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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情感与理性对立吗

——《蒙培元全集》第十七卷《朱熹哲学十论》第六章

更新时间:2022-05-12 14:56:36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而心之德是心之所固有。“生生不穷”既是天地万物的生生不穷,也是仁心的广大流行,以其仁心之广大流行完成万物的生生不穷,这才是仁者的天职,也是仁者的情怀。

   以生释仁,这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高度肯定,也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期待,绝不是从生物层面所说的本能之类,也不只是一种言说的方式而已。“生底意思是仁”,“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义礼智都是仁。”[32]“仁,鸡雏初生可怜意与之同,意思鲜嫩,天理著见,一段意思可爱,发出即皆是。切脉同体。……只从生意上说。”[33]这些说法,与程颢的“万物生意最可观”、“满腔子恻隐之心”一样,都是对万物的生命充满了关爱。“浑沦”的意思是“生理”和“生气”即“天地之大德”与“天地之气”,“仁理”与“恻隐之心”浑合无间,从整体上说生即仁。“生意”二字,则更加突显了生命意识及生命的目的性意义,对人而言,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容已”的生命关怀。“意思”二字,更需要认真体会,其中有超越的意义,正如朱子所说,这个“意思”,“我而今需要自体认得”[34]。这是一种生命的真切体验,不只是概念认识的问题。

   朱子对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就是:“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35]又说:“仁者,心之德,爱之理。”[36](两种说法是完全一致的)对于这个说法,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释,一是“心之德”,一是“爱之理”。所谓“心之德”,是从心上说仁,心就是仁,“仁,本心之全德”,就是讲本心的。

   问:“三月不违仁,……莫是心与理合而为一?”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动,便不仁了。所以,‘仁,人心也。’学理会甚么事?只是理会这些子。”[37]

   问:“三月不违仁”。曰:“仁即是心,心如镜相似,仁便是个镜之明,镜从来自明,只为有少间隔,便不明。”[38]

   “仁自是心”,“心即是仁”,心与仁互释,就是以本心为仁。“本心”是本然之心,亦即本体之心,是说明人的本体存在的。“仁者人也,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一心之间,浑然天理,动容周旋,造次颠沛不可违也。……盖仁即心也,不是心外别有仁也。”[39]这里说得十分清楚,不需再加解释。至于心如镜,仁便是镜之明的比喻,就更清楚地说明,仁是心的本然之体,即“明德”。这也反过来证明了朱子在《大学章句》中将“明德”解释为“本体之明”,就是指仁德而言的,并不是离仁(性)而言“心体”。

   所谓“爱之理”,是从性情上说仁,是性情体用合一的,是其“心统性情”说的进一步展开和落实。虽然是从性情关系讲仁,但是却离不开心,爱是情,爱之理是性即仁,但都是讲本心。“爱之理”的说法,在肯定仁的理性特征的同时,指明了爱是仁的真实内容,离了爱,便无所谓仁。那么,仁是什么样的理性呢?只能是情感理性,是情与理的统一。情、理虽有性情体用之分,但二者是完全合一的。仁理以爱之情为其真实内容,并由爱之情而实现,这是朱子仁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们都说,朱子理学完全来自程颐,但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不只是这一问题),二人之间是有区别的。二人虽然都持性(仁)体而情(爱)用之说,但是,由于着眼点不同,其结论也不相同。程颐强调体用性情之间的区别,“体用自殊,安得不为二乎?”[40]即认为性与情是两个东西。“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言恻隐为仁,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谓之仁。”[41]照程颐的说法,仁自能爱,但不能以爱说仁,因为有体用之别。但是,朱子强调性情统一,不仅仁自能爱,而且能从爱上说仁,且只能从爱上说仁;否则,仁就是“悬空”之物。他在《仁说》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并且委婉地批评了程颐之说。他说:“程子之所诃,以爱之发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论,以爱之理而名仁者也。”[42]这看起来是为程子辩护,但实际上是一种微词。关键在于,能不能从爱上说仁。“以爱之理而名仁”,当然包括了“爱之发”,爱本身就是仁之所发,离了“爱之发”,还有什么“爱之理”?所以,他强调的是“仁之所以得名之实”[43],这个“实”,不是别的,就是爱。这关系到如何理解性情关系的问题。“盖所谓性情者,虽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络之通,各有攸属者,则何尝判然离绝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学者诵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离爱而言仁,故特论此以发明其遗意。”[44]

