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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自我反思型内向思维

——《蒙培元全集》第六卷​第二章

更新时间:2022-05-14 12:30:49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一、反求诸己

  

   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并不重视对于外部事物的认识,而是把重心转向主体自身,重视对于人的自我认识。但人也是一个自然物,中国哲学所提倡的,并不是对于作为自然物的人的认识,而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也就是对于人的内在本性的自我认识。

   按照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人的本性被说成是“天道”或“自然”之赋予人者,即内在于人者。它既是自在的存在,又是自为的存在。作为自在的存在,它是自然的;作为自为的存在,它又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认识并实现自己的内在本性,这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根本特点之一。

   在传统哲学中,“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是主体性的标志。心是主宰身的,故被称为“一身之主宰”(朱熹语)。但心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人的认识器官,即物质实体及其功能或作用,它首先标志着人的存在。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所在,或者说,心是人性的真正承担者。中国哲学家喜欢说“人者万物之灵”,这个灵处就在于心。心不仅具有灵明知觉作用,而且是人之所以灵于万物者,即人的本质所在。这同西方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不是一回事。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从思维方法讲,是一个怀疑主义的说法,同时又包含着理性主义原则,在本质上是观念论的,他强调“清晰明白”的逻辑观念的先验性和普遍性。中国哲学则强调心的本质存在,因而是本质论的。心固然有“思”,“思”固然是心的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但心之所以能思,则是“天之所与我者”。这个“天之所与我者”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性,不只是天赋的思维能力。“能思”是心的功能,“所思”则是心的存在,它不是别的,正是人的内在本性“心之官则思”(孟子语),就其真实涵义而言,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思其心外之物,也不是以概念的明晰性为特征的先验的理性原则,而是反思其自身存在。这种思具有自我觉悟、自我呈现的意义。

   这说明,中国哲学思维是以自身为对象的自反思维,也就是思维的自思维或思维其思维者。这种自我反思不是概念论或观念论的理性思维,而是一种自我觉解、自我觉悟或自我直觉。

   所谓觉解或觉悟,就思维形式或方法而言,属于体验型直觉思维;但就其思维指向或定势而言,则是自我反思型的内向思维。前者是解决如何觉解的问题,后者是解决觉解什么的问题。这二者是密切联系的,但又不是一个问题。直觉并不都是内向的自我直觉,体验也不都是自我体验。现代科学所说的直觉思维,虽然具有很明显的主体因素,但就其基本特征而言,仍然是外向思维。只有中国哲学才十分重视并主张内向的自我反思、自我直觉。

   在传统哲学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之性,离不开心,性就是心的本质存在或心之所以为心者。心作为主体性的根本标志,并不是“一团血肉”,它是情感、意志和知性的统一,是一个合知情意而为一的内外合一的整体存在,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孟子语),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这里所说的物,既是主体意识的内容,又是主体意向的所指,它未必是作为感知对象的外物,但却是关于事物及其意义的意识。因此,这不是“存在就是被感知”那样的主观唯心论,而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主体论的特殊表达。心也不是一块白板或一张白纸,如同西方某些哲学家(如洛克)所说,可以在上面涂上各种颜色;心也不是一面镜子,如同某些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所说,可以照见外面的事物。在中国哲学中,心固然是知觉、思维的器官,但它首先是作为人的存在及其主体意识出现的,至于世界的意义,就内涵在每个人的主体意识之中。心就是知,也就是性。儒家自孟子以来的道德主体论,都是这样主张的。

   其他各家的思想,也都与此有关。他们无不认为,心是人性的主体承担者。佛教中的禅宗就是如此,道家包括玄学,也不例外。他们都很重视心,也很重视性,当他们把心性合一起来时,也就把心看作是存在范畴。这一点深深地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形成一种传统,变成人们的思维习惯,即返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把实现自我认识、自我觉悟作为人生的主要任务。这是如何做人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认识世界、征服世界,以满足外在需要的问题。在这里,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充实和实现自己的心灵世界,是人生的最大追求,不是为了追求别的什么目的。否则,人不过是一个“躯壳”而已。心也就是孟子和后世儒家所说的“良贵”,心之所以为贵,就在于它是自我完备的价值尺度、价值标准。正如明儒陈献章所说:“人其七尺之躯,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贵,浑是一包脓血裹一大块骨头,饥能食渴能饮,能著衣服能行淫欲,……百所为一信气血,老死而后已,则命之曰禽兽可也。”[1]

   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中国哲学最关心的问题。中国的哲学家们几乎无例外地主张,人决不仅仅是感性动物,也不仅仅是理性动物,更重要的是一个“万物皆备于我”的精神主体。他不需要到对象中去寻找人的本质,也不需要通过人的对象化或物化的形式去解决自身的问题,只有返回到自身,认识心是什么、性是什么,以其能觉之心觉其所觉之性,这个问题才能解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宋儒陆九渊的名言,也是儒家大多数人所同意的(只是细微处有差别)。这个心就是道德之心,这个理就是道德理性。我有道德之心,人人皆有道德之心,我有道德理性,人人皆有道德理性,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按道家所说,我有“神明”之心,人人皆有“神明”之心,我有“自然”之性,人人皆有“自然”之性,这就是人的本质存在。因此,人应该认识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中国传统哲学就是这样教导人们的。

