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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龙:战后美国对日本政治、军事走向的影响

更新时间:2022-05-14 19:50:31
作者: 刘世龙  

  

   本文从主体改造客体的角度探讨战后美国对日本政治(国内政治、外交)、军事走向的影响。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美国单独占领、改造日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日控制力下降。从纵向看,美国扮演的角色因时而异:占领日本时是太上皇;50至60年代是日本的老师;70年代以来是日本的老大哥。在这三个时期,美国对日影响力依次递减。从横向看,50年代是美日政治、军事关系全面不平等时期,美国对日影响大。60年代至今,是美日地位不平衡时期:军事关系不平等,政治关系准平等。相应地,美国对日军事影响较大,对日外交影响居中,对日国内政治影响较小。

   一、美国对日本国内政治走向的影响

   战后美国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主要有二。第一,在政体方面,通过保留天皇制,美国与日本的保守势力结下不解之缘。昭和天皇是日本保守势力的总代表,虽然在战后改革中变为国家的象征,但其战争罪行并未得到清算。这使战后日本与战前多少有点连续性,也使美国对战后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从积极面看,战后日本与战前日本的间断性大于连续性,复活军国主义已不大可能。从消极面看,冷战后日本政坛右倾化愈演愈烈,不能正确认识历史,与日本军国主义藕断絲连,是美国保留天皇制留下的后遗症。第二,在政党政治方面,美国通过扶植亲美势力,在战后日本政坛长期保持影响。吉田茂作为“亲英美派”的总代表,在日本政坛长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前首相池田勇人、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宮泽喜一,都是“吉田学校”的学生。就连军国主义分子岸信介,也在巢鴨监狱投靠美国。时至今日,安倍晋三首相、麻生太郎前首相都与上述亲美势力一脉相承。

   如果说美国对日本的亲美势力主要运用“拉”的一手,那么,对有自主倾向的日本政治家,则主要运用“打”的一手。1954年12月鸠山一郎就任日本首相后,对美奉行自主外交,改善对华关系,实现日苏建交。美国因此疏远鸠山首相,只许他访问纽约,不许他访问华盛顿。2009年鸠山由纪夫担任首相后,美国故伎重演,给他以同样待遇。但是,自民党的安倍晋三刚担任首相,美国就让他访问华盛顿。从这一打一拉可以看出,美国力图以此来保持其对日本政坛的影响力。

   战后美国两次影响日本国内政治进程。第一次是制订1947年《日本国宪法》,具有外生性质。以为此标志,美国把日本塑造成一个特殊国家。日本据此打着和平国家的旗号,较少参与国际纷争,以较低的军事代价来保障国内经济建设。在此意义上,日本是1947年宪法的受益者。第二次是推动日本修改1947年宪法,具有内生性质。20世纪50年代至今,美国出于其军事需要,推动日本修改宪法第九条,走向普通国家。美国两次影响日本国内政治进程,是其对日政策转变使然。该政策在转变前具有捆绑性质,在转变后具有松绑性质。从捆绑方面看,美国通过制订宪法第九条,使日本只拥有但不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奉行“专守防卫”战略,是美国第一次影响的产物。这使日本在诸多方面自我约束:不能先发制人;不能在海外作战;不能拥有进攻性武器;不能参加地区性集体安全框架。从松绑方面看,美国推动日本修宪,是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在战争中为其火中取栗。

   作为美国影响的结果,护宪派与修宪派在日本政坛尖锐对立。20世纪50年代,吉田路线派主张护宪,以鸠山一郎和岸信介为代表的反吉田路线派主张修宪。1991年,吉田茂的门徒宮泽喜一作为护宪论者出任首相。他于1993年辞去首相职务后,日本政坛发生历史性改组,自民党长期执政的“五五年体制”解体,两党制逐步形成。21世纪日本的主要政党(自民党、民主党和公明党)在不同程度上均主张修宪,但并未拧成一股绳。2012年12月成立的安倍政府鼓噪修宪。就目前而论,安倍政府修宪犹如逆水行舟,越奋力前行,阻力越大。

   美国对日本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不取决于是否主张修宪,而取决于是否有脱离美国的倾向。因此,美国支持日本的亲美保守势力,对左翼政党和有反美倾向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如日本维新会),则保持警惕。尽管中美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有共同点,但是,日本修改宪法第九条不利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而日本政坛的右倾化则不利于中日发展友好关系。

   二、美国对日本军事走向的影响

   美国在二次大战中完成了从经济大国向军事大国的转变。战败投降的日本则相反,从军事大国沦为经济小国。作为美国占领军在日本推行非军国主义化的结果,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日本没有军队。朝鲜战争爆发时保卫日本的,主要是大约8万美军。1952年4月日本独立,但仍处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下。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驻日美军和基地逐步减少,美国对日控制力下降。美国控制日本,旨在利用日本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军事潜力。美国既控制又利用日本的政策具有“双刃剑”性质,对自卫队产生两种双重影响。

   第一,就日本的军备建设而言,美国对自卫队发挥既扶植,又控制的双重作用。20世纪50年代,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向日本派遣军事顾问团,达数百人之多;(二)向日本提供军援,到1958年6月止,达10亿美元。(三)提供武器装备。后来,美国控制日本军事发展的手段进一步多元化,除提供武器装备外,还合作生产武器和开展军事技术交流。为了保持对日军事影响力,美国向日本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同时在关键技术上留一手。冷战结束后,这表现在向日本提供战斗机制造技术、宙斯盾军舰相关技术和反导技术上。对日本军备建设的规模(兵员数量、装备数量和种类)和发展速度,美国实际上设有上限。日本重整军备未突破这个上限时,美国发挥推动作用。日本重整军备有突破这个上限之虞时,美国发挥抑制作用。就中国而言,美国在军事上扶植日本,具有消极性质。

