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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成有:东亚变局视域下日本吞并琉球国的再审视

更新时间:2022-05-14 09:44:44
作者: 宋成有  
1654年,“再遣贡使,兼缴前朝敕印,请封,允之”。(16)此后,琉球作为东亚一国,继续奉中国正朔,谨守外臣之礼,双方联系不断。至19世纪50年代,琉球先后与美、法、荷兰等国签订多个条约,中琉特殊的宗藩关系得到欧美国家的承认。

   1868年1月,明治政府成立,奉行“国威”外交的国家目标中,中国为重中之重。1870年1月,日本外务省就日清邦交问题展开讨论,形成不使西洋人疑惑而“引出大害”、条约“无伤国体”、“循西洋各国与支那所缔之约”等原则,据此拟定日清条约草案,将两国关系纳入近代条约体系。(17)8月,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等一行抵达上海。9月至天津,拜会三口通商大臣成林,为缔约谈判探路。柳原带来日本外务卿泽宣嘉致总理衙门的书函,其文称,“方今文明之化大开,交际之道日盛”,“我邦近岁与泰西诸国互定盟约,共通有无;况邻近如贵国,宜最先通情好,结和亲”。(18)长期游离于东亚封贡体制之外的日本,开港后奉《万国公法》为圭臬,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近代条约体系,在封贡体制之外另搞一套。

   对此,清总理衙门的答复是:“中国与贵国久通和好,交际往来,已非一日。缘贵国系邻近之邦,自必愈加亲厚。贵国既常来上海通商,嗣后仍即照前办理,彼此相信,似不必另立条约,古所谓大信不约也。”(19)总理衙门囿于传统思维模式,“大信不约”成了一推了之的挡箭牌。柳原再去游说直隶总督李鸿章,谎称日本欲与中国同心合力对抗欧美列强。李鸿章以为柳原送来了“以夷制夷”的机会,力促总理衙门接受了日本的缔约要求,柳原的欺瞒策奏效。

   1871年6月,日本正使大藏卿伊达宗城、副使柳原率使节团抵达天津,与李鸿章等谈判缔约。日方以《日美修好航海条约》为蓝本,提出列入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条款的条约草案,兜售源自欧美的日式不平等条约。中方提出的条约草案删除最惠国待遇条款,并解释说此乃出于“优待邻邦之隆情”,“专欲特异于西例,以示两国别开生面之义”。(20)但日方却并不领会“优待”之情,也无意与中国“别开生面”。柳原援引近代国际政治的主权、条约概念,复函强调“夫修好通商之款,虽由两国主权订立,其休戚必与别国相关”,理由是“条规即天下之大道,一人得而行者,千万人亦得而行。凡西人所望于我,我之所拒于彼,必援别国条例为辞”,“故交际之道只可画一,不可特异开例”。(21)婉拒之中,不乏教训之意。中方关注邻国关系的温情,日方强调以欧美式条约为范本,双方对近代邦交的理解南辕北辙。日方基于一己之私的多重考虑,如建立凌驾于朝鲜的“上国”地位,对琉球另有所谋并对清政府“同光中兴”心存畏忌,故未坚持己见,双方最终在中方草案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1871年7月29日,李鸿章与伊达宗城在天津签署了《中日修好条规》《中日通商章程》和《海关税则》,相互承认领事裁判权和关税协议制,建立形式上对等的近代外交关系。欧美国家对日方提出质疑,要求解释条规第2条的缔约国“若遇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的规定,(22)明治政府遂生改约之意。1872年4月,柳原来华要求取消第2条规定并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李鸿章认为既已缔约,信守为要,予以驳回。其实,明治政府并无与中国信守的诚意,而是另有他图。

   1873年3月,日本太政官决定派遣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交换《中日修好条规》批准书。此时,在明治政府内部已形成将琉球划入日本领土的主流意见。副岛此行在表面上为交涉台湾事,实际上剑指琉球。事情的起因是,1871年12月,台湾南部牡丹社山民误杀漂流到当地的琉球国宫古岛民54人,余下12人被台南府城救助,转往福州乘船归国。1872年7月,消息传到日本,“征台论”鹊起。鹿儿岛县令伊知地贞、熊本镇台的少佐桦山资纪等前往东京,游说政府动武。前美国驻厦门领事、现任日本外务省顾问的李仙得(Le Gendre)等提出“台湾蕃地无主论”,教唆外务卿副岛借口保护琉球人,乘机占领台湾。1873年4月,副岛率柳原、携李仙得抵达天津,同李鸿章交换《中日修好条规》批准书,并举行会谈。时值同治皇帝载淳亲政大典,双方在觐见礼节上颇费口舌,至于牡丹社事件,副岛绝口未提。

