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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新平:德治基础上的法治: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更新时间:2022-05-13 23:13:26
作者: 肖新平  
尤其对于不同认知、不同价值观与不同觉悟水平的人而言。

   很大程度上,法律强制节约的动力,确切说压力与威慑远不及悼念袁隆平活动引发的光盘行动的全民共鸣。通过自我认知、德育与感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利害,激发人厉行节约的自律意识、荣誉感、责任感、自我价值感与模范示范效应有更高的疏导与治理效能。“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勤俭节俭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借助这一美德开展节约教育从效果与成本来说都优于法律。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袁隆平院士是时代楷模,他的人生故事与成长经历及其理想信念、格言本身就是很好的德育教材与榜样力量。所以,教育与文化对于自觉节约粮食的有效约束,凸显了文教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价值。

   另外一个德治基础上法治的案例。《中国青年报》一篇警察处理私家车辱华车贴的报道[3]:涉案车辆贴着日本国旗与军旗、“支那制造”和“武运长久”的贴纸,警察给予解释与教导,并说:“盘锦公安不抓你,对不起全国人民,对不起所有牺牲的烈士。”后该男子被处拘留15日并罚款1000元。如果单纯处罚可能意义不大,警察的处置则体现了教育引导与德治基础上的法律惩戒,而且一经网络传播在全国也具有一定的法制宣传与教育效果,进而以儆效尤。

   正如有网友所言“处罚一例,教育全网”。通常,文教作为德治的重要手段可以对法治起到巩固、深化与根治的效果,比如2021年国庆期间电影《长津湖》的放映,让国人对于先烈英勇无畏的牺牲与保家卫国的赤胆忠心有了深刻的感受与认知,这对于遵守与维护《英雄烈士保护法》《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等法律法规都有直抵人心的教导意义,让观众懂得了英雄的牺牲对于国家与民族的价值,使他们更加发自内心地崇敬英雄、热爱英雄,而不会做出前述报道那种无知与低级地伤害烈士与全国人民、践踏法律的行为。

   德治基础上的法治需强化社会规范与教导,积极培育国民的高尚道德情操及明确的法治意识、公共意识与公共素养。政府的文化、教育、司法、宣传等部门应加强协作协同,积极主动作为,在各负其责基础上对国民教育齐抓共管,通过舆论、媒体、红黑榜、模范表彰、有效奖惩等强化公共宣传与教育引导,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培育人们的法律信仰、法治观念、规则意识,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全社会都讲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环境”,真正让法治国家的理念入心入脑。

   (三)利用典型事件推进治理实践的改进与完善

   一方面,新法新规的建立与完善需要基于个案的发生,否则很容易忽略或难以察觉,比如植物人到现场办理残疾证、就业领域残疾人与快递小哥等群体权益的维护、外卖平台的监管等就需要在问题出现后及时协同治理并完善相关法规。据调查,外卖行业存在着看似“奇怪的现象”——骑手跑一单越来越便宜,消费者反映同样的订单越来越买不起吃不饱,而外卖商家则反映每一订单平台抽成越来越高,那么在价值与利润守恒与不变的情况下,利润划分的比例谁增加了?不言而喻是平台的盈利增多了——虽然有的骑手将怨气撒在平台软件上,然而幕后的操纵者是人,是平台的管理者;

   另外,据网上报道,某骑手拒绝顾客捎带垃圾下楼的请求后被差评而影响业务,求助平台未果后报警,平台才取消了对其差评的处罚,对于类似无视骑手等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平台进行管理也需要尽快出台相应的处罚条例,从而及时规范市场秩序。“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肌体中,规则就是筋和骨。有了明确的规则,才能框定人们的行动边界”[4]。所以,国家治理既需要制定公共场域相关的行为规范与文明准则并有力奖惩,也需要相关行为主体的道德自律、社会责任与行业监督等公益、公共意识。综上所述,国家治理往往需要依据典型事件,借机进行道德与法治的典型治理,出台并完善相关道德与法律规定,从而更好维护市场秩序与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约束企业盲目或不择手段的逐利性。

