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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日本侵华战略的历史文化渊源——为甲午战争120周年作

更新时间:2022-05-14 21:30:53
作者: 冯天瑜 (进入专栏)  

  

   19世纪中叶以降,中日两国分别以“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和“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大略同期步入近代化进程。因变革深广度的差异,历三十年,至19世纪末叶,中日国力悬殊(弱方的清朝并不自知)。1894年7月,蓄谋已久的日本挑起战端,清朝消极应战,日军在朝鲜、辽东重创清朝陆师,在黄海完败北洋舰队。1895年4月,“海陆交绥,战无一胜”的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控制朝鲜,掠占台湾,索取库平银二万万两赔款,加上“三国还辽”追加三千万两赔款,共相当清政府三年财政收入,中国半殖民地化大大加深,日本则得以在帝国主义路径上狂奔。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前承16世纪丰臣秀吉征伐朝鲜、觊觎明朝,后启20世纪30—40年代的14年侵华战争,置之更广远的历史背景,则是日本自古以来国家战略的强势践行。日本侵华,有着久远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

   自古即立“八纮一宇”说

   地处东亚外缘的岛国日本,国土狹窄,资源不富,却“不甘处岛国之境”,很早就有强烈的对外扩张诉求,其掠占的首批目标是邻近的朝鲜半岛、台湾岛、库页岛以及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东亚大陆乃至全世界则为其侵略的“远大目标”。

   “雄飞海外”、称霸世界,是日本统治阶层千余年来的梦想。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纮为宇”狂想。“八纮”一词原出中国典籍《列子·汤问》《淮南子·地形训》,意指四方四隅。成书于8世纪、用汉文写作的古典《日本书记》借用此词,编造神武天皇建都诏书,内称:“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意欲将世间的四面八方,置诸一宇(屋顶)之下,而这个“屋顶”,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

   此一妄念,自古代延至近代。明治维新伊始,即以天皇名义发布《宸翰》(御笔信)曰:“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富士山——引者)之安。”天皇的御用文人不遗余力宣扬此说。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日本“国柱会”成员田中智学把神武天皇“掩八纮而为宇”之语概括为“八纮一宇”,字面意思似乎是“四海一家”,实则宣示日本为统一全世界的霸主。1915年(大正二年)3月11日,国柱会机关报《国柱新闻》刊登《神武天皇の建国》一文,正式抛出“八纮一宇”说。1940年7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声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宇”为其根本目标。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八纮一宇”成为日本帝国的国家格言,其军政机构悬挂两条幅,一为“武运长久”,一为“八纮一宇”。

   古代日本的海外扩张

   “八纮一宇”是日本千余年的国家方针。自大和国于4世纪末、5世纪初统一日本开始,即践行“掩八纮而为宇”的扩张计划。

   日本古代有神功皇后“征伐三韩”的传说。4世纪末,倭王侵犯朝鲜,渡海攻破百济、新罗城池,并掳掠奴隶、布帛,后被击败,退回日本。

   7世纪日本派兵介入朝鲜三国(高丽、新罗、百济)政争,被唐朝与百济联军重创,此为中日间第一次交兵的“白江之役”(见《旧唐书·刘仁轨传》)。

   16世纪末,军事封建领主丰臣秀吉(1537-1598)初步平定战国纷争,立即向外扩张,先是迫使朝鲜、菲律宾、台湾琉球前来朝贡,进而大规模出兵朝鲜,试图以朝鲜作为征服中国的跳板。1577年,丰臣秀吉向其主公织田信长进言:“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赖山阳:《校刻日本外史》第15卷)1590年(天正十八年)冬,已成日本实际统治者的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宣称:“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史料日本》近世编,吉川弘文馆1964年版)

   1591年(天正十九年)、1597年(庆长二年)丰臣秀吉两度派遣大军渡海,于釜山登陆,曾占领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都,剑指明朝,甚至宣称要迁都明朝京师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明国”。因中朝联军在陆战和海战中击败日军,丰臣秀吉铩羽而归,一蹶不振,然其“必图朝鲜、窥视中华”的扩张侈念对近代日本产生久远影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启之际,日本刊行《日清战争实记》,连载坪谷水哉的《丰公朝鲜军记》(“丰公”指丰臣秀吉),该记的序文云:“我帝国开辟以来,堂堂六师境外从事征讨,自上古神功皇帝征服三韩以后,迄于天智天皇在位,前后460余年间,凡30余次,然征讨三韩之地,即今之所谓朝鲜半岛者,更深入中国本土与之交兵”。“文录、庆长间,出兵朝鲜前后两次,为时达七年之久,二十万貔貅蹂躏八道之野,几番与明韩联军鏖杀,耀日军威武之辉于异域,永绝邻邦觊觎之念,扬国威,张国权,功莫大焉。是丰太阁雄才伟略所致,流泽后世之民多矣……温故知新……以此鼓舞振作国民敌忾之气。”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中心主义”发酵

   丰臣秀吉扩张狂念遭遇重挫,继起的德川家康(1543—1616)建立江户幕府(1603—1867)。因国力所限,又为了禁止“异教”“异学”入境,幕府于1633—1857年两百余年间厉行“锁国体制”,对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纮而为宇”的诉求未曾消弭,封建领主仍怀“德化宇内”之想,且于内敛间,令“日本中心主义”精神发酵。

