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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

更新时间:2022-05-13 22:46:41
作者: 舒芜  

  

   周作人写了一辈子文章,讲究了一辈子文章,晚年提出了他论文的最高标准:简单。他说:“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可是很不容易做到。”这是一九四九年说的。一九六四年他又说:“从前看纳思菲尔的英文法和作文,还记得他说作文无他巧妙,就是要‘简单’。”可见他这个观点,是学生时代受了外来影响而萌生的,成为他自己的观点,坚持到老。

   这个“简单”其实很不简单,正如周作人自己说的:“简单这个英文或者今义很复杂”。他从多方面论述过“简单”的含义,归纳起来,至少涉及谋篇、立意、手法、意态、丰神五个方面,共有八点内容:一、简短。二、简要。(以上谋篇。)三、真实。(以上立意。)四、剪裁。五、简炼。六、“悭啬”。(以上手法。)七、简静。(以上意态。)八、腴润。(以上丰神。)下面分别论之。

   第一,简单就是简短。

   写文章初学时苦于写不长,会写长之后又苦于写不短,这是许多人都有过的体会。一九五〇年,已经六十六岁的周作人还说:“我想把文章写得短,写得简单明白,这个标准看来容容易易,做去却是烦烦难难,努力好久,才从六百字缩到四百至四百五十字以内,这比较预定的三百字还差得远呢。至于短了而是否说的清爽,是否读了不沉闷,那是笔法与题材的关系,又是另一问题。”(《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318·文章的包袱》)关于文章之不易写短,他说得很亲切。但是他说短了而是否说的清爽,是否读了不沉闷,又是另一问题,这意思却不大清楚;短文章之难写,正是难在这个问题上,否则又何难之有?

   于是这就联系到第二点,简单就是简要。

   周作人说:“我平常写不好文章,这便因为我不会得说话。……不能接连的说五分钟的话,把一件事情,一样物事,简要的说出来,话说不好,怎么能写得好呢?”(《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596·文法与语法》)这是说,不能得其要,便不能简短。

   左为《亦报》报影,解放前期唐大郎与龚之方联手创办,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市井小报,副刊作者中包括周作人等作家(来源:今晚报)。右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主要集周作人1949年至1952年刊于《亦报》的文章(陈子善编,岳麓书社,1988)

   反过来,不能简短,也不能得其要。周作人谈他自己的体验很有意思:“个人的经验,要凑几百个字似乎还不难,难的是把握不住,十回有八九过了这关,一不小心便写到千字以上,说也奇怪,愈是字数多也愈是不得要领,结果弄成缠夹二先生的说话,自己看了也不高兴,只好潦草的结束,可是不很便宜的稿纸已经两张糟塌掉了。”(《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9·写文章三难》)这是说,繁文不足以救不得要领之病,愈繁愈不得要领,只有以简短的标准,严格地自律,方能迫使自己力求得其要领。

   第三,简单就是真实。

   周作人说:“文章要短而且也要由衷,最不经意的通信是个好例。或者也可以说由衷之言与短是相关的,话说得长了,有些免不了是陪衬,虽然在修词法上也是必要,但部分的总是软弱些,那地方就是弱点了。”(《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607·短文章》)这并不是说文章凡短必真,凡长必伪;而是说,短易于真,长则难于句句都真;所以,求真当与求短同时致力,去伪当与避长同时致力。

   文章求真,并非易事。周作人说:“我自己作文觉得都有点做作,……我不能写日记,更不善写信,自己的真相仿佛在心中隐约觉到,但要写他下来,即使想定是秘密的文字,总不免还有做作,——这并非故意如此,实在是修养不足的缘故。”(《雨天的书·日记与尺牍》)这里说的修养,不仅是文章写作方面的,更深的意思是自我认识和自我表现方面,要尽力除去各种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其他种种障蔽,不加一点粉饰,还我本来面目,所以这也是一种简单。

   《清华园日记》为季羡林先生读书时日记汇编,出版时面对是否需做适当删减问题,季羡林回应:“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也没有删。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第四,简单就是剪裁。

