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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长周期历史观中的中国政治演化

更新时间:2022-05-14 00:16:45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有助于人们发现事物运行的规律和特性。马克思(K.H. Marx,1818—1883)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考察,发现经济运行周期性变化,即复苏期、高涨期、危机期、萧条期。这种周期性变化如大自然潮汐一般的变化,规律性地循环往复。只要资本主义的制度条件不变,经济周期便不会发生变化。只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突破不变的经济周期。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周期性运行规律的认识,使得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性。

   中国经济在相当长时间里属于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形态高度依存于自然,受自然周期的支配。与经济相比,政治具有更多的人为性。与西方政治相比,因为国家在同一空间内演化,使得中国的政治具有鲜明的周期性属性。如国家整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国家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等。这种周期性变化对于认识中国政治的演化及其特性具有重要价值。

   其三,长周期观的演变维度。长周期观所说的周期维度,不是历史循环,更不是历史停滞,而是会发生周期性的跳跃变化。“百代”意味着在一个长时段内有不同的朝代更替。“大变局”更是根本不同于“百代”的根本性大变化。

   长周期观的演变维度包括两种变化属性:一种是周期性演变,即历史的延续性和不变性。“百代皆行”意味着不变性,历史进程中具有某些恒定性因素。只要这些因素存在,历史现象便会反复出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一种周期性演变,因此被称为“天下大势”。另一种是持久性演变,即历史的变革性和变革的不可逆转性。孙中山所说的“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一种持久性演变,强调的是不可逆转的变化性。“1912年满清帝国之转变为中华民国,标志着按传统方式改朝换代的终结,是摆脱君主制的永久性变革。”在已经发生永久性变革的年代,袁世凯称帝便成为倒行逆施之举。通过对中国变化的双重性理解,有助于认识中国政治演化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曲折性。

   其四,长周期观的机制维度。长周期作为一种理解中国政治的历史观,最核心的问题是发现造成长周期的机制。“分”与“合”是一种状态,“顺”与“逆”是一种行为,“兴”与“亡”是一种结果。这样一种状态、行为、结果是什麽因素造成的呢?前人通过历史经验进行了探讨,有了《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经验大成,但缺乏学理性探讨。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时,发现了东方社会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这就是因为政府的作用而造成的农业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造成农业兴衰周期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统治。马克思将政府统治作为东方农业变化的变量,其价值不仅在于对历史现象的解读,更重要的是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理论性。

   在中国,国家治理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国家的“分”与“合”、“兴”与“亡”都与国家治理相关。是什麽机制造成中国政治周期性演变的结果,正是历史政治学要着重探讨的问题。历史政治学不是对历史现象的考证,而是通过对造成历史现象的机制探讨,发现具有一般性的理论,从而为当下和未来的政治提供借鉴。

   三、中国政治的变革性、延续性和能动性

   一种历史观的提出,是基于需要。历史政治学将历史引入政治学,需要建立合适的历史观,从而更好地认识和研究中国政治。建构长周期的历史观,着重研究中国政治演化的历史变革性与延续性,即研究中国政治演化中的“变”与“不变”、为什麽“变”与“不变”。

   变化是事物发展的基本特性。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变化。但是,如果以急剧变革的现代为参照,传统中国很容易被视为一个停滞不变的社会。在黑格尔看来,东方中国只有空间而没有时间,是个“永无变动的单一”。“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停滞性可以说是处于现代化急剧变动之中的西方人观察中国的普遍结论,甚至论述古代中国的着作名称便为《停滞的帝国》。“超稳定”的历史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建构的,其核心命题便是“停滞性”。这种停滞性是从历史的质的规定性角度加以界定的。

