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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曙光: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的重建

更新时间:2022-05-14 00:28:03
作者: 陈曙光  

  

   摘要: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才有了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文明。西方开辟了世界历史,主导建构了服膺西方利益的人类文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既从道义上宣判了西方定义的人类文明的非正义性,又从历史主义维度承认了其进步性。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崛起,为人类文明的重建提供了一线希望。但是,在西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世界中,人类文明的重建在实践上是艰难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确立一种与世界大变局相适应的人类新文明,是全世界的唯一选择。重构人类文明的根本旨向在于超越西方性走向人类性,超越非正义走向正义。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中国贡献的文明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种可能的新文明类型,是当今世界重建发展理性、治理理性、交往理性、安全理性的基本遵循。新的终将突破旧的,人类新文明终将自觉参与世界历史的理性塑造。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新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的前途命运,“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98-99页)。21世纪,中华民族对于世界的贡献,更突出地表现为对于文明的贡献,即在世界大变局中自觉参与人类文明的重建,积极引领人类的精神成长和文明进步。全球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维系共同体的秩序,有赖于形成普遍遵循的共同体规则,即人类文明。美好的全球共同体生活之所以可能,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建构各个国家普遍认可的人类文明。本文所讨论的人类文明,不是指某种单一的文明形态(如基督教文明),而是专指世界普遍交往中共同遵循的交往理性、文明规则,即“共同的公理”。在全球社会中,国家间要跨越对立,负责任地行动,前提是遵循国际交往理性,服从普遍认可的文明规则。

   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人类文明的出场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了世界历史的出场,才有了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文明。作为国际交往共识的人类文明是全球化的产物,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结果。

   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各个国家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呈现为原子式的个体,无法结成现代意义上的全球社会,即全球共同体。“前资本主义的传统国家是松散的、静止的国家”(王沪宁主编,第579页),“国际社会也是隔绝的、静态的,国家之间不存在不可或缺的交往关系”(同上,第580页)。国家间的交往是有限的,不同文明的交汇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存在现代含义的国际关系,因而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文明。这一时期,每个民族的活动构成其民族的历史,该历史只具有地域性的意义;每个民族的文明都表现为地域性文明,该文明只具有地域性的价值。所谓西方中心论、“普世价值论”都是不存在的。

   天涯成比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9页),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飞跃。伴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打破狭隘的地域界限;单一国家的活动逐渐走出闭塞或半隔绝状态,越来越受到“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同上);原子化的国家逐渐结成一个整体,超越地理边界的全球共同体正式走进历史舞台。封闭孤立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任何国家和民族唯有置身于世界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普遍交往关系中,全方位地参与世界竞争,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才有希望和未来。

   一旦走进世界历史,走进普遍交往的“地球村”,人类达成某种交往共识即“村规民约”的需要就变得尤为迫切。也就是说,各国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基辛格,第489页),需要建构基于普遍共识的人类文明。这是一种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的文明观。人类文明就其理想价值来说,应该成为全球社会的共同信仰、全球治理的基本遵循、普遍交往的行为准则;缺了它,国际交往就没有章法,共同行动就难以存续,世界秩序就会陷入某种混乱状态。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国际体系中的所有国家都接受一套共同规则的约束时,才存在一个国际社会。作为全球共同信仰的人类文明,本质上说不应该是某种单一文明的世界化,而应该是不同国家文明的调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强大国家往往掌握着塑造人类文明的主要权力,将一己之文明提升为人类之文明,将地域之规则膨胀为“普世”之规则;而弱小国家的文明则在夹缝中生存,沦为边缘性的存在。

   资本开辟了世界历史,人类文明打上了资本的烙印;西方开辟了世界历史,西方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基本底色。世界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西方文明超越地理边界而获得普遍性的历史。大航海把世界各国纳入一个单一“体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把各国人民紧密地联系起来。西方膨胀为“世界”的同时,其启蒙价值亦走向了世界,“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成为世界历史的主导逻辑,人类文明进入了西方主导的时代,“西欧从根本上重新改易了人类地理并在全球共同体上打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哈佛燕京学社主编,第78页)。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将剥削和压迫输出到世界的同时,也将西方的文明和价值观移植于世界。直至20世纪上半叶,全球化进程皆突出地表现为西方化。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寒指出,迄今为止的全球化进程具有双重性质:一是猎取、奴役和殖民的全球化;一是西方价值的全球化,“现今世界已拥有一个世界文明,它源于西方文明,是其科学、技术、工业、资本主义互动的产物,其中包含了一些普遍价值”(同上,第127页)。可以说,西方与资本“合谋”构建了传统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明。西方作为“世界历史理应如何发展”的设计者、主导者、推动者,把非西方国家纳入统一的历史进化路线图和文明谱系中,以己之文明解构非西方文明,试图参照己之模样建构一元的文明世界。