   江户幕府初期,儒学家、兵学家山鹿素行(1622—1685)著汉文历史书《中朝事实》,称日本为“中华”“中朝”,为世界中心。山鹿追溯日本皇统起源,扬言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古代已经完美实现。其思想对幕末明治间勤王武士影响很大,也为近代日本军人所服膺,如日俄战争日本陆军主将乃木希典(1849—1912)喜读《中朝事实》,明治天皇去世,乃木自杀以殉,所留遗书引《中朝事实》之语,告诫自己的弟子、皇太孙裕仁(即后来发动侵华战争的昭和天皇)。

   江户幕府中期,“国学三大人”——荷田春满(1669—1726)、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国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扬国粹主义,力主清除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江户幕府后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相继东侵中国、日本、朝鲜。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竞相探讨挽救民族危机的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岛国局限,仿效西洋列强向外侵略。提出完整扩张计划的是“经世家”佐藤信渊(1769—1850)。他1823年(文政六年)撰《宇内混同秘策》,首句称:“皇大御国(指日本——引者)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悉为其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安抚万国之苍生,自始便是皇国君主之要务”(《混同秘策》,泷本诚一:《佐藤信渊家学全集》,岩波书店1926年版)

   佐藤说:“以此神州(指日本——引者)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其计划为: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如得满洲,“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他还具体拟定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在东京、关西、中州、筑紫、陆奥等八地域实行“富国强兵”,得雄兵20万人,然后由天皇渡海亲征,先锋直扑江南,以南京为临时皇宫之所在,录用支那人才,征服支那之后,再图东南亚、印度。佐藤信渊先侵略满洲再征服全中国,进而侵占全亚洲的扩张路线,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思想,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计划之先导。

   幕末明治侵华战略确立

   时至江户幕府末年,日本面临西方列强欺凌,陷入半殖民地危境,各类藩士竞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见为:仿效西方,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对外关系上,顺从列强,榨取朝鲜、中国等邻邦,跻身侵略弱国的列强行列。明治以降日本奉行的国策,基旨颇类19世纪兴起于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这既是固有文化传统所使然,也是对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直接仿效。这种社会学说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阴,后有幕末明治间的福泽谕吉。

   吉田松阴(1830—1859)承袭佐藤信渊等人的扩张主义,并有应对时势的具体谋划。他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海外补偿论”,认为日本没有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实力,只能通过侵略邻国补偿被列强掠夺的损失。他在《狱是帖》中说:“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洲之土地以为偿。”吉田松阴的外交谋略由两方面组成:对西方列强暂为隐忍,顺从俄、美、英,对衰弱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则取侵略攻势,进而“控制南洋而袭印度”,为将来“并吞五大洲”作准备。此种战略构想,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直接前导。

   吉田松阴在其创办的松下村塾培养了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高杉于幕末亡故,后三人皆成为明治维新重臣。值得一提的是,1862年(文久二年),幕府派官船“千岁丸”首航上海,高杉晋作等数十名藩士随行,他们在上海目睹清朝的衰朽,其“中国观”发生重大变更:由先前对“文化母国”的景仰,衍为对一个庞大弱邻的鄙视,并生出侵凌之念。参加此行的藩士峰洁在《清国上海见闻录》中写道:“洁现在上海军营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力,皆乞食,没有一个有英勇气概可见。像这样的士兵,我一人可敌五名。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征战,可纵横清国。”(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木摩书房平成九年版,第30页)在上海看到清军的颓败之状,激发起高杉晋作等藩士的日本武士道精神,高杉在上海撰诗《晓步西门外》云:“自许皇国刀锋锐,五大洲中可独行。”

   福泽谕吉(1835—1901)是阐发日本侵华战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作为启蒙论者,福泽力倡“文明开化”,引进西方技术和西方制度,而仿效欧美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亦为题中之义。他主张学习欧美,同时把中国、朝鲜等亚洲邻邦视作“野蛮未开”的“恶友”,予以抛弃乃至侵凌,这便是福泽的“脱亚入欧论”。1885年福泽著文曰:“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如今支那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脱亚论》,《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岩波书店1961年版,第238—240页)

   为实施“脱亚”“侵亚”,福泽谕吉倡导穷兵黩武。他的《通俗国权论》说:“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洋溢着武力崇拜。他还一反“兵者凶事”之说,鼓吹战争对日本的好处。福泽1887年撰《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称“兵为凶事,战为不祥,古今皆以为如此。没有人不希望国家无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按福泽的逻辑,打仗成为好事,其时间地点就是腐朽衰弱之际的清国。可以说,福泽此议是为7年后挑起的甲午战争预为倡言。同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略”,此为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之端绪,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八纮一宇”。

   如果说,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的扩张谋划,虽影响广远,但毕竟属于学者的个人意见,为内忧外患所困的江户幕府尚无力实行,而福泽谕吉的理论则直接成为明治政府及后继之大正政府、昭和政府的国家战略。日本一直把福泽谕吉视作“近代文明导师”,而很少对其侵略中国朝鲜的军国主义思想作批判性反思,这正与日本右翼统治阶层至今未能反省侵略历史的行径互为因果。(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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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05月28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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