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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长周期历史观中的中国政治演化

更新时间:2022-05-14 00:16:45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有着丰富的时间性政治命题,但长期以来,未能进入政治学的视野。近年来,历史政治学日渐成为政治学的一个热门领域,原因在于,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将历史带入政治学,必然要求建构相应的历史观。改革开放初期,“超稳定”“大历史”观以现代、西方为参照看历史,一度产生很大影响,但也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随着中国和平崛起,需要以更为平和、更具有包容性的眼光看待历史传统,并由此发现中国政治的规律和特性,“长周期”历史观应运而生。它包括四个维度:一是时间维度。不仅是时间的量的规定性,更是时间的质的规定性。二是周期维度。既注重时间的长时段,更注重在长时段内的周期性变化。三是演变维度。它不是历史循环,更不是历史停滞,而是会发生周期性的跳跃变化。它包括两种变化属性:一种是周期性演变,即历史的延续性和不变性;另一种是持久性演变,即历史的变革性和变革的不可逆转性。四是机制维度,即造成长周期变化的机制。从长周期来观察中国政治演化,它具有如下特徵:一是变革性。尽管从质的规定性看,周期内只有量的变化,但也并非“停滞性”,一旦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则进入到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由一个周期向另一个周期演变,成为一种质的飞跃。二是延续性。历史变化中存在超越时空的恒定性因素,其积极和消极因素不仅在同一周期,而且会在新的周期发生影响。以国家结构形式为例,“秦政制”所蕴涵的政治统一性对后世有积极意义,中国得以在历史提供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单一制国家,实现国家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不能不说受益于历史传统的馈赠。三是能动性。认识历史的周期性变化,在于发现规律,发挥人的能动性,推动历史进步,并增强历史自信。在“长周期”为导向的历史政治学中,历史不只是过去,而且是对当下的规定;历史政治学不是对历史现象的考证,而是通过对造成历史现象的机制探讨,发现具有一般性的理论,为当下和未来政治提供借鉴。

   关键词:长周期 中国政治 演化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且政治生活十分丰富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产生了诸多有着深远影响的命题,诸如“百代皆行秦政制”“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等。这些命题内在地蕴涵着中国政治的“变”与“不变”的规律和特性。如何理解这一规律与特性,需要寻求合适的历史观。本文试图提出“长周期”的历史观,并且分析其在中国政治演化中的作用。

   一、两种历史观的再认识

   政治学是现代性和理论性较强的学科。近年来,历史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的一个热门领域,并被视为一个有着重要影响的标志性学术事件。作为一门理论学科的政治学,之所以将历史带入政治学,在于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正在改变人们对自己历史的认识。由于近代以来的落后状态,使得人们在相当长时间对历史传统持全盘否定态度,缺乏历史自信。对此,鲁迅曾经专门写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对过往将传统完全视为负资产的观点进行反思,增加了历史自信。只有将历史带入政治学,从历史的自我演化进程中,才能深刻理解中国政治不同于也不可能等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性。将历史带入政治学,必然要求建构相应的历史观。

   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和基本看法,也是人们认识和看待历史的视角和方法。历史观属主观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受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制约。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与深化,中国在一个有着厚重历史传统的基础上迅速走向现代化。因而,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思想界的重要议题。人们难免以现代西方为参照,看待传统,看待中国历史,由此产生相应的历史观。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超稳定”观和“大历史”观。

   所谓“超稳定”观,由金观涛、刘青峰提出,代表作是《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两位作者主要运用自然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的方法,从结构的角度对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时间延续进行解释,注重结构的超稳定性和社会的停滞性。

   所谓“大历史”观,由黄仁宇提出,代表作有《中国大历史》等。作者从长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认识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存在的特殊问题。“数目字管理”是“大历史”观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

   以上两种历史观一度在中国影响很大。《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在1980年代问世之后,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中国大历史》在1990年代出版后,更是成为大衆畅销书。这两种历史观之所以流行,一是适应了中国告别传统,推动开放,大步奔向现代化的社会需要;二是站在现代的高度反观历史,反思中国的传统社会为何漫长而未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步入现代化;三是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历史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中国历史,将中国的历史进程置于一种理论框架之中,提出了不少独到性观点。\r

   总体上看,“超稳定”“大历史”观站在现代的高度反思历史,具有历史的批判性。这在中国尚为落后并努力走向现代化的特定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中国在古老的历史传统基础上迅速崛起,这两种历史观的不足愈来愈突出。

   “超稳定”“大历史”观从现代观察历史,而不是基于历史条件理解历史,容易造成对历史过程的遮蔽,使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历史的消极因素,而忽视了历史对当下的积极影响。例如,“超稳定”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的变革性而言的,核心命题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停滞性”:“社会结构的停滞性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基本的特点。”它反映了“超稳定”历史观的主张。这一主张更多的是对历史传统的否定,未能给予其恰当的定位。尽管中国历史变迁中确实存在着超稳定性,但这种超稳定性是在特定的历史下形成的,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中国的国家形态得以持久的重要因素。