   按朱子的解释,性情虽有体用之分,但其实是脉络贯通,而不是“判然离绝”。所谓“程子之言”,就是“不可以爱为仁”,朱子实际上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就是“判然离爱而言仁”。至于程子之“意”,其实是朱子为程子“立意”。言与意应当是统一的,朱子所说“以爱之理而名仁”,正是不离爱而言仁,反对“判然离爱而言仁”,实即以爱而言仁。以爱而言仁,并不否定仁是理,而是判定仁只能是“爱之理”,即情感理性,而不是别的什么理性,爱与仁、情与理是贯通而不相离的,仁是由爱说明的。

   这个问题在朱子之时已成为一个争论的重要问题,朱子不仅在《仁说》中以答问的方式申明其意,而且在《答张钦夫论仁说》中再次申明其意。因为张栻“来谕每以爱名仁而见病”,认为朱子以爱名仁,“乃是指其用而遗其体,言其情而略其性”。朱子则辩明他之所以以“爱之理”名仁,当然是指其性体而言,但重要的是,讲明“性情体用各有所主而不相离之妙”,与所谓遗体而略性者,“正相南北”。[45]所谓“不相离之妙”,就在于不遗用而言体,不离情而言理,即不离爱而言仁,亦即以情言性,以爱言仁,因为爱才是仁的本质所在。他批评一种人“一向离了爱字,悬空揣摩,既无真实见处,故其为说,恍惚惊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爱字看,却为之愈也”,“且欲晓得仁之名义,又不若且将爱字推求”。[46]这就更加明确地肯定,必须从爱上说仁,以爱言仁。当然,“以爱言仁”与“以爱为仁”,语言表述不同,含义也不同,但是,“以爱言仁”,其中便包含了“以爱为仁”的意思。在《答周舜弼》信中,他又一次解释此意说:“所谓爱之理者,则正所谓仁是未发之爱,爱是已发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须外边添入道理,反混杂得无分晓处。”[47]这就进一步说明,虽有未发、已发之说,但其以爱为仁的实质并无改变。总之,“人心体用之实,不可以差殊观也”[48]。就是说,不能在体用之间分出差别与殊异,而必须统一起来,并由用以显体,由爱以显仁,才是真实所在。这与程颐“体用自殊”之说,显然不同,毋宁说就是针对程颐而说的。

   正因为如此,朱子喜欢讲“浑沦一物”、“浑然一理”,即从心性合一、体用合一、性情合一的角度讲仁,也就是从心之全体讲仁,对于孟子的恻隐为仁之说,他是完全接受的,因为这正是由情而见性,由恻隐而见仁。“仁则天理浑然”[49],“圣人之心,浑然一理”[50],所谓“浑然”,就是体在用中,体用不离,浑然一理,这就是本心。

   总之,无论讲“心之德”,还是讲“爱之理”,都是讲本心之仁,也就是良心。“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51]本心就是良心善心,而仁即是本心之全德,因此,以仁说本心,是朱子心说的旨意所在。所谓“存心”就是存养此心,所谓“尽心”,就是使此心无不尽。

   故人之本心,其体廓然,亦无限量,惟其梏于形器之私,滞于闻见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尽,人能即事即物穷究其理,至于一日会贯通彻而无所遗焉,则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体,而吾之所以为性与天之所以为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贯之矣。[52]

   “本心廓然之体”的“体”,即是仁体,也是心体,是浑然一体之体,是“全体妙用”“一以贯之”的说法。朱子的“浑然”之说,就是指此而言的。问题在于,如何使本心廓然之体能够全部实现,即“全其本心廓然之体”?朱子提出“即物穷理”的方法,于是显出所谓理学与心学的区别。因为朱子认为,理无内外,性无内外,心虽然具理之全体即仁,但不能说心外无理。“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岂离人物之所受而别有全体哉?观人物之生生无穷,则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见矣。”[53]本心即是天命流行之全体,天人是合一的,但他承认,天命流行之全体是“人物之所同得”,而非人所独得,只是人能得其全,但人也会失之于偏,因此,要“本心昭著”,就要“即物穷理”而除其蔽,这样才能“立大本”。

