向清廷求助。在清廷的权臣李鸿章眼中,这不过是十年前甲申政变的翻版,依靠清廷的数百年国威与自己老练的政治手腕,应该还能勉强应付得过去。而在日本政界元老山县有朋以及外相陆奥宗光等人看来,这无疑是等候已久的良机,日本将在此赌上自身的国运,孤注一掷,清日甲午战争就此爆发。

   不过,包括山县与陆奥的绝大部分日本人都不会想到,这一条看似恢宏的国运大道,却是一条不归路。半个世纪之后,此时踊跃出征的日本,将走完军国的最后旅程,在这条血腥道路的终点,轰然败北。

  

   ◎项小凯,独立学者,著有《大国的失败:中日甲午战争》、《山寨法西斯的梦魇》、《当下儒家政治的尴尬》等,现居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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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2014年11月25日RB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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