   此外,抓典型事件可以提升德治基础上法治的治理效能。企业约谈制度可谓一种监管式德治,如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对滴滴出行、首汽约车、货拉拉、快狗打车等10家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公司进行联合约谈,要求这些公司主动降低抽成比例,保障驾驶员劳动报酬。企业利润、主动程度与抽成比例的弹性都是道德与良知问题,如果企业具有高度的道德良知与行业自律,或者把握好盈利的“尺度”与各方分成的公正性,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淡化法治或减少对法律的依赖。

   所以,市场监管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对企业监管的德治,引导与鼓励企业以人民为中心,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战略思维、互利共赢与人性眼光谋求长远利益与可持续发展,自觉自律、自我管理、自我德治,而不能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投机取巧、欺诈剥削、以次充好,更不能钻法律空子、心存侥幸或者寻找保护伞、大搞权钱交易。虽然理论上“法无禁止即可为”,但企业行为也是有边界的,需要有道德良知的戒尺。当然,对于以盈利为主导的企业,仅有德治的约束力肯定是不够的,还需要市场与公众的监督及法律惩处的底线保障,软硬兼施、德法并用,尤其对于明知故犯、屡教不改者更需要法律的严惩,增加违法成本,实现下不为例或者以儆效尤的效果。同时,注意评先树优、示范引领的正向治理与引导。

   德治基础上的法治: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四)特定领域之道德治理为主与法治托底协同

   通常,道德入法的法治效果与必要性主要取决于公民道德自治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实际情况。女性就业歧视、教师体罚学生、高空抛物、社会公共领域行为等问题及家庭暴力、婚姻、养老、孝道、教养子女与伦理习俗等传统文化较浓厚领域更应以德治为主。同时,德治基础上的法治也意味着德治为主也需要法治托底,比如弘扬孝道是德治,但对于顽固不化与虐待老人儿童之徒也需要法治的严惩与威慑做保障。某种意义上以孝入法,可以更好发挥法治保驾护航与底线的作用,减少虐待、遗弃、语言暴力、财产争夺等与主流价值相悖的行为与现象,促进尊老敬老社会与习俗的养成。所以,对于违背传统道德与孝道的行为则需要加强法治管理,从而构成威慑与警告、严惩的底线;

   与此同时,需要对于敬老孝亲予以表彰与奖励,比如文明家庭、敬老之星、好媳妇、好婆婆的评选等。目前来看,道德模范的评选是一方面,但人数太少,榜样作用实际影响范围与激励作用相对有限,建议可适当辅以一定物质或精神的激励。另外,要注意道德入法的实际效力,比如将常回家看看入法的提议动机很好,但还需深入细致发掘,不能流于形式或者象征意义。身为子女需要明确养老的长期与整体效益,而不能只顾一时,比如以经常工作忙碌为由而不能脱身去看望父母,而一旦父母生病或者住院则需要日夜陪护。整体考虑还是常回家看看对于父母、子女是最佳尽孝方式与最经济的赡养方式,也是父母安享晚年较好的途径。

   此外,要更加重视发挥传统节日的德治效用,借助传统文化节日进行德治是一种既现实又利民利国的治理举措。比如清明祭祖,重阳敬老孝老,中秋、春节回乡走亲访友,而非仅仅局限在消费引导与市场刺激下的节日与旅游经济。如法定节假日方面,各类组织应严格执行探亲假,春节与中秋节、端午节可以适当增加假期时间,适当增加育儿假、陪护父母老人假,适当延长婚假、丧假的法定假期,保障各行业领域群体享受假期的平等权益,重阳节组织开展更多社会活动,等等。

