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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主体思维

——《蒙培元全集》第七卷

更新时间:2022-05-14 15:04:41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第一节 概述

  

   我们这里所说的主体思维,是以主体自身为对象、以主体意识的意向活动为定势,并以主体实践的自我完成、自我实现为目的的思维方式。其中包括自我反思的内向思维、情感体验的意向思维、主体实践的经验思维和自我超越的形上思维。这些构成了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的主要特征。

   所谓意向思维,是与对象思维相对而言的,它以主体意识的意向活动为其思维的主要形式,以主体的情感意识为其思维的主要内容。能不能说,意向思维同对象思维的区别,就是中国传统思维同西方传统思维的区别呢?对此当然不能作绝对的肯定或否定。就人类思维的一般特征而言,意向思维和对象性思维并不是构成互相对立、互不相干的两种思维方式,不能简单地说,西方人的思维都是对象思维,中国人的思维都是意向思维。但就其基本特征或整个传统的主流而言,中国哲学思维确以意向思维为主要特征,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传统思维,以主体的情感意向为基本定势,这是同中国哲学重视心理情感的特征分不开的。它主张通过主体的内在的情感需要、评价和态度,通过情感意识的自我评价与自我活动,获得人和世界的意义。因此,它不同于以外在事物及其性质为对象的科学思维。

   这种思维同任何思维一样,也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但它赋予经验以主体意识的特征,使经验带有主观需要和态度评价的色彩。这种思维通过对经验的过滤,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其目的在于获得事物(包括人生)的“意义”,而不是事物的客观“性质”。就中国传统思维而言,其特点还在于,它主要是获得人生的意义,并不是获得如同语义学或其他哲学所说的关于世界的意义。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意向思维,类似于现象学,但又不完全是现象学的。它不是通过怀疑主义和思辨哲学的途径,把经验仅仅说成是现象的或主观的,从而主张意识本质的“还原”,或者实行所谓“悬搁”或“括起”,只从纯粹意识的本质中寻求世界的意义。中国传统思维始终是承认经验的,也是重视经验的(包括陆王那样的学说),并在经验的层次上,承认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如何认识世界和人生意义的问题上,确实又有意识“还原”的倾向,就是说,从主体意识出发,按照主体的需要、评价和意向,赋予世界以某种意义,并且把意识还原为某种本质的(或形式的)存在,由此决定了思维的基本模式或程式,因而具有明显的主体特征。

   同现象学的最大区别是:中国传统思维不是用排除经验的方法,把“现象”仅仅局限在纯主观的范围内,从而“回到事物本身去”,以便为世界“设定”意义。它承认现象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主观同客观、内在同外在的统一,主体意识的意向内容就是世界的根本意义,二者是完全合一的。而现象学所说的主体,是个体的存在,因而更具有主观色彩;现象学所说的现象,一般都是中性的。中国传统哲学则不完全如此。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家和佛家,既强调个体,又强调普遍性与超越性,个体的人同时又是超越的人,至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则强调社会群体性,其意向思维主要表现为社会伦理型思维,就个人而言,则是道德实践型思维,其意向之所在,就是道德实践,道德的善,就是全部“意义”。

   如果从哲学层次上说,中国传统思维不是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由此确立人对自然界的主体地位——认识的主体性原则,而是把人与自然、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在这种统一中确立人的“主宰”地位,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论的主体性。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主体实践型的意向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主观情感和意志意向的因素。意向本身就具有实践的特征。

   所谓内向思维,是就思维的指向而言,它是返回到心灵自身的自反思维,也就是主体以自身为对象的思维。在心理学上,有所谓内向性格与外向性格之分,凡心理行为指向自我和内心世界,重视内心体验,多从主观态度出发者,称为内向型性格;凡心理活动指向外部世界,重视外在事物,多从外部情况或环境出发者,称为外向型性格。哲学上所说的内向思维,与此有关,但又不完全相同。哲学上所说的内向思维,是就思维的一般指向或一般倾向而言。中国传统哲学把主体的内在意识作为思维的根本对象,也就是把内在意识的自我觉悟与自我实现作为主要目的,强调完成自我人格,实现自我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思维方式基本上是内向型思维,即主张返回到自身,确定自身的存在和价值,认识自身的内在本质。这种思维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向内收缩而不是向外伸展,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不是认识客观的外部世界。它具有某种封闭性,,但又不能说是完全自我封闭的。它以“内外合一”为其基本的思维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重视外部经验的重要作用。就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言,中国传统哲学一般承认自然界的先在性、本原性,并且建立了宇宙本体论。但这仅仅是一个前提,自然界并不是作为认识的对象而存在,而是转化为人的内部存在,在人的心灵中就内涵着自然界的普遍原则。儒家讲“天”,道家讲“自然”,但“天”或“自然”是由人的本质、人的本性来体现的,或者说包含在人的先验认识之中。只要认识了人之所以为人,也就认识了天之所以为天、自然之所以为自然。从根本上说,它不需要到人以外的自然界去认识天道或自然。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思维,人不必对自然界进行客观化、概念化的分析,自然界的意义就内涵在人的存在之中,人是自然之道的真正体现者或实现者,对人的存在和本质有所了解,就是对自然界法则的最根本的了解。这同西方传统哲学确实是大不相同的。因为西方传统哲学是在人和自然相分离、相对立的意义上认识自然并认识人自身的。它并不忽视人的主体性,但是与中国哲学有所不同。