   西方主导建构的人类文明,本质上是非正义的。这种以资本为原则的人类文明,其基本性质是贪婪的和“进步主义的”,是征服的和“权利主义的”,是开发性的和“扩张主义的”。这是一套具有进攻性的综合知识框架,总体上服膺西方国家的利益,服从资本扩张的逻辑,服务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这种人类文明的理念在运行过程中外化为全球性政治、经济、安全、法治体系,导致世界日益二分为对立的两极:先进的西方与落后的非西方,自我界定的西方与被他者界定的非西方,作为主体和中心的西方与作为客体和边缘的非西方,作为典范的西方与作为追随者的非西方。马克思曾说,资产阶级到处推行所谓文明制度,试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力图“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5页)。西方的地域性文明第一次披着“普世主义”的面纱,超越地理的边界,上升为世界性的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世界史意义上的人类文明。

   西方定义的人类文明,初步确立了全球社会的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为增进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两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西方主导建构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首先在它的诞生地遭遇合法性危机。即使在今天,这套文明规则依然构成诸多矛盾的深层次根源,西方主导的世界仍然是一个非正义的世界。西方订立了“高尚”的原则,却常常不在国际交往中无条件地实践这些原则。双重标准是西方的首要标准,霸道逻辑是西方掌控世界的重要逻辑,重构人类文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紧迫任务。

   二、世界正义力量的崛起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解构非正义的人类文明,寄希望于世界正义力量的壮大。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在马克思看来,传统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既是进步的,又是非正义的,两者比较,历史标准优先于道德标准,“进步”高于“正义”。

   西方建构人类文明的过程,也是西方文明殖民扩张的过程。这一过程尽管不具有历史正义性和程序正当性,但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从进步论的角度看,殖民扩张启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实质上开启了现代性文明的世界历史。马克思一方面控诉资本的肮脏;另一方面高度肯定其“伟大的文明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3页),肯定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推动世界普遍交往的伟大意义。比如,就前者而言,英国的侵略扩张“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79页),“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同上);就后者而言,不列颠对印度的征服为印度打开了世界市场,这个神话中的国度同西方文明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马克思在评价英国对印度的侵略时说,“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同上,第683页)。黑格尔也认为,文明民族对野蛮民族的战争和争端,“是争取对一种特定价值的承认的斗争,这一特征给这些战争和争端以世界历史的意义”(黑格尔,1961年,第404页)。概言之,西方侵略对于印度而言虽然是其民族灾难,但也打破了其封建主义的禁锢,为其带来了近代文明,使其走进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依此来看是历史的进步。然而,“西方文明在全球凯旋之时,却正在经受其内部的危机,而它的完成揭示的却是它自身的贫乏”(哈佛燕京学社主编,第135页)。改造非正义的人类文明已经刻不容缓。

   根本改造非正义的人类文明,从来都不是依靠真理和道义力量就可以完成的任务,归根到底取决于世界正义力量的壮大,特别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国际政治格局与国际实力格局相一致”(王沪宁主编,第599页),国际文明秩序也与国际实力格局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文明规则制定的焦点不在于“谁的主张在理”,而在于“谁主张”。在西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全球世界中,颠覆代表西方资本利益的文明规则和交往理性,从根本上终结其统治地位,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贡献在于指引了世界范围内的正义运动。社会主义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人类文明的重构迎来了历史性机遇。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这一任务并没有最终完成。

   第一个原因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总体弱小,难以实质性地重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西方阵营多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社会主义阵营多是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国家,苏联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与作为西方阵营核心国家的美国相距甚远,其巅峰时期的经济体量也不过为美国的60%左右。冷战后期,苏联内忧外患,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已经无法跟上美国的发展节奏。美国则抓住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遇,迅速拉开与苏联的距离。国际规则的塑造、人类文明的建构,关键取决于实力。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构以来,西方凭借绝对实力掌握世界的文明塑造权,但这并不代表其掌握全球最多的真理权。比如,经济交往中的“丛林法则”、全球治理中的“几方共治逻辑”、东西方互动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文明交汇中的“文明优越论”、制度比较中的“历史终结论”等,明明是强词夺理,却大行其道——皆因实力所致。马克思早就指出,“政治权力只是经济权力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80页)。西方掌握了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也就掌握了建构人类文明的主动权。

第二个原因是,冷战将世界分割为政治对立、经济独立、交往孤立的两大阵营,这不仅无法形成普遍的世界交往和融通的国际规则,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文明间的对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形成两大阵营,经济上形成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沿着意识形态的边界,横亘着一幅贯穿欧洲大陆的“铁幕”,阻隔了国际交往的普遍化,也切断了两种文明的交流互鉴。亨廷顿认为,冷战期间,一个是美国领导的最富裕的社会集团,一个是与苏联联合和受它领导的略贫穷一些的集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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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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