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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对深化《孙子兵法》研究的几点思考

更新时间:2022-05-14 00:22:24
作者: 黄朴民 (进入专栏)  

  

   宋代学者戴溪《将鉴论断》有云:“孙武之书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奇正、虚实、强弱、众寡、饥饱、劳逸、彼己、主客之情状,与夫山泽、水陆之阵,战守攻围之法,无不尽也。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穷。用兵,从之者胜,违之者败,虽有智巧,必取则焉。”《孙子兵法》所反映的兵学文化内涵,无疑是一种历时弥新,超越时空的理性精神,古往今来的人们推崇它,研读它,运用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选择。然而,研究与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原理,不应该走向极端,换言之,对孙子的理论不宜以拜物教的心态去对待。遗憾的是,目前有关《孙子兵法》研究与运用上的确存在着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这里,谨借《滨州学院学报》的宝贵篇幅,谈点自己不尽成熟的想法,与同行分享交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赐正。

   第一,应努力避免出现郢书燕说、移花接木的现象

   这就是孙子原本没有这个意思,或者,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可是,为了有意识地拔高《孙子兵法》一书的地位,而凭空想象,人为地杜撰出来或硬的给拧把过去,结果完全歪曲了孙子的原意与宗旨。这种做法,几同于是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阉割。例如目前一些学者关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阐释和发挥,就属于天花乱坠,望文生义,基本上背离了孙子说这段话的本意。这方面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吹捧为“不战主义”,日本学者服部千春先生的观点,在这方面就很有代表性,他说《孙子兵法》不是讨论打仗的,而是教人和平的,孙子是不战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孙子兵法》,应该改名,称为《孙子(和)平法》,云云(参见《孙子兵法新校》“前言”,白山出版社1997年版)。

   是否能够从“不战而屈人之兵”理论中演绎出什么“不战主义”、“和平主义”?我们的回答,乃是否定的。因为众所周知,兵家在战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慎战”、“重战” 和“备战”,而非“去战”、“不战”。孙子的原旨也是如此,其言“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并非是对战争本身的否定,而是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对战争持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既不同于儒、墨、道诸家的“反战”、“非战”立场,也和某些法家人物一味嗜战、积极主战有所区别。

   我们认为,对《孙子》整个思想体系作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同今天基于某种原因着重揭示《孙子》个别思想原则的意义,是两个不同范畴和性质的问题。鉴于和平与发展,为当今世界文明进步的主流,我们今天可以对“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意义作出很高的评价,但是如果把它归纳为孙子整个学说的初衷和真谛,则不符《孙子》全书的基本倾向和真切主旨。换言之,今天如何评价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是一回事,而准确把握其在《孙子》全书中的位置又是一回事。

   其实,在《孙子》兵学体系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思想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不能颠倒其“全胜策”与“战胜策”之间的主次关系。

   从《孙子》篇幅看,“全胜策”所占比例甚小,不占主导地位。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较系统的表述,仅见于《谋攻篇》,而《谋攻篇》则不过是十三篇之一。《孙子》一书言简意赅,胜义迭呈。十三篇对战争准备、战略制定、战术运用、以及行军部署、后勤保障、不同地形下的作战行动和特殊战法等均做了缜密的阐述,每篇既是独立的整体,篇与篇之间又都相互保持着联系。《孙子》十三篇既为一整体,则“谋攻”仅乃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形篇》言军事实力;《势篇》言军事力量的巧妙发挥;《虚实》言争取主动权;《军争》言用兵常法;《九变》言作战变法,加《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诸篇,合在一起均论述“善战”内容。可见,“战胜策”才是《孙子》主体思想之所在。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思想固然是一种极其美妙的理想境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实现却是罕见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正是这种全胜思想的一定局限性(也可理解为一定的空想性)。处理阶级之间、民族之间、集团以及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的方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并非带有普遍意义。也就是说,要求在充分运用谋略和以武力作后盾前提下普遍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要使己彼双方在力量上达到“以镒称铢”的条件,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而具体实施“伐谋”、“伐交”诸手段,更存在着复杂性和多变性;即使是敌方已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也是很难使其慑于威迫而轻易屈服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有在一方处于绝对优势,另一方处于绝对劣势,而劣势的一方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失去了抵抗意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更明确地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异常罕见。韩信如果没有取得“背水阵”聚歼赵军20万人的大捷,就很难想象会有接下来“传檄”轻易平定燕地的成功。施琅倘若未曾在澎湖之役中大破郑氏水师的胜利,也显然不可能迫使台湾郑经集团放弃抵抗、投降归顺!

   孙子求“全”,追求“全胜”,所谓“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自保而全胜”,确是事实,但这只是对用兵打仗理想境界的向往与推崇而已,是为了占领道德与政治上的制高点,是“理想态”,而非“现实态”。事实上,一味求“全”,往往会陷入实践上的“困境”,即考虑问题时则不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处理问题时很可能是优柔寡断,投鼠忌器,结果是进退失据,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所以,我们固然要“仰望星空”,但同时更需要脚踏大地。“不战而屈人之兵”属于“仰望星空”的概念,而“兵以诈立”才是真正的“脚踏大地”。具有可操作性!

   综观历史,我们能发现一个有趣的历史文化现象:真正优秀的思想家对问题的认识,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都是双重的,都是二元的。如孔子及其儒家,一方面固然是崇尚“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致力于“祖述尧舜”,但另一方面,头脑却异常清醒,并不想入非非,汲汲于实现“小康”,以恢复文、武、周公之道为鹄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故一再强调“吾从周”,总之,一切围绕“宪章文武”为中心。在这一点上,孙子也没有例外,他的思维模式,与孔子等人并无二致,也是二元结构,以“全胜”为理想境界,以“战胜”为现实对策!

