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蒙培元:从心灵问题看中西哲学的区别

——《蒙培元全集》第七卷

更新时间:2022-05-14 15:20:50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心灵问题是中西哲学的共同问题,但是中西哲学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颇不相同。可以说,中国和西方形成了两种具有不同倾向、不同特质的心灵哲学。

   西方哲学传统认为,人的心灵不是完美的,因此不能在心灵自身中解决所有问题,必须在心灵之外寻找完美的理念世界;心灵的职责就是如何去认识它、掌握它。西方宗教哲学更是认为,上帝才是最高实体,人的心灵带有原罪,是有缺陷的,需要拯救。西方哲学与宗教在心灵问题上固然有许多区别,但这一基本出发点则是共同的。

   中国传统哲学(至少是主流派哲学)则认为,人的心灵从根本上说是完善的,用王阳明的话说,是“完满自足”的。儒家的孔孟,道家的老庄,都从各自立场肯定了这一点。孔子的“仁学”实质是一种心灵哲学,孟子的心性说则完全建立在心灵之上;老子的“道德”说以“心德”为道之体现,庄子的“真心”说则以心灵为本体。中国哲学也讲世界本体或本原的“天”与“道”,但“天”和“道”内在于心而存在,即所谓“道心”、“天心”(或“仁心”)。庄子的“真心”即是“道心”,孟子的“仁心”即是“天心”(“天之所与我者”)。至于玄学家(新道家)的“寄言出意”之心和理学家(新儒家)的“本体心”,就更是如此。总之,中国哲学所说的心上通“天道”、“天德”,心与世界本原或本体相通,“只心便是天”(程颢语),因此,人不需要到心灵之外去找什么“实体”或“原型”,全部问题都要在心灵中解决。纵观中国哲学,包括儒、道、佛三大主流,无不主张最后都要回到心灵自身。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是主张自我完成、自我实现的。

   中国哲学对心灵也进行过一些分析,但基本上是整体性的、辩证的。如孟子的“本心”与“欲心”,庄子的“真心”、“成心”与“机心”,玄学家的“道心”与“识心”,佛教的“清净心”与“染心”,理学家的“道心”与“人心”、“未发”与“已发”,等等。只有清朝的戴震明确区分了知、情、欲。毫无疑间,心灵是一个生命主体范畴,尽管有“宇宙的心”与“个体的心”之区别,但“宇宙的心”决不离个体心而存在,上下内外、一以贯之,就是心灵的全部意义。

   西方哲学对心灵有各种分析,其中最重视知性或理性的作用和意义,认为知性、理性是人的根本特征,因此有“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说法,后来又有“人是语言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等说法,均是从知性、思维的意义上强调心灵的智能或认知功能。中国哲学则认为,唯有“性情”最重要,是人人所必须具有的。人而无性,不可以为人,人而无情,不可以为人,性与情才是人的本质规定,故中国哲学又可称为“性情”之说。在中国哲学看来,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情感的动物”(方东美先生即有此说)。当然,这里所说的“情”并不是单纯的感性情感。

   同样是心灵哲学,由于中西方着眼点不同,发展趋向也不同。西方哲学由重智能、知性而提倡“理性”,中国哲学重视情感、情性,因而弘扬“性理”。“理性”和“性理”之别,正是代表两种不同类型的心灵哲学。梁漱溟先生把中西哲学的区别归结为“理性”与“理智”的区别,认为中国哲学是“理性”的,西方哲学是“理智”的。他所说的“理性”主要指道德理性或实践理性,而“理智”,主要指理论理性或认知理性。后来有很多人采用了这个说法,以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区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不同特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应当看到,中国的实践理性同西方康德的实践理性不同,其间的区别需要分析。

