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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中国古代哲学中两种思维方式的比较

——《蒙培元全集》第五卷

更新时间:2022-05-12 13:30:05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如果说乐以为“乐”,那么,悲哀之情就不需要乐吗;如果都需要,那么以“乐”为条件就不是充足的。墨子虽然主张“非乐”,但他并不反对从逻辑上做出解释。从这里可以看出,墨子是从逻辑思维出发考虑问题的,儒家则是从情感需要出发考虑的。这个故事又一次说明,儒墨两家具有不同的思维倾向。

   正是从这种思维方式出发,从墨子开始,就运用认识论的逻辑推理,解决许多问题。比如,人能不能前知?这是先秦时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道家老、庄一般反对“前识”,法家韩非也批判过“前识”,儒家孔子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也不关心这类问题。孟子只是附带地讲到这个问题,但并未予以足够重视。《周易》确实接触到这个问题,但那是预卜吉凶之类,后来的《易传》虽有论述,但是仍没有向逻辑化方面发展。但墨子却运用逻辑思维,肯定了前知或前识。他认为,前知是对未来事物的一种预见,可根据逻辑推理得出正确结论。当时有人认为,过去的事可以知,但未来的事不可知。墨子否定了这种说法。他举例说,比如你的双亲在百里之外遇难,限你一日期限,如能达到,可免双亲于难,否则,不能救双亲之难。现在在你面前有固车良马,又有破车劣马,你将选择哪种?回答当然是固车良马,因为可以提前到达。可见,未来是可知的,并不是不可知。[11] 墨子所举,是日常生活中极平常的例子,但问题不在于例子本身,而在于解决问题的方式。简单的问题,人们在实践中也许知道如何解决,但要是自觉地运用逻辑推理,做出理论总结,却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至于复杂的问题,就更需要逻辑思维。在中国哲学中,墨子就是提倡这种逻辑思维的代表人物,而儒家则不关心这样的问题,而是转向主体体验。

   墨子的这些思想发展到后期墨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自觉地运用了逻辑思维。他们提出“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12]的理论,对于包括从概念、判断到推理的整个过程,都作了表述。“类”指概念而言,“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乎其类,则必困矣”[13]。在运用名辞概念进行语言表达时,必须考虑到它的类属关系,要有类概念的明确规定或界定,特别是概念的外延,否则,将陷入困难,产生混乱。这是科学认识的基本前提。他们提出“以名举实”的理论,分析了达、类、私三种名的关系,即着重于概念的外延,表现了形式化的特点。这同儒家孔子的“正名”并不相同。孔子的“正名”是一种政治伦理实践学说,虽然运用了逻辑术语,却以政治伦理的特殊内涵为依据,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含有社会名分等级关系,还没有上升到一般逻辑学的层次,更没有达到形式化的程度。至于孟子所说的“类”,如“圣人与我同类者”[14]之类,虽说是逻辑上类概念的运用,但他是就“人之异于禽兽者”而言,说明人之所以为人之性。而他所说的人性,则是从内在的心理情感出发的,不完全是从逻辑的类概念出发的。由于儒家强调的是概念内涵而不是外延,因此,没有达到形式化的程度,墨家强调的是概念的外延而不是内涵,因而达到了形式化的程度。

   墨家所说的“故”,是指条件、原因,即“所以然之故”。这也是历史上一切科学认识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从思维方式讲,要完成一个逻辑推理,必须具备前提条件,并且要经验事实作证明。《墨经》提出大故、小故等学说,就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儒家孟子也提出“故”的概念,他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15] 他也顺便讨论到天地万物的所以然之故,如“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月至,可坐而致也。”[16] 但他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主要地仍然是为了说明人性,而人性的所以然之故,不是别的,就是情和才,也就是心理情感和素质、潜能。“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17] 他之提出天地万物之故,也是举例以说明人性的,他并没有就“故”这个逻辑概念进行论述。后来的儒家也讲“所以然之故”,特别是理学家讲得最多,但最后推到形而上的性本体,同墨家所说的不是一回事。

   墨家所说的“理”,则是指一般规律、原理而言。我们认为,理具有客观性和普遍适用性,是应该共同遵守的。这也是思维的规律。承认客观规律,这是一切科学认识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建立逻辑理论的基础。所谓“以理长”,就是说,人的认识必须建立在承认“理”即客观规律的前提之上。这是理智论、逻辑论的说法,不是形而上学的说法,因而具有科学精神。儒家也讲“理”,除荀子讲到“物理”如第二章第二节所说之外,主流派则是讲“性理”和“人伦物理”。孟子所说的“理义”就是讲内在的道德理性,这又是建立在情感体验和道德评价之上的,正因为如此,对于“理义”或“义理”的认识,也就变成内在体验式的自我认识。

   儒墨两家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思维方式,即体验性意向思维与认知型逻辑思维,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条件下同时并存,各有特色,前者具有工具性而后者带有目的性,它们体现了文化多元化的特点,也是学术繁荣的表现。如果各自发展下去,很可能在中国哲学中同时存在科学、逻辑主义和人本主义两种传统。但是,秦汉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儒家为代表的体验型思维终于成为中国哲学的传统思维,居于支配地位,而墨家所代表的逻辑思维却没有得到发展,并且趋于消亡。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是一个需要专门探讨的问题,我们只是指出这个事实,说明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出现过以墨家为代表的认知型思维,这同西方传统的逻辑认知思维很接近,可以说属于同一类型,而同儒、道为代表的主体体验型思维有很大区别。这个事实还说明,在中国哲学与文化史上,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固定的思维方式,而是在不同思维方式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经过自我选择,才形成如同我们所说的主体思维。这当然与整个社会文化背景有关,不是哪一个原因能够说明的。但是,通过这样的比较,有助于理解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形成、发展的具体情况及其特点。

  

  

* 原载台湾《孔孟月刊》第29卷第8期,1991年4月号,第9?13页。

   [1]《论语·里仁篇》。

   [2]《论语·述而篇》。

   [3]《论语·雍也篇》。

   [4]《论语·颜渊篇》。

   [5]《论语·子路篇》。

   [6]《孟子·尽心上》。

   [7]《墨子·贵义》。

   [8]《墨子·非命上》。

   [9]《墨子·明鬼下》。

   [10]《墨子·兼爱中》。

   [11] 见《墨子·鲁问》。

   [12]《墨经·大取》。

   [13]《墨经·大取》。

   [14]《孟子·告子上》。

   [15]《孟子·离娄下》。

   [16]《孟子·离娄下》。

   [17]《孟子·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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