   而在长周期观看来,只有将历史还原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得出合适的结论。“百代皆行秦政制”这一命题将“百代”作为一个长周期。从质的规定角度看,这一长周期确实变化不大。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周期内“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毫无变化。“百代”是以“秦政制”加以定义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皇权官僚制。这一制度在当时具有先进性。韦伯在研究西方现代国家中非人格的官僚体制时发现,这一体制“自从秦始皇以来至当前的中国”便已存在。行政官僚体制比西方早了两千多年。日裔美籍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Fukuyama)也表示:“依马克斯·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中国人建立了统一和多层次的官僚行政机构,这是在希腊或罗马从未发生的。”但这一制度从开始确立到定型,发生了很多变化。短暂的秦王朝灭亡后,汉代在相当长时间里在部分地方实行人格化的分封制;直到清朝,分封制才基本不复存在。从分封制到官僚制的定型,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化。这说明,在“百代”之内有变化,只是这种变化是一种量的变化,还没有发生质的飞跃。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命题,意味着中国进入到一个质的变化时期。相对于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而言,传统中国的变化十分缓慢。秦始皇开始建立非人格化的官僚体制,直到清代才完全实施。但这不能责怪历史本身。“超稳定”主要是从中国内部结构寻找“超稳定”的原因,这是很不够的。传统中国的变化缓慢受制于历史条件。人类社会发展在相当长时间内属于地域历史,各个国家在所处的地域里发展,缺乏新的要素,也难以有革命性变革。这种状况是普遍性的。如果从地域性国家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政治在许多方面处于世界前列,如非人格化的官僚政治。然而,自大航海时代出现后,商业经济的产生,特别是工业革命,人类进入到“世界历史”时期。在“世界历史”中,人们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就是“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进入“世界历史”之后,中国面临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因此进入到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国长期以来是在农业文明的轨道上演化的。面对先进的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西方正是挟带工业文明强制性地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世界竞争体系。在世界竞争体系中,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另一方面,进入“世界历史”之后,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要素,有了在世界竞争体系中追赶和超越的强烈意愿,发生了震撼世界的革命和改革,改变了被动挨打的格局,很快又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意味着,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的屈辱地位。正是在这一“大变局”中,中国的政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产生了崭新的政治形态。这种新的政治形态是一种质的跨越和飞跃。“超稳定”观的作者也意识到这种变化,专门着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近代以来的中国变革是客观的事实。但如何看待这种变化,特别是看待这种变化与传统的相关性却有不同认识。其中的重要观点之一是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K. Fairbank,1907—1991)的“冲击—回应”范式。这一范式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任何变革都是由于西方冲击引起的,是中国为回应西方冲击而发生的。“中国传统的停滞和被动性,突出西方力量充满活力和发展的特徵”,“看不出中国历史有自生自发的转化和创新能力”。随着现代化在西方的率先发生,“中国对自己的特性的看法可以保持无损,但它的自信心理却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动摇”。这一范式的必然认识是中国要变革,必须与传统进行决裂。历史传统是现代化的负资产,只有甩掉历史这个包袱,才能大步向前。“超稳定”观与“大历史”观一时风靡与此认知范式密切相关。

   但是,中国的变革毕竟是在自己的历史传统基础上发生的。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使人们可以以平和的心态认识自己的历史。“长周期”历史观的重要特点,就是注意到变革中的历史延续性。

   历史延续性首先是注意到历史变化中的恒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中国得以成为唯一持久的国家,一定具备得以持久的因素。

   “百代皆行秦政制”的命题,将“秦政制”作为贯穿“百代”的主綫。“秦政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层面实行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度。“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通过“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政治构造,最终实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二是在地方层面实行郡县官僚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废封建,立郡县”,通过郡县官僚体系将统一的皇权传递到全国。三是在基层层面实行家户制。通过“分家立户”和“编户齐民”,将家户作为国家的责任单元。

   秦始皇创建的秦王朝尽管很快倾覆,但“秦政制”却代代相传,成为“百代”这一政治周期的恒定性因素。其根本原因是,秦政制适应了“百代”沿袭的传统王朝国家的根本性需要。“秦政制”是经过数百年兼并争霸战争而建立的,只有将国家权力集中于皇帝之手,才能获得国家的统一性,避免争斗,并获得空前的国家能力;只有通过自上而下的郡县官僚制,才能将亿万分散自立的家户从政治上联结起来,进行制度锚定;只有实行家户制,才能让农民摆脱宗族共同体的人身依附,具有生产积极性,同时便于国家直接获得税赋和兵役。

   “秦政制”不仅仅适用于“百代”,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影响。中国是在同一个地域空间里演化的,不同的历史周期之间相互关联,并会产生延续性影响。“秦政制”皆行于“百代”,但对“百代”之后仍然有影响。最为典型的是在国家结构形式方面,“秦政制”通过皇权体制获得国家的统一性。“百代”之后,政治统一性问题仍然存在,“秦政制”所蕴涵的政治统一性对后世有积极意义。早在1970年代,毛泽东针对学界对秦始皇的看法,给历史学家郭沬若写了一首诗:“劝君少駡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不是简单肯定秦始皇这个人,而是肯定秦始皇开创的“秦政制”的深远价值。中国得以在历史提供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单一制国家,实现国家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不能不说受益于历史传统的馈赠。“早熟”的国家为中国的历史跨越准备了形式要素,中国不必在“空地”上建立新的建筑,而是藉助于原有的建筑置换新的主人。一旦新的主人变了,便可以实现历史超越,由“早熟”变为“成熟”。

当然,历史延续性既包括积极因素,也存在消极因素。“秦政制”在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有助于国家统一的同时,空前集中的权力又有可能造成权力滥用,实行“暴政”。秦始皇因此具有“千古一帝”和“暴君”的双面性,后人“駡秦始皇”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批评其“暴君”的一面。郡县官僚制有助于将集中的国家权力传递到全国,但这一体制又有可能放大决策者的失误,“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官僚制的缺陷在于“苛于下”,即对下实行压制,造成“君民不亲”“根本不固”。家户制使得农民成为独立生产者,同时也意味着缺乏必要保护,他们必须承受国家负担,成为“苛政”的承受者,由此引发大规模的农民反抗。实行“秦政制”的“百代”之所以发生王朝的周期性更替,与“秦政制”的弊端密切相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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