   “实践理性”是从康德哲学中采用过来的,康德虽然认为“实践理性”能够解决无限、自由和上帝一类的问题,但他建立“实践理性”所用的方法仍然是“纯粹理性”的,或曰“思辩理性”的,因为康德认为,道德情感并不能通向自由意志。中国哲学的道德理性来源于道德情感,而道德情感则是心灵所固有的,这一点同康德确有区别。至于道德情感如何提升为道德理性,除了直觉,更重要的还有体验。就直觉而言,并不是纯粹智的直觉,还有情感体验在内,不如说是体验层次上的直觉。

   西方的“理性”有各种用法,有所谓“思辨理性”、“纯粹理性”、“认知理性”,后来又有所谓“工具理性”。用法虽异,但西方“理性主义”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强调对象性、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或逻辑上的一义性、可证明性。由于它和心灵的知性或智性联系在一起,因此向形式化、逻辑化、分析化、智能化方面发展,统而言之曰智性或心智。以笛卡尔为例,正如里查德丁·伯恩斯坦所说:“要证明某主张为知识,惟有诉诸理性本身。我们对那些单单依据感觉、以往的意见、偏见、传统或某种权威而确定的知识都必须持怀疑态度。或许我们可以有很多途径去知道某个东西,但能确认某主张为知识的有效性的法庭是理性——一种普遍的、超出了历史的偶然性限制的、为一切有理性的存在共同具有的理性。”[1]

   中国的“性理”则不同,它强调非对象性、内在性、特殊性、应然性或实践上的目的性。它和心灵的情感需要、情感态度相联系,因此向本质化、综合化、艺术性、实践化方向发展。就心灵的向度而言,前者是向外的、发散的,后者是向内的、收缩的。就心灵的价值追求而言,前者产生了“知识即价值”的价值观,后者产生了“本心即价值”的价值观;前者以追求知识为目的,并发展为“知识即力量”、工具理性和技术中心观念,后者以追求精神宁悦为目的,有“安贫乐道”的传统。

   可以说西方哲学重智、因而是智能型的,中国哲学重情、因而是实践型的。所谓“智能型”,并不限于西方近代哲学所说的“认识论”,还包括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理念论、人性论等,它所探讨的是人的智力、智能究竟有多大力量,能达到什么程度和极限,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模型论、图像说、认知结构说和认识方法论,并且发展到用人工智能(现在又有神经网络智能)模拟人的心灵奥秘。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同这种心灵哲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中国哲学所强调的情感固然包括情绪、激情之类,但更重要的是指情态、情调、情怀、情操、情境、情景一类高级情感,或者说是理性化、甚至超理性的情感,即所谓“情理”、“性情”。情理合一、情性合一,是中国心灵哲学的真正提倡与追求,它要把人的情感升化为普遍的理性精神,获得一种精神享受,从而使人的精神有所安顿。

  

  

   事实上,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只有心灵境界说才是中国哲学的特点所在。“意义”的认识也好,心灵的“感通”也好,都和心灵情感的自我提升有关。由道德情感而提升为道德境界,这是儒家的心灵境界观。孟子主张由“四端”扩充为“四性”,《易传》所说的由“性”而至于“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扩充”就是提升,就是超越,即超越“小体,实现“大体”,超越“小我”实现“大我”。“大体”者,本心、仁心之谓也。本心、仁心就是天,所以只要“尽心”,就可以知性、知天,获得“天人合一”的境界。理学家的“体不离用,用不离体”,“情不离性,性不离情”之说,实际上仍然是以心灵情感为基本的出发点建立其形上学的。因为性虽然是本体,但这不同于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它只是心灵的潜在本体,是一种可能性或目的性,其实现则完全靠情,而情则是现实的、具体的。当性情合一、体用合一时,性也就是情,情也就是性,这就是理学家所说的“性其情”,也就是“性通天”。

   由审美情感而提升为美学境界,可说是道家的心灵境界观(当然不止道家,儒家和佛教禅宗都有类似的境界观)。庄子主张“无情”,是针对道德情感而言的,他当然不会提倡孟子所说的情,但庄子哲学不仅充满了激情,而且把“自然之情”看成是人的真性情,是心灵中最重要、最美好的东西。有了这种“自然”真情,才能体验到“自然之理”、“天地之美”,才能超越自我而“与天地精神往来”。这个“天地精神”决不是概念化、逻辑化的普遍精神或“绝对精神”,而是同生命息息相关的,是一种心灵的自由境界。