   1873年6月,柳原在同总理衙门大员毛昶熙等会谈时,声称“生蕃”在蕃域劫杀“我国人民”,“我国政府将出使问其罪”,为不伤和气,预先告知。针对柳原的琉球人为“我国人民”之说,毛昶熙等回应说“只闻生蕃掠杀琉球国民,并不知系贵国人事”,强调“琉球国是我藩属”,已将生还的琉球民送回国。(23)柳原的说辞,虽在发难台湾,但意在表明琉球的宗主权,挑起琉球归属的争端。清政府军机处大员也对此表明了中方的立场。

   1874年5月,在日本大久保利通政府的支持下,西乡与谷干城等率兵3600人南犯台湾,在社寮港登陆,攻杀牡丹社山民,在龟山构筑营房、医院、道路,准备长期占据。清总理衙门闻讯,立即照会日本外务省询问兵犯台湾事。清政府任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处理各国事务大臣,率人乘坐“安澜”“伏波”轮船,自马尾港出发,前往台湾岛。7月,淮军精锐13营6500人入台,驻扎凤山,与日军形成对峙。恰逢此时台南地区恶性疟疾流行,大批日军官兵染病身亡,士气极为低落,武力侵台已成骑虎之势。

   日本大久保利通政府进退维谷,只得另寻外交解决的途径。1874年7月,日本首任驻华公使柳原赴天津拜会李鸿章,投石探路。李鸿章责备日本“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指出:“生番所杀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何须日本多事?”(24)碰了钉子的柳原转赴北京,向总理衙门提出日本撤军的条件,即以军费的名义给予补偿。

   1874年8月,日本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率领诸省官员和美国、法国顾问,来华交涉。9月14日,大久保利通与恭亲王奕?等开始首轮谈判。在此后一个半月的8轮谈判中,赔偿的数额和名义为交涉的焦点。大久保利通提出索洋银500万元,约合白银200万两的无理要求,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配合默契,施加压力。奕?顾忌日本铤而走险与威妥玛“坚彼之援”,更苦于“我武备未有把握”,表示“中国不乘人之急”,拟予日本白银50万两的补偿。清总理衙门的让步,令大久保利通喜出望外,再经威妥玛斡旋,双方互换凭单:中方先支付抚恤金白银10万两,日军撤离后再付建房费用白银40万两,(25)但与军费无涉。

   1874年10月31日,双方签订《中日北京专约》,前言中将遇害琉球人称为“日本国属民”;第1条,中方承认日本出兵为“保民义举”;第2条,规定中国抚恤难民家属;第3条,规定中国约束台湾山民,永保航客不再受凶害。(26)一次偶发的不幸事件,经大久保利通等别有用心的运作,除勒索白银50万两之外,更重要的是专约中称琉球民为“日本国属民”,日军侵台为“保民义举”,认可了琉球为日本属国,给明治政府强调琉球“单属”日本并伺机吞并提供了口实。与此同时,大久保利通政府由此看透了清政府“息事宁人”的外交方针有隙可乘,在中国周边国家加紧布局,掏空东亚封贡体系的基石。

   三、刁蛮与横暴:日本吞并琉球谋略的再审视

   日本在吞并琉球的过程中,明治政府以武力为后盾,对琉球采取蛮横宰割乃至最终吞并的强硬政策,以求一逞。

   1871年7月,萨摩藩向日本外务省提出《琉球国事由取调书》,恣意编造1609年之前琉球臣属日本的历史,为接管琉球提供依据。1872年5月,大藏大辅井上馨建议将琉球国划归日本。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奉命赴首里,命琉球国王尚泰派员祝贺王政一新。9月,天皇睦仁向琉球贺使、王子尚健等颁发诏书,内称:“今琉球近在南服,气类相同而言文无殊,世世为萨摩附庸。尔尚泰能致勤诚,宜予显爵,升琉球藩王,序列华族。”(27)睦仁的一纸诏书,使琉球由国变“藩”,国王降为“藩王”,完全无视清琉封贡关系的存在。为防备清政府诘难,日本外务省在那霸设置办事机构“出张所”,全权处理琉球事务。