   这样既让忙碌奔波的国民有更多时间与情感、机会慎终追远、孝老敬亲、亲近自然,一定意义上也有助于缓解工作压力、减少身心疾病、增进亲情、增加长辈的生活幸福感与天伦之乐,既有助于老年人的健康长寿也有助于中青年人的身心健康。总之,借助传统法定节假日进行德治,形成探亲访友沟通与交往的节日文化与氛围,使之像假日旅游一样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全社会的和谐与人民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的人文关怀,有助于培育广大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感与传统文化底蕴,进而有助于更好建设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和谐中国与文化中国。

   (五)提升党规党纪对党员干部的激励效能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纪严于国法,党规党纪的实质也是德治。全面从严治党是我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体现,确切地说是德治基础上法治的重要举措。“法律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5]。党纪严于国法主要体现在“把纪律挺在前面”,党纪处分优先于国法处理,依规治党较依法治国而言是一种阻断和防范程序[6]。

   一般而言,党纪优于、严于国法,在这个意义上党规党纪属于以德治国的范畴。一方面需要从严治党加大惩处,如对疫情防控不力人员的严惩甚至免职,如西安保安拖曳女乘客事件的处置则体现了德治为主的惩处——西安市纪委监委通报:经调查,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及其运营分公司工作中存在服务群众意识不强、日常监管漏洞、保安履行职责不文明不规范、事后调查核实不深入全面等问题,并给予相关人员党内警告处分、诫勉谈话等处分。

   另一方面需要惩戒之前的教导与化育,如曾任政法委书记、县委书记的吴川祝案件的查办。其给办案人员的印象是“善于‘表演’,反应快,表面配合,实际搞对抗”,直至共犯到案知道“大势已去”才服软与配合审查。专案组采取了家访感化、批评教育、节日看望和重温入党誓词等德治举措,使吴川祝的党性被唤醒,并真诚悔过反思[7]。所以,党的建设与贪腐整治需要充分利用公务人员考核与进退及党规党纪惩处等激励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8],“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把从严治党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规范和纪律要求”[9]。

   在所有党员干部都可以履职尽责与称职或合格的情况下,加强党规党纪的激励与约束无疑是最有效的激励。党规党纪的问责、巡视与惩戒很大程度上属于强化理论的负强化,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利于激发内部动机的负效应,所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也需要不断总结经验,针对广大干部整体素质日益提升、公共意识觉悟较高、自我实现需求更强、干事创业动机更显著,具有更高的自我管理能力与意愿的知识型工作者的现实,加强党的建设也需要侧重加大对于党员干部的晋升、奖励、福利等正强化,从而有效激发他们的自尊、荣誉、责任、价值意识与公共服务动机等,并进一步强化他们的初心与使命意识,建设一支真正高素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队伍——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加强党建在德治基础上进行法治的具体体现与落实。

   此外,君子慎独是一大美德,“儒家自省就是追求自我进步与成长的个体依据君子(甚至圣贤)标准,对其在处理事情、人情、心情等问题的方式方法、过程结果及变化发展所进行的自我反思、自我评价、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10]。作为党员干部尤其需要在清正廉洁、勤俭节约、积极作为等方面践行慎独、以身作则,这也可以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加强自觉自律的一项党性要求。

   (六)比较与借鉴中提升治理效用

   传统不可磨灭亦不可切断。“儒家倡导与维护的传统礼仪: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是人生的重要礼仪,蕴含着丰富的人道教养与文化传承意义”[11]。古代礼仪贯穿人一生的重大时刻,尤其家庭之中,所以古代的德治几乎渗入每个人的一生。忠孝节义与礼义廉耻是历代所强调与秉持的,而失礼、贪腐、失信、无耻行径都是遭人唾弃的。中国传统的礼乐教化、伦理社会的国情与历史让德治得到更多认同、认可从而可以更好发挥其治理功效,有这样的思想与社会传统,大众更容易接受,而不应一味学习西方奉严刑酷法为绝对的法律社会。

中国古代是礼法兼治,而礼则是道德的外化与载体,德是礼的核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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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决策与信息》2022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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