   陆象山以“立大本”为宗旨,除了“先立乎其大本”,“别无伎俩”。其实,朱子也主张“立大本”,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立大本”,问题在于如何才能“立大本”,这才是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

   故圣门之学,以求仁为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谓圣人言仁,未尝不兼大本而言,则是仁与大本各为一物,以此兼彼而后得而见也。……若圣门所谓心,则天序天秩天命天讨恻隐羞恶是非辞让,莫不该备,而无心外之法。故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则天人性命岂有二理哉![54]

   朱子所说的“大本”,与陆象山所说的“大本”,并无不同。但是,朱子对“尽心知性”的解释,与陆象山不同。在陆象山,尽心便是知性;在朱子,尽心以知性为前提,而知性以“即物穷理”为前提。因此,朱子的“立大本”之学,要在方法上下功夫,却被陆象山斥之为“支离”。陆象山的“立大本”之学,固然简易,却被朱子斥之为“苟简”。但二人的目的则是共同的。

   [1]《朱子语类》卷五。

   [2]《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页。

   [3]《朱子语类》卷九十八。

   [4]《朱子语类》卷九十八。

   [5]《答胡广仲》,《朱子文集》卷四十三。

   [6]《孟子集注》卷十一,《四书章句集注》,第328页。

   [7]《朱子语类》卷五。

   [8]《答潘谦之》,《朱子文集》卷五十五。

   [9]《朱子语类》卷五。

   [10]《朱子语类》卷二十。

   [11]《朱子语类》卷二十。

   [12]《朱子语类》卷五。

   [13]《朱子语类》卷五。

   [14]《朱子语类》卷五。

   [15]《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16]《孟子集注》卷三,《四书章句集注》,第238页。

   [17]《朱子语类》卷五。

   [18]《答胡广仲》,《朱子文集》卷四十二。

   [19]《朱子文集》卷六十七。

   [20]《朱子语类》卷五。

   [21]《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1月版,第113页。

   [22]《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7月版,第366页。

   [23]《二程集》,第274页。

   [24]《二程集》,第184页。

   [25]《四书章句集注》,第28页。

   [26]《四书章句集注》,第237页。朱熹此语,出自《孟子章句集注》而非《中庸章句集注》,故《朱熹哲学十论》此处有“在《孟子集注》中说”。——编者注

   [27]《朱子文集》卷六十七。

   [28]《朱子语类》卷六。

   [29]《论语集注》卷六,《四书章句集注》,第131页。

   [30]《朱子语类》卷九十五。

   [31]《朱子语类》卷五。

   [32]《朱子语类》卷六。

   [33]《朱子语类》卷六。

   [34]《朱子语类》卷六。

   [35]《论语集注》卷一,《四书章句集注》,第48页。

   [36]《孟子集注》卷一,《四书章句集注》,第201页。

   [37]《朱子语类》卷三十一。

   [38]《朱子语类》卷三十一。

   [39]《朱子语类》卷六十一。

   [40]《与吕大临论中书》,《二程集》,第606页。

   [41]《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182页。

   [42]《朱子文集》卷六十七。

   [43]《朱子文集》卷六十七。

   [44]《朱子文集》卷六十七。

   [45]《朱子文集》卷三十二。

   [46]《答张敬夫》,《朱子文集》卷三十一。

   [47]《朱子文集》卷五十。

   [48]《答江元适》,《朱子文集》卷三十八。

   [49]《论语集注》卷七,《四书章句集注》,第149页。

   [50]《论语集注》卷二,《四书章句集注》,第72页。

   [51]《孟子集注》,《四书章句集注》,第331页。

   [52]《尽心上说》,《朱子文集》卷六十七。

   [53]《答张钦夫》,《朱子文集》卷三十。

   [54]《答张钦夫》,《朱子文集》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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