   第二,就日美战时合作机制而言,美国对自卫队发挥既捆绑又松绑的双重作用。所谓捆绑,主要指日美安全体系的制度建设。20世纪50、60年代,美国靠《日美安全条约》中的“远东条款”拴住日本。这具体表现为日本对美承诺:驻日美军出动远东地区时,日本在国内对美从事军事支援。1978年,作为“远东条款”的具体化,《日美防务合作指针》成为美国拴住日本的第二个主要手段。以此为契机,美国加固拴住日本的缰绳。《日美防务合作指针》于1997修订一次,目前正在进行第二次修订。即将出台的第三个《日美防务合作指针》可能使日本对美承担更多的军事义务。这具体表现为两国制订战时《相互合作计划》和《联合作战计划》。所谓松绑,主要指美国推动自卫队攻势化。其表现有二:(一)自卫队的作战空间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初,自卫队的作战空间从日本本土扩大到琉球;90年代后半期,日本战时对美后方支援的地理范围从国内扩大到周边的公海及公空。这导致自卫队支援美军作战的角色发生质变。(二)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此前两军在远东有事时的作战分工是美攻日守,此后则变为美国主攻、日本助攻。美国对日松绑的结果,可能是自卫队与美军并肩作战。展望未来,美国在战时军事合作方面对日捆绑与松绑将缓慢地平行发展。目前还看不到日本脱缰的前景。

   就中国而言,美国对日捆绑和松绑都是消极的。这与《日美安全条约》的第五条和第六条有关。在日美看来,钓鱼岛爆发战事是第五条事态,即日本有事,而台湾爆发战事是第六条事态,即远东有事。在这两种事态中,日美的作战分工不同:以日主美从应对钓鱼岛有事;以美主日从应对台湾有事。换言之,日本在这两个方向作战虽然都取攻势,但在钓鱼岛有事时担任主攻角色,而在台湾有事时则担任助攻角色。展望未来,日本一旦行使集体自卫权,就有可能在台湾有事时与美军并肩作战。

   三、美国对日本外交走向的影响

   日本在美国占领下一度丧失外交权。后来,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重返国际社会,走上重新大国化之路。可以说,没有美国的卵翼和扶持,就没有战后日本的东山再起。

   战后美国鼓励日本面向西方的倾向。1992年以前,美苏两极对立是世界的基本格局。在不可能建立亚洲的北约的情况下,美国靠《日美安全条约》来维系其与日本的关系。在美国的引导下,美日同盟不断加强:两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建立经济伙伴关系;70年代中期建立政治伙伴关系;冷战后致力于建设军事伙伴关系。在此过程中,美国有限支持日本重新大国化,换取日本对它和西方世界的支持。1992年以来,美国虽然力图独霸世界,但多极化加速发展。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靠加强与日本的同盟来影响其外交走向。

   美国对战后日本外交影响很大。以日本对华外交为例,从吉田茂到佐藤荣作的历届政府虽然不都反华,却都亲美,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美国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很大。譬如,在美国的阻挠下,中日关系从民间层次升至半官方层次,耗时13年。1951年10月,吉田首相表示欲在上海设置(负责通商的)驻外事务所,遭到美国反对。在美国的强制下,吉田首相于1951年12月24日致函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保证日本不与新中国,而与台湾当局媾和。后来,鸠山一郎和石桥湛山两届政府谋求与中国互设商务代表机构,亦遭到美国阻止。直到1964年初中法建交后,日本才与中国互设联络事务所。又如,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7月佐藤首相下台,历任日本首相,慑于美国的震慑,无一敢于访华。即使是标榜自主外交的鸠山一郎首相也不例外。尽管周恩来总理一再邀请,但鸠山首相却始终把访华停留在口头上。直到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田中角荣首相才得以访华,实现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总之,战后日本的吉田茂、岸信介两届政府完全面向美国、追随美国,而其他各届政府都是主要面向美国、次要面向中国。时至今日,日本外交当局多少还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

   就中日美关系而言,美国对日本对华外交的影响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这与中美关系的性质有关。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中美关系从对抗走向缓和,美国对中日复交的态度从反对走向默许。在此时期,美国对日本对华外交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直到1972年才转趋积极。可以说,没有1972年初尼克松总统访华,就没有同年9月的中日复交。20世纪70至80年代中美联合抗苏,美国对日本对华外交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冷战后中美竞争加剧,导致美国对日本对华外交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其表现主要有二:第一,美国在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的同时,加强与日本的同盟。这导致日美对中国的二对一格局刚性化。第二,在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对日施加更趋消极的影响。

   从全局看,战后美国为了保持对日外交影响,有限地扶植日本:冷战前期,拉日本遏制中、苏;冷战后期,拉日、中遏制苏联;冷战后,拉日本抑制中国。美国采取这一政策,是因为日本与它有共同的地缘战略利益。但是,美国既能扶植日本,也能在必要时抑制日本。美国抑制日本,既能产生积极影响,也能产生消极影响。其表现主要有二:第一,1968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后,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此问题上,美国为维护既得利益,对日本争常采取两面手法:口头上支持,行动上反对。这表明,美国为了保持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地位,不是促进,而是压制日本的政治大国化。就中国而言,美国的这种影响是积极的。第二,日本在世纪之交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目标后,美国先是静观,后于2008年另搞一套,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倡议。美国此举意在抑制日本面向亚洲倾向。就中国而言,美国的这种影响是消极的。

   总的来说,战后日本外交走向是脱离美国的控制。它能走多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取决于中美力量对比的改变。预计此趋势将缓慢、曲折地发展,长期处于量变阶段。这规定着,日本将长期与美国结盟,但日益面向亚洲。

  

   刘世龙,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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