   第二,如何克服诠释过程中的浅尝辄止、似是而非

   相较于佶屈聱牙的《尚书》、“无达占”的《周易》、“多非常怪异可疑之说”的《公羊传》等经典,《孙子兵法》的文字,应该说是比较平顺通畅,容易阅读与理解的。然而,它毕竟是先秦的作品,在阅读时还是会遇上障碍,加上历代注疏诠解者甚多,对不少内容与文字的句读和解释也难免产生歧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阅读《孙子兵法》过程中,有些歧义的产生,是由于古今学者所据不同版本的差异而造成,尤其是不善于利用相关新出土文献资料所致,未能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在学术上积极“预流”。如,传世本《作战篇》有云:“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此处,更其旌旗:意为在缴获的敌军战车上更换上我军的旗帜。张预注:“变敌之色,令与己同。”更,变更.更换。旌旗,古代用羽毛装饰的旗帜,是重要的军中指挥号令工具,即所谓“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孙子兵法·军争篇》)。车杂而乘之:杂,掺杂、混合。《国语·郑语》云:“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韦昭注:“杂,合也。”乘,驾、使用。意为将缴获的敌方战车和我方车辆掺杂在一起,用于作战。卒善而养之:意谓优待被俘虏的敌军士卒,使之为己所用。张预注:“所获之卒,必以恩信抚养之,俾为我用。”卒,俘虏、降卒。胜敌而益强:指在战胜敌人的同时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杜牧注:“因敌之资,益己之强。”益,增加。

   这样,全句的意思就当为:在车战中,凡是缴获战车十辆以上的,就奖赏最先夺得战车的人。同时,要更换战车上的旗帜,混合编入自己的战车行列。对敌方战俘要予以优待和任用。这也就是说愈是战胜敌人,自己也就愈是强大。从表面上看,这么解释似乎文通字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对照竹简本,我们就会发现问题来了,即“卒善而养之”之“善”,汉简本乃作“共”。而“共”之文义,有“共有”的义项,如祸福与共,《论语·公冶长》:“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也可引申为掺杂、混合的意思。考究《孙子》全句的文义,很显然,汉简本言“共”是正确的,“共”与“杂”交错对文,均为掺杂与混合,孙子言此,乃是反复强调在作战中当将俘获的敌方人员、车辆加以利用,混合并掺杂编入己方的车队与军阵之中,共赴战事,从而来增强自己的力量。这里,孙子说的是因敌之资以助己的问题,借力打力而已,实与优待俘虏风马牛不相及,张预等人“恩信抚养之”的说法乃望文生义、郢书燕说。而今人有据此洋洋洒洒写成孙子“善俘”思想研究之类的文章,那更属于是无中生有了。由此可见,“共”在传世本作“善”,当属《孙子兵法》流传过程中为后人所臆改,以迁就所谓“善俘”的主张。

   又如,对“令文齐武”的释读,目前一些常见的观点也是可以斟酌的。主要的问题,显然在于局囿于传世文本的内容,而未能借鉴和利用竹简本的资源。“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见于传世本的《行军篇》,但它在汉墓竹简本中,作“合之以文,齐之以武”。应该说,汉墓竹简本的文字表述,似乎要优异于传世本的通常描述。

   众所周知,军队是国家政权机器的柱石,作为执行武装斗争任务的特殊团体,要确保其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关键之一是要搞好内部的治理,即所谓“以治为胜”。而要治理好军队,使它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用得顺手,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因为只有在正确原则的指导之下,再配合以具体的方法和手段(比如严格军纪、信赏必罚、强化训练等等),才能使全军上下进退有节,团结一致,令行而禁止,无往而不胜。

   同先秦时期其他著名兵书,如《司马法》、《吴子》、《尉缭子》、《六韬》等相比,对治军问题的论述,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并不占据突出的位置。但是,这并不等于孙子他本人不重视治军,相反,孙子对这个问题还是有自己独到的看法的,曾就如何治军经武提出过许多精辟的原则。

   这些原则所体现的根本精神,就是刚柔相济,恩威并施:“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文武两手都要硬,双管齐下,互补协调,共同作用于治理军队的实践。

   但是,在传世本中,“合之以文,齐之以武”乃作“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应该说,从文义上讲,这也是讲得通的。其意为:要用怀柔宽仁的手段去教育士卒,用军纪军法去约束管制士卒。这也是将帅管束部队、治理属下的通常做法。即《吴子·论将》所言为将者的基本要求:“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

然而,细加体会,我们不得不指出:“合之以文”较之“令之以文”更为妥贴,且在语法结构上与下句“齐之以武”更为对应和一致。也更接近《孙子》原来文字的本相。考汉简本,此句作“合之以交,济之以……”。此处,“交”当为“文”之误。“济”则当为“齐”之借字。可见,其文为“合之以文,齐之以武”。若是,则“合”字之义在这里显然要胜过“令”之义。因为,“文”、“武”对文,“合”、“齐”亦对文。“合”本身亦含有“齐”义。(参见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4页。)《易·乾文言》云:“与日月合其明。”即言“齐”。从语词与语法角度考察,“令”、“合”、“齐”虽皆为动词,但是,“令”为表述单纯性的动作行为,而“齐”、“合”皆含有动作之后所呈示的状态之义蕴。据此,则我们可知孙子所追求的治军理想境界:通过怀柔宽仁的手段教育士卒,使全军上下凝聚成一体,通过军纪军法的途径约束管制士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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