   照中国传统思维,人的存在是精神和肉体的统一,但人之所以为人又被归结为精神存在。在这个问题上,道家和儒家有所不同。道家强调人的自然性,儒家则强调人的社会性,但自然性实际上或主要是指超越性,社会性则被赋予自然性的特征。他们都把人和自然合一了,或者是把自然人化了,或者是把人自然化了,人和自然的界限很难区分。就思维指向而言,他们都主张反身内求,“反求诸己”,从主体自身寻求普遍意义。但是它并不主张进行纯粹的精神分析。它与内省心理学那样的心理要素分析决不是一回事。在中国佛教哲学中,有唯识宗(又名法相宗),确实具有外来宗教哲学的特点,主张心理或精神要素——意识的分析,有所谓“八识”之说,并强调能所、心相之分。但这种学说在中国并未得到发展,未能被中国人普遍接受。这说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向思维,具有自己的特点,它不是主客体对立意义上的内向思维,而是主客体统一、人与自然合一意义上的内向思维;它不是把人作为客观对象去认识,而是作为思维和实践着的主体去认识。一句话,它不是认识论的,而是主体论、价值论的。

   关于主体实践的经验思维和自我超越的形上思维,也是主体思维的重要特征。中国传统哲学是实践型哲学,不是思辨型哲学,其思维方式自然是实践型的,不是思辨型的。中国人的思维具有强烈的实践特征和经验特征。其主要表现是,思维的认识层面以主体实践的需要和目的为依归,以实践的效用为转移,把实践放在首要地位,而认识自身缺乏独立性、思辨性。认识离不开实践,只能在实践中完成。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又是它的归宿。实践和认识具有直接的统一性,缺乏中间环节。由于这种实践主要是主体的人格实践和生活实践,与个人的生活经验不可分,因此,它又是个人实践层次上的经验思维,即重体验而不重理论、重实用而不重推理。在中国没有发展出思辨理性,与这种思维方式有直接关系。中国哲学理论大都是关于实践的理论,而不是概念论或逻辑化的形式理论。“为知识而知识”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几乎是不存在的。这也是中国传统思维同西方人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区别。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哲学缺乏超越意识,多停留在具体的经验层次,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哲学根本没有超越意识。中国哲学也有自己的形而上学,也主张超越。但是,和西方哲学与西方宗教不同的是,由于中国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哲学,因此,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人学形上学,是关于人的存在的形上思维,这就决定了它是内在超越,是自我超越,不是外在的超越。这同自反思维也是一致的。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思维,同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很重视人的问题,一直以人为中心而展开。它要解决的,是关于人的存在、本质、意义和价值的问题,是人生的意义问题,并不是解决自然界的存在及如何认识自然界的问题。人和自然界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思维主体不是面向自然界,以自然界为其认识对象,从而形成对象化、公理化、形式化的思维方式,而是面向自身,进行内在体验和自我反思,因而具有内向化、意向性和主体实践性特征,是本体认知或存在认知基础上的形上思维。

   传统哲学把“道”(无论儒家或道家)作为根本范畴或最高范畴,但所谓“道”,有“天道”与“人道”之分,传统哲学中除极少数人主张“天道”与“人道”的区别与对立,其主流派则主张“天道”与“人道”合一,对“人道”的认识就是对“天道”的认识,知其“人道”即知其“天道”。其实,不管是主流派,还是非主流派,事实上都关心人道而不是天道。道家关心天道,是为了说明天道即人道;儒家关心天道,是为了说明人道即天道,其实,他们的立足点都是人而不是天。人道的核心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性,并且是形而上者,这就决定了传统思维不仅是内向型和意向型思维,而且是主体实践型或自我超越型思维。

  

第二节 内向思维

  

   一、自我反思

  

   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传统哲学一贯重视关于人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对于人之所以为人之性或人的内在本质的自我认识。人性被说成是“天道”或“自然”之赋予人者,但又被归结为人的内在本性,它既是自在的存在,又是自为的存在。认识并实现自己的内在本性,这是传统思维的根本特点之一。

   在传统哲学中,“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是主体性的标志。但心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人的理性及其功能或作用,它首先标志着人的存在。心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或人性的承担者。这同西方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不是一回事。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虽是怀疑主义的说法,却包含着理性主义的原则,在本质上是观念论的,强调“清晰明白”的逻辑观念的先验性和普遍性。中国哲学则强调心的本质存在,因而是本质论。人心固然有“思”,“思”固然是心的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但心之所以能思则是“天之所与我者”,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性,其所思不是别的,正是心所具有的内在本性,即人之所以为人者。自从孟子提出“心之官则思”这一命题后,该命题成为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普遍接受的重要思想,就其真实涵义而言,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思考心外之物,也不是思考概念的明晰性,以确立普遍原则,而是思其自身,即“天之所以与我者”。这说明中国传统思维,正是以自身为对象,是思维的自思维或思维其思维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我反思”。这种自我反思并不是概念论或观念论的理性思维,而是一种自我觉解或自我觉悟的体验和直觉思维。

   所谓觉解或觉悟,就思维形式和方法而言,属于体验型直觉思维;就其思维指向或定势而言,则是自我收缩的内向思维。前者是解决如何觉解的问题,后者是解决觉解什么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密切联系的,但又不能混为一谈,因为直觉并不都是内向的自我直觉,只有中国哲学才十分重视并主张内向的自我直觉,并且伴随着自我评价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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