   要以简短的文章,写出世事人情的丰富复杂,自非有剪裁手段不可。周作人说到劳伦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时说:“简单是文章的最高的标准,可是很不容易做到。这书里讲有些故事却能够达到几分,说大一点这是学得史诗手法,其实民间文学的佳作里也都是有的。例如第四十四节爱与心的故事,内容颇复杂,却那么剪裁下来,粗枝大叶的却又疏劲有致,是很不容易的事。又如关于忒洛亚的十年战争,说起来着实纷烦,现在只用不和的金苹果等三节就把它结束起来,而且所挑选的又是那几个特别好玩的场面,木马一段也抛弃了,这种本事实在可以佩服。”(《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12·<希腊的神与英雄>译后附记》)说到剪裁,本来也可以意味着细针密线,精镶巧嵌;周作人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专指粗枝大叶,疏劲有致,这才是符合于简单的要求的剪裁。

   但粗枝大叶并非粗糙潦草,于是这又联系到第五点:简单就是简练。

   周作人曾以“精益求精”来释“简单”。他说:“在日本文化上有一种特色,便是‘简单’,在一样东西上精益求精的干下来,在吃食上也有此风,于是便有一家专做羊肝饼(羊羹)的店,正如做昆布(海带)的也有专门店一样。”他还批评中国市场上的羊羹,“已经面目全非,——因为它已加入西洋点心的队伍里去了。它脱去了‘简单’的特别衣服,换上了时髦装束,做成‘奶油’‘香草’各种果品的种类。”(《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67·羊肝饼》)可见,简练就是要在简单的本色上精益求精,愈精愈发扬其本色。

   精益求精当然不能流于雕琢堆砌,于是这又联系到第六点:简单就是“悭啬”。

   早在一九二六年,周作人批评当时的新诗的一种流弊,就说过:“我总觉得艺术这样东西虽是一种奢侈品,但给予时常是很吝啬的,至少也决不浪费。向来的新诗恐怕有点太浪费了。”(《谈龙集·<扬鞭集>序》)一九二八年,谈到小品文时,他又说过:“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永日集·<杂拌儿>跋》)两处都提到“吝啬”,后一处还把“吝啬”同“涩味与简单味”联系起来。到了一九六四年,周作人详细解释了他所谓“吝啬”的意思:“此类细工之秘诀,大概与写小文章相同,只是悭而已矣。这里不说俭,因为俭有点因陋就简的意思,譬如说腹俭,虽然不至于凑不起四五百字,也总是储藏有限,只好量入为出,以免有匮乏之虞。悭则不然,他本来富有,却是不肯多拿去,普通说起悭或吝啬,大抵指的是守财奴,就是这个缘故。不过富翁的悭是想多留点钱,也不顾体裁难看,而我们所说细工与文字的悭,乃是想把它弄得好看点,所以要减少装饰与累赘。”(《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164·悭的手法》)这里说的“悭啬”,既是力求减少装饰与累赘的意思,所以它对于精益求精正是一种制约,使之不流于雕琢堆砌。

   以上说的“简单”的六点内容,都是文辞上的,都还是浅层次的;而更深一层次的,则是意态上的,这就是第七点:简单就是简静。

   简静的意态,首先是没有讲台气。周作人说:“杂文表现个人的感情思想较多,也很可以看,不过这要加以辨别,第一不可有讲台气,须得挑选他的家常面孔才好。我们大概有过这样经验,有时要讲几句话,一脚踏上讲台,身子不是往后拗便向前俯,脸也拉长了,说的话也走样了,那里没有镜子,假如照起来一定自己也很可笑吧。文章是在书桌上写的,但也容易有这种讲台气,看古人的名文(不是古文)常常感到,因此觉得非警惕不可,即使不能如日记尺牍那么诚实,演说家的架子总该除去,换句话说,即是不要紧张,不过这也是所谓难似易的事,要实做时烦烦难难。”(《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586·真心话》)讲台气就是矜持,做作,不家常,端架子,归根结蒂是由于站在讲台上居高临下的地位。这种文章不论长短,都使人觉得文中有许多不必要的东西。