   如前已述,1874年10月《中日北京专约》签订,清政府大员糊里糊涂地承认琉球人为“日本国属民”,出兵侵台为“保民义举”,发给日军抚恤金白银50万两。原先由日本外务省派驻那霸的办事机构,改由内务省派出,琉球国的归属随之发生质变。

   1875年1月,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告知琉球官员,将用清政府的抚恤金购买抚恤米和蒸汽船发放给琉球;作为交换,琉球藩王尚泰前来东京致谢,实行藩制改革,废除与清朝的册贡关系,在那霸设置镇台分营。琉球国君臣迟迟不作答复,却忙于派出贡使赴北京参加光绪皇帝的即位大典。2月,英国驻华公使馆传来消息,由18人组成的琉球使团下榻招待国宾的会同四驿馆,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郑永宁遂致函清总理衙门,声称“琉球乃我国属藩”,借口“公使欲招待使臣”,要求“使臣归馆”。清内务府、礼部拒绝受理日本公使馆的信函,郑永宁遂至总理衙门,与恭亲王、吏部尚书毛昶熙等展开交涉。日方反复强调“琉球已是我国藩屏”,琉球使来京应报告东京,入住日本使馆。中方认为,接待外藩贡使早有“一定例典”,拒收信函可以理解。恭亲王强调,“琉球贡使从未说其国为日本屏藩,故其来中国的接待亦依从前的例典”,中方“可按成典,速遂使命,使其回国”,婉拒日方的要求。(28)进而,他以接待外藩为内务府和礼部管辖范围,与总理衙门无关,将交涉一推了之。推诿,而未直接交锋,辨明琉球的归属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虽一时息事宁人,却为日本吞并琉球提供了便利。

   1875年5月,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提出确保日本在琉球“国权”的5项意见:1.废除琉球每隔一年向清朝遣使的惯例;2.撤销驻福州的琉球馆,贸易业务由日本驻厦门领事馆接管;3.废除藩王更替时接受清朝官船册封使的惯例;4.“藩王”来东京谢恩,改革藩制;5.外务省接管琉球与清朝的交涉。(29)上述意见的核心问题就是切断琉球与中国的封贡关系,由日本独享琉球的权益。日本太政官据此发布多项指令,包括在琉球设置熊本镇台分营,以武力为后盾,使吞并琉球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1875年5月29日,日本太政官大臣三条实美下达第8号通告,命令“琉球藩”自此起停止向清朝派遣朝贡使或庆贺使,“藩王”更换时不接受清政府的册封。6月3日的第9号通告命令使用明治年号和年中礼仪;派人来东京学习刑法定律;实施藩制改革;选派10人来东京学习。(30)并培养亲日派。随即,日本颁布了《琉球藩职制》,“藩王”为一等官;大参事、权大参事各一员,分别为四等、五等官;少参事、权少参事各两员,分别为六等、七等官;以上皆为奏任官。至于全大、中、少属、史生、藩掌等官位在八等至十五等官之间,皆为判任官。(31)

   1875年7月,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来到那霸,向琉球王尚泰转达通告,全面落实太政官的指令,强令琉球国弃清向日,使用日本年号,实施日本的刑法。琉球君臣对太政官通告中关于选派人员去东京研修法律或修学并无异议,但以琉球两属日本、清朝,“视两国为父母之国”,若停止向清朝派出使节或接受册封,不啻“忘却累世之恩,必失去信义而胸痛不已”,因此,为防止内乱,要求藩制改革缓行,撤销遣使、受封的禁令。(32)松田拒绝上述请求,继续贯彻内务省的既定方针,琉球王尚泰则消极抵制日本政府的指令,派遣三司官毛有斐等前往东京陈情遭拒绝,后又向驻东京欧美外交官寻求同情和支持的努力,同样打了水漂。

1876年5月,大久保利通命日本内务少丞木梨精一郎率警察进驻琉球,实行“海外旅行券”制度,限制琉球人前往中国。1877年4月,琉球王尚泰密遣紫巾官向德宏携带咨文来福州,向闽浙总督何暻、福建巡抚丁日昌陈告日本阻止朝贡等事。对数年间琉球国停派贡船大惑不解的清政府方得知原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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