   “大历史”观着眼于长时段的历史,但更多的是以现代和西方为参照,很容易出现对历史的简单否定。黄仁宇在谈到“为什麽称为‘中国大历史’”时说:“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这其中蕴涵着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倾向。他引用韦伯(M. K. E. Weber,1864—1920)的观点,以现代西方为参照,认为“中国政治体系的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但他所要表达的主要观点在于,“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因为,“早熟”造成了后来的落后。“早熟”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贬义性。“大历史”观将缺乏“数目字管理”作为中国落后的重要标志。但是,作者是以现代工业社会的“数目字管理”作为参照的。应该说,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条件下,中国的“数目字管理”还是相当发达的,否则衆多人口、土地、税收何以能够得到必要的管理。反观西欧封建社会各个庄园自成一体,根本没有数目字管理的可能。\r

   由此可见,以现代作为参照认识历史,历史传统可能会一无是处。这显然不能将历史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从而给予历史以合理定位。如果不能给予历史以合理定位,就很难将历史现象置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发现历史进程的延续性和变革性,进而发现其中的规律和机制。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中国的政治生活异常丰富,形成了许多非常值得研究的政治命题,蕴藏着大量的政治密码,要解读这些密码就需要建立合适的历史观。历史政治学不是历史学的重复,其本体是理论学科,它要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现规律和机制。“超稳定”“大历史”的历史观着眼于对传统的反思与批判,很难为历史政治学的这一使命提供必要的观念指引。

   任何一种观念得以产生和存续都是时代和实践的呼唤。随着中国崛起,特别是中国在一个具有深厚历史传统基础上崛起的事实,使得人们能够以更为平和、更具有包容性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历史,并从中国的延续性和变革性中建构历史自信。在这一背景下,政治学将历史带入进来,力图从中国政治进程中发现规律和特点,追寻中国政治的历史根基和演化因素。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观。通过相应的历史观,将碎片化的、看似杂乱无章的历史材料加以整合,从而建构新的认识。

   二、长周期历史观的建构及维度

   历史观来自于人们对事实的认识和前人的成果。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和丰富的政治,前人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有大量认识。它们为建构历史观提供了认识基础。

   人类文明进程有不同的路径。西方是典型的空间文明。其文明中心不断地发生空间位置的转换:古希腊→古罗马→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文明在旧的废墟或者新的空地上建立,是一种文明形态对另一种文明形态的替代。只有从空间的角度才能理解西方文明和国家进程。

   中国是典型的时间文明。中国是一个在固定的空间内长期延续的国家实体。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从长时段和比较的角度认为:“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与此同时,传统中国是以改朝换代的方式来实现国家演进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1913—2004)指出:“中国由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绵延不断,才使中国的古文明得以持续到20世纪。”只有从时间的维度,才能理解中国文明和国家进程。

   时间文明使得中国是一个特别具有历史感的国家。正是这种历史感,使中国人提出了许多重大历史和政治命题。诸如“百代皆行秦政制”“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跳出历史周期率”等。

   通过对中国的国家演化事实及其重大政治命题,可以建构一种用于理解中国政治演化的新的历史观,这就是“长周期”。

   所谓长周期,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长期运行并由于内在规律发生周期性变化的状态。它包括三个要素:构成长周期的时间段及给定条件;长时段内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化;造成周期性变化的机理。作为一种历史观,长周期主要有以下含义:

   其一,长周期观的时间维度。毛泽东指出:“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中国的国家是在同一地域空间里演化,其长时段的特点表现格外突出。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政治现象反复发生并有规律地起伏变化,形成政治长周期。“百代”“三千年”“百年”均属长周期观的时间规定。只有将当下的政治现象置于一个长的时间段里加以考察,才能发现哪些现象只是历史的一片刻,哪些现象会反复出现。只有通过观察相当长时段内反复出现的现象,才能寻找其内在的规律。

   长周期观的时间观不仅是时间的量的规定性,更是时间的质的规定性。“百代”“三千年”“百年”看起来是量的时间段,更重要的是质的时间段,即在此时间段中有彼时间段未有的基本要素。“百代”不是简单的百个朝代,而是指“皆行秦政制”的“百代”。“三千年”“百年”不仅是指时间上的“三千年”“百年”,更重要的是指发生了“未有之大变局”的“三千年”“百年”。“大变局”规定了“三千年”“百年”与其他年代的不同。历史政治学的长周期观,更加关注的是时间的质的规定性,即时间形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于它通过从质的规定入手,将人类历史长河里的社会划分为不同的形态,从而发现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化的规律。

其二,长周期观的周期维度。长周期观注重时间的长时段,更注重在长时段内的周期性变化。通过对周期性变化的认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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