   由宗教情感而提升为宗教境界,是中国的儒、释、道哲学所共有的,而于禅宗尤为明显。佛教本来追求一种超越的永恒的宗教境界,但在禅宗看来,这种境界并不在“彼岸’,它就在每个人的心灵之中,这种境界的实现也不是通常所谓认识所能做到的,而是靠直觉体验和顿悟实现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它不仅不反对七情六欲,而且主张在七情六欲或“平常日用”中实现超越。即瞬间即永恒,即刹那即无限,是禅宗哲学的重要特点,这实际上就是在自我体验中实现自我超越的心灵境界或意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文学艺术,正是禅宗哲学最有魅力的运用和实践。试问,离了情,哪有禅宗的体验?哪有以“风花雪月”为主题的禅诗与画?用西方传统哲学的眼光看,禅宗哲学不可理解,但是用中国哲学的眼光去看,则完全可以理解。禅宗所提倡的境界,既是宗教的,又是美学的,它产生了中国的宗教美学,其根本精神便是不离情感而又超越情感。

   所谓境界,是指心灵之境,这里既有认识问题,又有情感体验问题,而认识离不开体验,无论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都是一种情境、意境,即心灵之境,而不是什么客观实在之境。所谓“境”,当然不能离开客观对象而存在,但心灵之境恰恰是收尽一切客观对象于自身,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王阳明“观山中花”,当观花时,花树一时明白起来,当不观花时,“俱归于寂”。“观”是知觉,但这不是纯粹认识意义上的观,而是通过知觉得到一种“心物合一”的情境或心境,这种观,与其说是认识,不如说是“欣赏”。因此,我们不能把它说成是主观唯心论,因为它根本不是通常所谓认识论的问题。用西方“求真”的、智性的、理性的哲学来探求心灵问题,就很难有这样的心灵境界,因为它是由心灵体验(包括直觉)得到的,不是由客观的理性认识得到的,它是充满情趣的,而不是排斥一切情感的。中国哲学所追求的真理境界,也是指生命或人生的“真谛”,如同孔子所说的“真情实感”,如同庄子的“无情而有情”,也如禅宗的“明心而见性”,它既不是逻辑的“真”,也不是实证知识的“真”,而是生命存在之真。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思的基本特征是“清楚明白”,这句西方哲学的名言,后来虽然受到存在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但它产生过很大影响,代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国哲学也讲思,但它讲“近思”(孔子语)、“慎思”(《中庸》)、“反而思之”(陆九渊语),即“思其在我者”(孟子语)。“在我者”不是别的,就是性情。所以这种思,不是逻辑的思、概念推理的思,而是自我直觉的思,自我体验的思,是以情感体验为基础的,决不是西方哲学所说的“纯思”。

这里涉及心灵的超越问题。中西哲学都讲超越,但大不相同。西方哲学由于重智力、智性,必须有一个对象(无论是自然界或是人自身),以求认识之。因此在西方哲学中,主客界限是分明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横向关系,心灵的超越是横向超越(有人称之为“外在超越”。比如寻求外在的实体包括现象学所说的“事情本身”、“事物自身”)。无论是本体实在、观念实在还是经验实在,都有明确的对象或客体,而心灵与对象总是处在主客对立之中。心灵的超越就在于超出自身的限制,达到某种普遍的实在或实体,不管是否能达到,或达到什么程度,它总是以此为目的,不管人的认识能力有限还是无限,它对此充满了信心。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说:“尽管人类思想及认识永远不可能是完整的——不可能超出在这个地球上存在的一切事物的能力,但这种人类认识之路的神奇性却绝对不会减少。对于人来说,这种人类认识之路,像人一样总是通向光明的前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360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