   既然这是中国哲学最关心而且讨论得最多的问题,自然也就成为传统思维的基本特征。按中国哲学所说,人人都有内在的本质存在,但是人人未必都能自觉,因而未必都能实现。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自觉。儒家所说的“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这种理想的圣人境界,正是高度自觉的结果。要实现自觉,必须反身而思、反求诸己。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2] 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那么一点点道德本心,这正是人之所以贵于万物者。但是,如果不能思而存之,实现自觉,也就和禽兽差不多了。能觉与不能觉,关键在于能不能自我反思即“反求诸己”。因此,理学大师朱熹把这称之为“梦觉关”。能自知其性便是觉,不能自知便是梦,觉是圣贤境界,梦只是生物境界,即便是终身行之,却如同“梦过一生”,失去了人的意义和价值。可见,能不能自我反思从而实现自我觉悟,便成为能不能实现人的本质存在的关键。

   实现人的自觉,就是返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思其在我者”,已如上所说。儒家所强调的自我反省,就属于这种思维。如孔子所说的“内自省”、“内自讼”,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之类,都主张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心灵深处解决问题。要明白做人的道理,但又不能向外界环境或物化对象探求人的本质和行为法则,那就只能向内在的心灵世界寻求解决,如同射箭,不在于“的”,也不在于“矢”,而在于自己的心,“射者正己而后发,……反求诸己而已矣”[3]。只有正己,才能正人、正物。儒家特别是理学家所提倡的“慎独”也是如此,“人不知而己独知之”,要知什么呢?做人的道理。因为这个道理就在自己的心里,不在心外,所以不需要向别处去求,也不需要让别人知道。这可以说是一种内在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也是以自我修养为特征的半封闭性的思维方式。

   儒家提倡“诚”和“仁”的哲学,就集中地表现出自我反思型的主体内向思维。“诚”本来是一种真实而无欺的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但儒家把它说成是“天人合一”的道德本体,既是天之所以为天之道,又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并且内在于人而存在。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4]《中庸》则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免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5] 儒家提出天道,是为了说明天所赋予人之性,即“天命之谓性”[6]是也。天道之诚,不仅内在于人,而且要人来实现“思诚”作为人之道,是实现天道之诚的根本方法。这就必须反求诸己而诚其心,诚其心也就实现了天道之诚。

   “思诚”也就是“明善”,“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7]。返回到自家身心,明白自己的善良本性,这就是“思诚”,并不是思其在天之诚,因为天道之诚无非是心的本质存在,离心无所谓诚。所谓“择善而固执”,不是向别处去择善,而是择心中固有之善或善的潜在本质。不仅要“明善”、“择善”,而且要“死守善道”,守而不失,这就是“反身而诚”[8]。不反身则不能诚其心,不能诚其心则无以明天道之诚。

   对于什么是诚、什么是善,儒家一般不作概念分析和逻辑论证,只是要求人们返回到自身,进行内心体验和直观透视,作整体把握。这同西方关于善的学说并不完全相同。西方人重视概念的明确性,强调在概念上把握什么是善;儒家则重视有机整体性,智仁勇统一,真善美合一,不作概念分析,强调内省。在儒者看来,这是成就自家身心性命之事,不是什么概念知识之事;是要完成一种理想人格,不是获得什么知识。因此,它不需要进行辩论和探索,也不需要公理化、形式化的知识系统。

   《中庸》又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9]“自成”是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完成自己;“自道”也是如此,都是自己内心世界的事,不是外部世界的事。“自成”之诚,就是心中自有之诚,能做到自诚,就能有物,即“诚有其物”,天地万物皆备于我。因为心之诚,就是天道之诚,能自成其诚,就能实现天道之诚,而天道之诚则是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者,故心诚则有物,不诚则无物。做到心诚,不但是“成己”,而且能“成物”,即成就万事万物。《易传》说“修辞立其诚”,也是成就这样的存在意识。有句古语说“只要心诚,金石为开”,则是这种思维的发展运用,它说明只要心诚,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坚如金石之物,也能为之变化。这里表现了自反思维的主体能动性特征。

   儒家认为,要完成理想人格,必须作出正确选择;要作出正确选择,就要以人的内在潜能或善性为前提,就是说,自有其诚心,自有其善性。诚其心是自成其诚,择其善是自择其善,使自己的诚心善性得到自觉,得以实现。只要自己的诚性得到实现,就能成就万事万物,就不仅仅是“自成”的问题了。所以《中庸》又说:“诚者非自成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诚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10] 朱熹解释说:“诚虽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则自然及物,而道亦行于彼矣。仁者体之存,知者用之发,是皆吾性之固有,而无内外之殊。既得于己,则见于事者,以时措之,而皆得其宜也。”[11] 可见,要解决“成物”的问题,首先要解决“成己”、“自成”的问题,“成己”是出发点,“成物”是其结果。圣人之学,关键是“成己”,至于“成物”,那是“成己”以后的事,成己则自然能及物。这又一次说明,事物之能否成,是由人来决定的,不是由外在的什么力量来决定的。这就突出了人在自然界的主体地位。按照这种思维,不能“成物”而后“成己”,也不能在“成物”中“成己”,更不能以“成物”为务,必须在“成己”、“自成”上下功夫。

这种自反思维的主体特征还表现为“参天”的思想。人如果能自知其性,自成其性,便能够主宰万物,参赞天地之化育。“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2] 这种反推型思维,正是以自反思维为其根本前提和基础。这里的关键是“尽其性”。思维主体只有认识自己的本性,实现自己的本性,才能作天地万物的主宰。人和万物之性,都来源于天道,因而是相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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