   简静的意态,又是没有急躁气。周作人曾推许《古孝子传》,“文章质朴,态度真率,无论记何事都不失静穆之气”,(《书房一角·看书余记·一〇·题十种古逸书》)静穆之气的反面就是急躁之气。急躁的原因,往往是急于求效,急于强人同己,急于以己加人。清人冯班《家戒》的第一节,说到这些教戒子弟的话,往往恰非年轻人之所乐闻,“无如之何,笔之于书,或冀有时一读,未必无益也。”周作人认为,冯班这种态度,“乃实为写家训的最明达勇敢的态度,其实亦即是凡从事著述者所应取的态度也。古人云,藏之名家,传诸其人,原来未免太宽缓一点,但急于求效,强聒不舍,至少亦是徒然。”(《风雨谈·关于家训》)所谓强聒不舍,往好处说,也许是由于墨家那样急于救世之心,墨家之文向来被认为“过于丁宁周至”;弄得不好就会如《易系辞》所讥的“躁人之辞多”。

   简静的意志,又是平实质朴,不避浅近平易。周作人曾推许过好几位古人的不避浅近平易的文章。他推许秦书田的《曝背余谈》道:“《曝背余谈》里所收的都是短篇小文,看去平淡无奇,而其好处即在于此。……他没有什么很特异之处,只是找到一个平常的题目,似乎很随便的谈几句,所说的话也大抵浅近平易,可是又新鲜真实,因为这是他自己所感到想到的,在这里便有一种价值。”(《秉烛谈·<曝背余谈>》)他推许陶及申的《<陶靖节诗文钞读>小引》道:“此文比以前所作更简短得要领,所说之数点看似平常,却切实公平,抵得人家好两篇大论文。”(《药味集·关于陶筠庵》)他推许曹庭栋的《老老恒言》道:“此等文字一看好似平常,但实在却颇难得。所难即在平常处,中国教训多过高,易言之亦可云偏激,若能平常,便是希有可贵矣”。(《药味集·老老恒言》)他特别推许俞樾的《春在堂杂文》道:“许多传世的名文在我看去都不过是烂调的时髦话,而有些被称为平庸或浅薄的实在倒有可取,因为他自有意思,也能说得好,正如我从前所说有见识与趣味两种成分,我理想中的好文章无非如此而已。”“曲园先生的序便是关于这事物总有意见要说,说得又有诚意又有风趣,读下去使人总有所得,而所说的却大抵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大道理,此正是难能可贵的地方,近世一般文人所不易及者也。”(《药味集·春在堂杂文》)

   这种不避平易浅近的态度,周作人认为其实是真正的大智者的态度。他最欣赏日本的兼好法师、芭蕉、岛崎藤村,他说:“藤村随笔里的思想并不能看出有什么超俗的地方,却是那么和平敦厚,而又清彻明净,脱离庸俗而不显出新异,正如古人所说,读了令人忘倦。大抵超俗的文章容易有时间性,因为有刺激性,难得很持久,有如饮酒及茶,若是上边所说的那种作品则如饮泉水,又或是糖与盐,乃是滋养性的也。这类文章我平常最所钦慕,勉强称之曰冲淡,自己不能写,只想多找来读,却也不易多得,浅陋所及,唯在兼好法师与芭蕉,现代则藤村集中,乃能得之耳。”文章只有达到了这种淡静冲和、不矜不躁、优游自得的境界,方是最高意义上的简单。

   以上说的“简单”的七个含义,可能引起怀疑:这样一味求简,会不会弄到瘦削干瘪,枯窘逼仄呢?这就要说到第八点:腴润。这个“腴润”,也许不能说是“简单”的含义里面所包括的,但是它是以“简单”为文章的最高标准时所必须兼顾,不可忽视的;就是说,文章一面求简,一面还要注意丰神,要有余裕,要有虚实,要有腴润之美。

周作人曾经称赞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的“低徊趣味”,或曰“有余裕的文学”。(见《艺术与生活·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他把有余裕的文章称为“情生文,文生情”的文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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